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论真性情，远看春秋魏晋文人多有真性情流露，近看民国文人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俗话说：“乱世出英雄”，清末民国时期虽国运维艰，但却名士辈出，从政客，商贾，学者等等不一而足，其言行自成一格，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记得以前看过一本有关熊十力传记的小册子—《天地间一个读书人—熊十力传》，对其印象很深，觉得熊十力算得上一个有真性情的人。

熊十力（1885-1968），湖北黄冈人也，家世清贫，几无立锥之地。即幼年，父母双亡，跟随长兄耕读度日，游学乡间。期间结交了很多黄冈的仁人志士，受到了维新思想的影响，萌发了推翻满清的想法。即弱冠之年，入武昌新军为一小卒，白天演操练武，晚上读书看报，同时参加了同盟会在湖北的分会-日知会，成为颇为活跃的骨干分子。辛亥革命以后，他深感“革政不如革心”，毅然弃政向学。他认为中国之乱，不仅在于军阀混战，割据自立，其根由在于传统道德价值的失序。他以重建民族精神，重塑民族道德为己任，走上了寻找失去精神家园的哲学之路。1918年，他将沉潜经年的著述《心书》寄给蔡元培，得到蔡的赏识并为之作序，盛赞其批评流俗，挽救世道人心的努力。起初熊十力从儒学开始研究哲学，对佛学不甚了了，先在梁漱溟的引导下开始师从欧阳大师钻研佛学，两年后又在梁的引见下被蔡元培聘来北大任教。在北京大学教书期间，他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陆续出版了《新唯识论》和语录体的《尊闻录》，历经十年于当代佛学大家的相互辩驳，问责和相互借鉴，终于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熊十力的哲学既不是儒家，也不是佛家，而是独自思考后形成的一家之言，受到了蔡元培和马一浮等人的高度褒扬和肯定。解放后，他的学说已经逐渐边缘化，既无人时相过从，也后继无人。但他依然奋笔耕耘，写下了《论六经》，《原儒》，《体用论》，《乾坤衍》，《存斋随笔》。文革开始后，他深感独木难支，逐绝食以求速死，于1968年5月23日上午9时与世长辞，终年84岁。

    熊先生对于中国学人提出过很多批评和劝勉之语，即使现在读来，任然切中要害，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比如他提到“中国学人有个不良的习惯，对于学术，根本没有抉择一己所愿学的东西，故而无有不顾天不顾地而埋头苦干的精神，也无有甘受世间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的乐趣，如此，而欲于学术有所创辟，尤难于挟泰山而超北海也。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是个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之业，遇事无从深入，徒养成浮动性。二是大家共趋一途，则其余千途万辙皆废，无人过问。”

    熊先生具有特立独行的风骨和节操，从几件事情可窥见一斑。熊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创办哲学研究所。1946年蒋介石两次派人送去数百万经费办哲学研究所，都被熊婉言谢绝了。正如他信中所言及的担忧：“章太炎一代高名，及受资讲学，而士林唾弃。如今士林，知识气节两不败者几无，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举世趋此，而其族有不奴者乎？当局如为国家培元气，最好任我自安其素”。从中可以看出，熊十力为了保持气节操守，坚持独立人格，宁可不办，也不拿当局这笔钱，是不愿意沾染官方习气，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对于学术思想的研究，熊先生也多有建议，可惜已不被政府重视了。如他提到：“对于学术思想，政府可以提倡一种主流，而不可阻遏学术自由研究、独立创造之风气。否则学术思想锢蔽，而政治社会制度何由发展日新？熊先生希望兴民间学校之教，反对思想禁锢，提倡学术自由研究，独立创造的风气。”于今看来，这也是振聋发聩的声音，当今学界呼吁创新日久，钱学森之问声犹在耳，先生言论，于今犹有借鉴之功也。

    熊先生对中国文化即抱有积极的态度。建国后他对自然辩证法和中国传统的《易》经也多有比较论述。他认为《易》于新学说（辨证法）确有不同处。新义（辨证法）根底是斗争，《易》道虽不废斗争，但斗争是不得已而用之。要以仁义为经常之道。他指出“今之所急，莫如立国立人精神。强调中华立国五千年，自有高深悠久之文化，中国人之作人与立国的特殊精神正是我们的立国之道。”

    熊十力一生贯穿晚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他一生从未接触过正规化的教育，完全依靠自学和天赋成为中国最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他一生求真，忌俗，甘于清贫，乐于学问，体现了知识分子所应该具有的“士”的责任和担当，足以为当代知识分子所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