在2009级研究生入学典礼上的讲话
（2009年9月4日）

　　同学们，老师们，你们好！
　　
　　今天我很高兴看到有这么多有志于学术研究的青年学子，你们选择了学术，选择了复旦，选择了你们所尊敬的导师。你们将在复旦与这些导师们朝夕相处，共同钻研。因此，我今天借此机会来谈谈师承关系的两个故事。
　　
　　记得3年前我去国务院学位办工作，因为国内学界有不少的师生矛盾很激烈，甚至告到国务院学位办。我作为主任，为了工作，又重读了Robert Kanigel写的《师从天才》一书。我被其中关于导师与学生的共同奋斗，共享快乐的生活，相互间的怨恨及其化解，……，的生动描写所吸引。书中讲的是现代药理学的创始人Bernard B. Brodie及其传人（人称其为一个“科学王朝”）的丰功伟绩，以及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
　　
　　Brodie人称“药物代谢之父”。Brodie和他的助手Julius Axelrod长达十年之久的合作关系因微粒体酶的发现权之争而破裂。1967年Brodie获得了被认为是诺贝尔生物医学奖预备奖的Lasker奖，而他的助手Julius Axelrod却在1970年获得了的诺贝尔奖。虽然，几乎所有人都认为Brodie应该和Axelrod合得该项诺贝尔奖，但却没有。有人评论Brodie未能合得该诺贝尔奖的原因是“他在这个领域太有名，太活跃，太咄咄逼人，主导了这一领域，确实有一些敌人。”人们都说Brodie很伟大，但也太独裁。
　　
　　有意思的是Axelrod的博士后Solomon Snyder （与其学生Candace Pert）又因发现了鸦片受体而得到了Lasker奖，但Pert（文章的第一作者）却未能获奖，只有Snyder得了。因此，Snyder和Pert就闹翻了。Solomon Snyder的H指数为全世界最高，许多人认为他早该得诺贝尔奖，但他至今未得。人们说：“只要沾上一点丑闻，那么他肯定得不了诺贝尔奖。”
　　
　　尽管Pert因未能与导师Snyder共享Lasker奖而产生纠纷，并说：“是我阻止了Snyder获诺贝尔奖。”然而，她在回忆时仍认为和Snyder工作的那段时间是激动人心的。据此，R. Kanigel不无感叹地写道：“我为了收集有关资料在采访科学家时，总是碰到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只要我一提到对方导师的名字，对方马上就会停止面无表情地背诵过去的情况，其声音或变得柔和，或语速加快，或因愤怒而提高，总之是充满感情。我发现导师不是好的就是坏的，极少有中性的。”当师生关系结束后，“双方常会怀有强烈的感情:仰慕和藐视，欣赏和怨恨，悲伤、愤怒、痛苦及宽慰——正如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结束后一样。”
　　
　　上面的这个故事中人物，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是极其优秀的科学家，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的科学贡献均是令世人瞩目的。我觉得，在取得成果时，或许在他们的心中都夸大了自己的贡献，从而争吵不休，最终是两败俱伤。几乎所有的同行都认为，如果Brodie与Axelrod继续合作，他们一定会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如果Snyder与其学生Pert不破裂，他们也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绩，或许早已获得了诺贝尔奖。
　　
　　说完了Brodie科学王朝的有些伤感的故事，我们转向另一个感人的故事。200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Wolfgan Ketterle，他和他的导师David Pritchard都是宗师I. Rabi （1944年诺贝尔奖得主）的传人。这个科学王朝迄今已诞生了6位诺贝尔奖（物理）得主。这得益于这个王朝的学术传统。Ketterle于1990年起跟着MIT物理教授Pritchard做博士后研究。三年后，Ketterle得到了其他研究机构的工作位置，要离开MIT。然而，如果Ketterle离开Pritchard，那么他将不得不退出他在其中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有关Bose—Einstein Condensation（BEC）的研究工作。Ketterle是一个极其出色的物理学家。Pritchard明知BEC研究是一个极重要又有前途的研究领域，他本人也为之奋斗了多年，他十分爱才，为了使Ketterle能留在MIT继续从事BEC研究工作，他按照美国大学的惯例（在同一个系里不能有完全相同的研究领域的两个教授），作出了一个无私的决定：让Ketterle接手原本是他自己的BEC研究实验室的工作，而自己则选择了改变研究方向。7年后，2001年，Ketterle因BEC的工作而获得了诺贝尔奖。
　　
　　参加了诺贝尔颁奖典礼后，Ketterle将自己的诺贝尔金质奖章复制了一份，然后到Pritchard的办公室，请他辨认哪一块是真的。Pritchard一眼就挑出了真正的金牌。这时，激动人心的事发生了，Ketterle告诉Pritchard：“这一块是您的，您才是配得上它的人。”并把真的金牌留给了Pritchard。
　　
　　Ketterle获奖后不久，MIT邀请校董和著名校友参加Ketterle的诺贝尔奖学术报告会。报告之前，Pritchard问道：各位谁想看一看哪块真的诺贝尔奖牌？说着就从口袋中掏出那块金牌让大家一一传看，并且笑着说：“看完后要还给我，我还要带它回家。”
　　
　　我们或许可以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Rabi的“科学王朝”可以诞生6位诺贝尔奖得主！与Brodie的王朝相比，可谓是“冰火两重天”！
　　
　　我要请大家原谅的是，由于我的知识背景，我的两个故事都是自然科学学科的。然而，我相信对人文、社会科学也会有参考价值。
　　
　　其实，上面的例子在本质上是反映了一个学风道德问题。它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高尚的学风道德，什么才是值得称道的师生关系。当今世界，“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学术界的浮躁之风相当盛行，抄袭、造假、剽窃……在高校时有发生，严重败坏了学生、学校、学者的名声。我们一定要杜绝这样的事情的发生，对发生了的，我们将毫不手软地加以严惩。我希望，我们研究生和导师一起来捍卫学术的高尚性和纯洁性。
　　
　　上面的例子也告诉我们：师承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他可以培养年轻科学家对好的问题及关键课题的感觉，传承研究风格，以及教导自己未来学生的方式，以致可以代代相传（其中有好的，也有坏的）。Harriet Zuckerman在分析了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情况后总结道：“徒弟从师傅那里获得的东西中，最重要的是‘思维风格’，而不是知识或技能。”中国也有一句古话——名师出高徒。因此，导师对你们日后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是十分重要的。复旦大学对所有新上岗的研究生导师进行了岗前培训，希望他们真正做到爱护学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同时，我们也要求研究生尊重导师，努力学习和研究。师生关系要靠导师和学生一起来营造和维护。一个和谐的师生关系，可以使大家身心愉快，工作才会有效，才更能出成果。
　　
　　研究生同学们，你们是我就任校长后迎来的第一批研究生，你们和我肩负着同样重大的历史责任。年初，我在我的就职典礼上引用了MIT第九任校长Karl Taylor Compton的座右铭：“当你离开每一块营地时，它都应该比你初到时更加美丽。”我现在也想把这句话送给你们。
　　
　　我想说：复旦欢迎你们！相信复旦因为有了你们，未来一定会更加辉煌而美丽！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