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思想产品供给能满足社会需求吗？

——基于人文社科投入-产出的一点思考

李侠  霍佳鑫

据盘古智库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人均GDP为72371元（按照1美元=6.5元人民币的汇率计算，人均GDP达到11134美元）。如果再细分一下，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超过全国平均值的省份有10个，人均GDP超过60000元的省份有14个，人均GDP最低的甘肃省为34059元（折合为5240美元）。按世界银行公布的最新分类标准（2018），人均国民收入在3896～1205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由此可以说，中国已经整体上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这是一个伟大的发展里程碑。

根据已有研究显示，一旦一个国家/经济体的收入跃升到一个新阶段后，人们的生存状况、需求结构与心理偏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大体而言，在低收入阶段，人们以物质性生存为第一选择；一旦生存境况发生跃迁，人们的生存方式将发生显著变化，即从单一的物质偏好开始向多元化需求与偏好转移，此时精神性生存开始成为公众的一种显性偏好，而这种偏好的转变，反过来又会促进当下的生产模式的转变与升级，从而形成一种正反馈效果。因此，在整个社会发展处于转变的临界点时，这里有两种情况需要格外警惕：其一，如果生存境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而生存方式与偏好却维持不变；其二，如果生存境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生存方式与偏好随之发生转变（进步与退化）：要么与生存境况保持同向进步，要么与生存境况相反，观念与偏好层面退回到保守与退化状态。这里暂且不讨论生存状况恶化以及随之带来的文化变化。

我们关心的问题是，当中国的整体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那么支撑生存方式与偏好转变的文化供给充足吗？换言之，如果精神性消费的供给长期严重不足，那么，就会出现时代进步了，而人们的观念与偏好却仍然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的情况，如果这种状况长期得不到扭转的话，这种生存方式会反过来侵蚀社会进步的认知共识，形成拖后腿的局面。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身子已经进入了现代，而观念还停留在中世纪的情况。世界上这类文化拖后腿的国家很多，虽然表面看似繁荣，但其长远发展前景并不被人们看好，究其原因就在于那里的社会发展程度与公众认知方式和偏好严重不匹配，它的精神供给不足以支撑这种发展趋势。因此，一个国家必须时刻努力修补两者之间出现的认知鸿沟，否则发展是充满不确定性的，精神产品供给的贫乏才是真正的贫穷，整个社会也因此无法实现文明程度的跃升与认知的进步。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1953-）曾明确指出：我们确信，世界将被逐渐分为高想象力水平的国家与低想象力水平的国家。只有高想象力水平的国家才能在未来全球竞争中获胜，并以其创造力推动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为了简化论述，我们把随时代变迁而来的用于满足人类精神性需求的标的物以人文社科知识来代表，如此一来，问题就简化为时代发展了，精神产品的供给是否也随之发展了？这里的发展包含两层含义：精神产品数量的增加和产品质量的提升（以产出经典为代表）。在大科学时代，任何知识产品的生产都是需要投入资源要素的，如人、财、物以及时间等，在这些要素具备的前提下，再辅以合适的社会环境与生产机制，就可以为这个社会提供所需的精神性产品了。基于这种生产链条的结构，我们来检视一下中国的精神产品的产出是否能够满足全社会的精神需求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精神产品生产的主要资金投入渠道是国家社科基金，为此，我们不妨看看在过去六年间（2013—2018）中国用于精神产品的投入情况，见图1：

图1:2013-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投入情况（根据相关资料整理）

从图1可以清晰地看到过去六年间我国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投入变化，从2013年起投入有了快速增长，到2018年全国社科基金投入总量达到 24.35亿元，这就是中国人文社科知识生产的主要资金来源（各省市及部委也有少量人文社科投入）；全国按照14亿人计算，平均下来用于每人文化产品生产的投入也就1.74元/人，这就是我们当下为全国人民的精神需求所投入的资金。即便把其他投入的规模等同于社科基金的规模，加起来后总量也就人均3.5元/人。即便如此，国家社科基金也是目前投入质量最高的基金，其他基金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之所以认定其质量最高，是因为它是完全竞争性的，而且竞争强度非常高，近年来这种趋势越发明显。以社科基金中的重点项目为例，具体变化见图2：

图2:2013-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标比例变化（根据相关数据整理）

通过重点项目近6年中标率的变化可以看出，竞争愈发激烈，中标率从2013年的23.76%到2018年的14.43 %，中标率下降接近10个百分点。重点项目通常被认为是研究意义重大，并有可能取得重要成果的项目，面上一般项目的竞争激烈程度与此大体趋同。现在，我们想知道这些投入产出了多少成果呢？下面我们以论文产出为例（满足人类精神生活的产品是多元的，如诗歌、艺术、音乐、电影等等，本文仅以论文为代表），具体情况见图3：

图3：中国人文社科产出（数据基于维普、知网、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检索平均而来）

从图3的论文产出变化中可以看到两个现象：其一，近六年来论文产出呈现出总体下降的趋势，2013年论文总产出236万篇，到2018年则降为228万篇；其二，六年来CSSCI期刊论文总量基本维持稳定，这与C刊总载文容量比较固定有关。这1423万篇论文可以看做是我国在过去六年间生产出来的人文社科知识总量（尽管其中很多并没有得到任何资助），正是这些研究成果成为满足全国人民精神性需求的重要知识来源之一。由于知识的累积性，以前那些被证明有价值的知识也会加入到这个知识库存中来，同时，这些新近产生的知识由于质量或其他原因也会被公众快速淘汰。如果我们想维持一个高质量的、丰富的人文知识库存，增加它的稳定供给以及提高生产质量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由于公众的精神需求与偏好是多元的，那么我们还需要对精神产品的产出类别做一些粗略分析，以此来检视我们的精神产品供给是否是有效的，如果生产出来的精神产品无人问津，那么就根本无法起到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作用，这就相当于资源投入是无效的，也是资源的浪费，更为严重的是没有能为社会的和谐发展与认知水平的提升贡献力量。

图4：2013-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学科分布情况（根据相关材料整理）

通过对社科基金中重点项目学科分布的分析，可以清晰看出，在23个大类中，立项数大于100项的有8类，通过合并可以发现，排在第一位的是经济类246项（理论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第二位是法学有162项，第三位是意识形态类有155项（马列科社与党史党建），第四位是管理学有150项，第五位是文学类有142项（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第六位是哲学133项。这个排序很有意思，从中不难发现当下我国在精神领域的关注焦点以及国家的偏好。问题是如果国家的偏好与公众的偏好不一致的时候，那个缺口的精神需求该如何满足呢？由此可知，调研、沟通与协商的渠道建设至关重要。另外，精神产品的质量与生产环境的质量密切相关，否则就无法保证生产出来的产品是高质量的，以及是否是公众真正需要的精神产品。这方面我们交的学费太多：总是快速生产也快速被遗忘，有些精神产品产出即淘汰，这种历史教训比比皆是。原本精神产品的供给就不足，还因为其他原因造成浪费，这实在是不应该。我们不妨通过流行歌曲这个小视角看看改革开放四十年，我们有多少精神产品还能被人记起？

图5：改革开放以来40首流行歌曲产地分布（根据华师大新媒体研究所信息整理）

由于评价机构入选标准的差异，导致选择的曲目是存在差异的，为了保持评价的客观，我们再选取一家网络音乐平台（虾米音乐）基于观众点播等数据得到的榜单，总结出过去四十年间最受公众欢迎的流行歌曲榜单作为对比，见图6：

图6：1978年以来41首流行歌曲产地分布（根据虾米音乐信息整理）

暂且不论各家选择标准存在多少差异，听众喜欢是唯一的金标准。从图5和图6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无论从哪个榜单看港台歌曲占公众喜欢歌曲的比例都很高，虾米网站的数据更是达到接近70%的比例，也许这个数据更符合真实的市场偏好。虽然我们不能说听众的审美标准就一定很高，但是能经过这么多年仍然能够被人记起，相信它的质量还是经受住了考验。反之，我们主流媒体这些年推出的很多歌曲根本没有市场，一出来就被人们遗忘，这个现象一定是其表达的内容与听众的真实偏好存在严重偏差，故而被人们抛弃。如果一件作品不能被人们能接受，那么它就没有完成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目的。从这个数据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推论：在一个正常社会中，反映真善美的内容一定会战胜假恶丑的内容，它背后的决定性机制是人们用脚投票的结果。同时，这个侧面也反映出我们文化供给质量一直不高，造成这种局面的背后原因值得反思，对于相关的投入而言也是一种浪费。

科学史的研究早已证明，任何一个地区文化的繁荣都会促进当地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程度的提升，反之亦然。纵观世界五次科学中心转移的背后都是文化繁荣走在前列，否则是断然不会出现这种结果的：意大利科学中心得益于前期的文艺复兴运动；英国科学中心的确立得益于前期的宗教改革运动带来的清教文化，以至于后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直接写出《清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法国科学中心的崛起源于前期的启蒙运动；德国科学中心受益于洪堡的大学改革；美国科学中心则完全是建基于实用主义观念的深入人心。这些事例充分证明了精神文化的生产力功能，要改变社会先从改变人的观念开始。

图7：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区域分布状况（根据相关数据整理）

基于上述思路，我们想验证一下区域精神文化丰富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理论上说，区域精神文化总量=区域文化库存（历史积累）+区域文化生产量。为了简化论证，我们假定区域文化库存总量各地趋同（这是从可获得意义上说的，实际上还是有差异的，如地方特色文化等），那么，区域精神文化丰富程度的比较就变为区域文化生产量之间的比较了，而所在区域的文化生产量由两个主要因素决定，即人才和基金，基于这种考虑，在本文中以全国各区域所获得的国家社科基金立项数为标志。图7就是2018年全国社会基金立项数的区域分布状况，从中可以看出，立项超过200项的省份有7个，处于100-200项之间的省份有9个，那么这个分布能否印证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个假设，即精神文化丰富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会比较好，反之亦然。为此，我们用社科基金立项数与31个省份的经济总量（GDP）之间的关系进行简单回归分析得到如下结论：

两者之间的相关性为0.55，属于弱正相关，表明文化丰富程度与当地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正相关性，但是相关强度不是十分强。考虑到样本中北京在中国区域结构中的特殊性：它获得立项达到558项，比中西部11省立项之和还多，而其经济总量在区域排名中仅位列第12名，这个样本数据太特殊，属于异常数据，影响整体回归分析结果。为此，我们把北京除外再做一次回归分析，得到结果如下：

果然如预期的那样，把北京样本去掉后，两者之间的相关性系数达到0.81，属于强正相关。这也再次印证我们上面的假设：区域精神文化丰富程度直接影响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道理很简单，区域精神文化的丰富程度影响当地公众的认知水平，而个体的认知水平决定其行为选择方式，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哲学家波普尔的论断：客观知识的世界（世界3）越丰富的地方，人们的创新能力也越强，那里的社会发展也更有后劲。

基于上述明确结论，我们给出三点政策建议。首先，亟需加大人文社科的投入，加快优质精神文化产品的供给，以此满足14亿人民的精神需求。要使社会转型成功，人们头脑中的观念转型必须先行，否则任何社会进步都会被陈旧的观念拉回到原点。其次，从制度层面加快人文社科人才的培养。毕竟任何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最终都是需要人来完成的，没有合适的人才，投再多的钱也是缘木求鱼。第三，培育宽松自由的文化生产环境，改变单一落后的文化产品评价体系。只有如此，文化产品的生产才能契合真实的社会偏好与期待，否则就是制造精神垃圾。这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从事优质精神文化产品生产的普遍规律，遍观人类思想发展史，概莫能外。

（李侠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教授，霍佳鑫为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博士生；本研究得到国家社科基金“基于心理内容表征路径的信念修正模式研究”〔编号18BZX037〕资助）

责任编辑：尚国敏

【博主跋】这几年与学生们收集与整理了很多数据，过程枯燥、乏味、颇费心力，原本想写点大文章，可能由于年龄的原因吧，也渐渐失去了兴趣，更喜欢一些随性的写作。这篇文章发在《民主与科学》2020（6），与尚老师合作愉快，是为记！

说明：文中图片来自网络，没有任何商业目的，仅供欣赏，特此致谢！

2021-2-27晨于南方临屏涂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