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北京天气不怎么好，阴霾笼罩在燕园上空，浑浊着修葺中大楼的灰尘，让人依稀感到压抑与绝望。

        快四十年了，中国人还是没能想起他，从百度上搜索他的名字，想知道他现在长眠的地方在哪，以方便日后去拜祭一下，找不到。还好……依稀找到几个网上有心人拜祭他建立的灵堂，循着好奇的心情进去看看，没有留言，没有祭奠，合起来只有几千的访问记录，还比不上而今跳跃在舞台上的一个舞女。

        中国人真的忘记他了。

        以此文感谢我的好友——石晓兰。

 最后的大师——正文：

       他叫叶企孙，培养大师的大师。

       大约三十几年前的这个时候，燕园迎来了北京冬天的一个好天气，他挪着碎碎的步子，着着白色的短裤，再一次战胜了北京的大风——他来到了中关村北大街上，遥望着对面的清华园。他想穿得得体一点，可是他浮肿的双腿已经无法穿上一条完整的裤子，他的腰上系着一根草绳，或许是为了系住裤子，又或许是想带点东西回去，或许他已经没有力气提起一些苹果，但他失去知觉的腰可以帮他做到这些。他的身体已经被折磨成一件老式家具，既有来自上个世纪的光泽，也有木头般僵硬的性质。他没有存款，尽管解放之初他领着比毛主席还高的工资，他已经严重地缺乏营养，尽管在抗战期间他都能将自己领到的牛奶分给他的学生。没有人注意这个艰难地在繁忙大街上挪动的老叟，只有路边卖糖炒栗子的大妈和小伙还偶尔和他打个招呼。

       有些口渴了，他挪到一个水果摊边，向卖水果的老板讨要几个苹果，边走边啃，我可以想象水果渣和汁水咂拉地附在他的下颔和脖子上的样子。遇到几个他熟悉的学生，他便呼住他们，“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这以后，再也没有人见到过他……他终身未婚，没有妻儿，除了他那也已经或被迫害或远离大陆的几近零落的学生，不会有人知道他是谁，就像野草消失在茫茫的草原上一样，除了卖水果的老板和炒栗子的大妈疑问为什么今天没见到那老头儿了？莫不是出什么事了？ 

       他叫叶企孙，清华大学理学院第一任院长，科学家，教育家。

       昨天是个好日子，我国自主研制的天宫一号飞行器和神舟八号飞船成功对接了，赵九章先生泉下有知，会倍感欣慰。前年这个时候，北京很早下起了大雪，钱学森先生就在这样的风雪中安详的走了。去年夏天，钱伟长先生也在深夜的蝉鸣里成了永远，至此，中国学术界“三钱”已经悉数离开我们，在另一个世界看着我们的祖国。柴静小姐在她的微博里说，钱学森先生生前对中国科学界提出的天问，“ 不光指向未来，也是一次拼力的回头一望。 ”

       他望的一定是他的老师——叶企孙先生。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只知道学生而不知道老师，只知道成绩而不知道起因，我们觉得我们的祖国仿佛一夜之间从那个留辫子颂伦理的就时代突然涌现出那么多科学家，短短几十年我们从冷兵器时代跃进了原子能世界，我们却很少去体问是谁为我们栽下了这么阴凉的树荫。我们知道中国学术界有三钱，我们看到神舟会知道人造卫星的奠基人赵九章，我们知道华罗庚被破格选入清华，我们知道两弹之父王淦昌，我们还知道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李政道杨振宁，我们知道东方居里夫人吴健雄，我们甚至常常看到地雷战地道战中一群放下农具的农民竟然能造出烈性火药把敌人的火车炸上天。

       但我们从不知道冥冥之中，是他用自己的双手在为祖国安排着这一切。 

       是他，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候传承着中国的教育，是他，在祖国内忧外患的时候依然培养着一批又一批的学子出国深造——他的学生几乎是新中国各个领域的奠基人：航空，军事，地质，气象……是他托学生从居里夫人手上买来0.5克镭，又是他在日寇占领北平时悄悄将这来之不易的镭转移到西南，还是他，让自己的学生赵忠尧（伟大的核物理先驱）代表中国观摩美国原子弹技术，并在美国隐姓埋名用打工的方式偷偷收集齐之后新中国发展原子弹所必需的基本材料。他独具慧眼为祖国保存了原子弹的火种，让新中国的国防最后震惊世界地燎原。他给李政道的物理试卷打83分，其中实验打25分，理论打48分（满分50分），他告诉李政道：“你实验不行，试验不行的话，理论决不能打满分”。他温润如玉，从不抱怨自己的遭遇，默默的培养着一代又一代新中国的大师，他对自己的学生说：“我的书教得不好，对不住你们，但对得起你们的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比我强”

       他反对自己的学生参与政治，他认为，清华人的使命是为祖国培养一大批能够富国强民的科学家，但是在日寇侵略之时，他首肯了自己的爱徒——熊大缜，去冀中敌后根据地打游击。清华西迁，他留守天津殿后，秘密地把清华的学生和老师安排到南方，又托关系将清华园的重要科学物资送出北平。他曾是清华的“第二号人物”，但他从不为私，他将自己的工资全部付出给科学与救国事业，他用自己的津贴为冀中根据地输送必须的火药和雷管，他辗转西南，请求宋庆龄给予冀中根据地支持，他积极促成国共合作，即使在联大时期，他也常常分享自己的物资，给那些身体虚弱家境赤贫的学子们。

       他为祖国付出得太多，他不仅是自行其力为国效力，他培养的竟然是一个大师的团体，是一个不论在革命抗战时期还是和平解放之后都能全面支撑起祖国复兴事业的中国的脊梁。那些在国家各个事业堪称耀眼新星的大师和巨人，每一个都和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被我们大大地忽略了。

      他和他的学生，都是一样的单纯，一样的炽热地只知道热爱自己的祖国。熊大缜，这个我用搜狗拼音竟然不能凑成一个词组的人，曾为抗战时敌后人民的安全做出卓绝的贡献，然而，政治是复杂的，阴险和充满斗争的，正是这个他最爱的学生，被根据地中仇视知识分子的一些参与党斗的人诬陷成为国民党CC特务，一夜之间将熊大缜和180余名来自科学界的爱国学生悉数逮捕，用尽酷刑捕风捉影企图赶尽杀绝。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尽管中央及时制止了事态扩大，被诬陷为特务首领的熊大缜依然被秘密处死——他死前唯一的请求是，请不要用我们清华学生制造的子弹处死我——于是他被活活用石头砸死。

       于是，这件事情最后被落下了口风。

       1966年，离大缜的死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叶先生也早已被迫从清华调入北大十余年了，他卸去了望日在清华的全部职务，被淡忘在北大的边缘。他没有怨言，一如他既往的温和，他只关心自己的学生，还有祖国的科学事业，但他不知道，二十多年前的那桩秘密地黑手正伸向他。

       他被红卫兵逮住了，理由是国民党特务。

       他遭受了非人的待遇，他平生见到过军警欺辱百姓，日寇残杀人民，这一切都让他内心无比沉痛。但这一次，竟然是他被自己的学生殴打……他的双耳已经听不到声音，他的心在流血。这个社会已经病了，而且病入膏肓，他已经被社会遗忘，再次被社会想起的时候，他竟然成了人民的敌人！他被折磨了许多年，在那段日子里，他坚毅地活着，尽管他已经难以承受——他已经精神错乱，幻听缠绕着他的晚年，他常常听到子虚乌有的电台在对他进行批判。他被污蔑为政治犯，不断的被红卫兵纠缠，又被警察逮捕质问。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被释放出来，软禁他的北大依然视之为洪水猛兽，人们不敢接近。他渐渐恢复一些神智，他在中关村大街上看到钱三强迎上来关怀老师了，他马上就说：“你赶快离开我，赶快躲开，以后你见到我，再也不要理我了，躲我远远的”

       用凄凉无法形容他的晚年，他为祖国付出了一切，除了怨言，但社会对待他却连犯人都不如，他时刻把国家和人民装在心里，但社会对他却选择了遗忘。1976年，他的清华同仁挚友陈岱孙、吴有训、钱临照、王竹溪、钱伟长登门造访，给了他生前最温暖的一天。那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到他们的恩师。

       他的学生赵九章的死给了他最后的一击，他是一个巨人，但他也是一个老人，他不明白社会为什么会这样，但他也知道他无需明白。从他选择科学救国的这一天起，他就已经完成了他的目标，他为祖国物色和培养了一大批国家的科学栋梁，他也完成了祖国从积贫积弱一个世纪以来的科学接力。他的夙愿已经完成了，对他来说，祖国怎么对待他已经不重要了。

        他的心在祖国，他的灵魂在清华，赵九章死后，他的身体健康急剧恶化。但他拒绝了所有的治疗，他发病昏迷，没有医院为他治疗——他被冷落在医院的走廊上足足一个下午，直到他的亲人托关系将他送入病房。他临死之前没有妻儿，没有牵挂，他只在昏迷醒来的那一小会颤抖着念叨着：“回清华……”

        1977年1月13日，也许是在凌晨，又也许是在深夜，又或许是在白天的某个时候，他终于发现自己腾空而起，漂浮在无人过问的病房中，他看到了自己安详的躯体，他知道自己的时候到了。在听不到声音的深邃之中，他终于摆脱了老迈的躯体，缓缓向远方的清华园深处飘去……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刊登了一则讣告：1月13日，北京大学叶企孙教授逝世，科学家，教育家。

        他就这么被遗忘了，生前没有人探望，身后没有消息见报。当我恢复下难以平静的心情像周围的一些人说到叶企孙这个名字时，没有人给予太多的反应：“他是谁，科学家吗?”

        今天，叶先生的像静静地伫立在清华园里，他的眼神依然如炬般看着清华园里流过的岁月，或许他会随着某个来上课的学子随入课堂，静静地看着学子听课做笔记的样子。但是，来往匆匆的人群啊，熙熙攘攘的世界啊，你们已经不会有人记得他，为他深深鞠上一躬了……

        后记：中华民族不是忘恩负义的民族，但一个怎样的社会，却可以教导一代人面对道德两难时做出选择，我们的社会是鼓励我们铭记，还是鼓励我们遗忘，全在于我们一个个个体自身的价值与选择。大家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社会就形成了他的道德转变。正如同三十年前我们的社会选择了遗忘，而今天又有一些人零零点点将他忆起，已经是一种社会的进步。又如同我们的社会是鼓励我们互助，还是鼓励我们冷漠，就形成了我们今天争议不断的”摔倒老太“的道德两难。

        但是，一个遗忘的民族，一个冷漠的民族，真的有存在下去的价值吗？一个只着眼自身利益，却数典忘祖掘开自家坟墓的民族，真的有值得去爱戴的价值吗？当最近我无数次看到新闻中关于社会冷漠的话题时，我不断拷问自己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留给了时代，也留给了现在还活在这个世界上，来来往往的中国人。我是一个北大的学生，但感动我的却是清华的故事，但无论这个社会怎么发展，这样的问题，永远不只是清华人和北大人的问题，也不只是一代年轻人的问题，而是一个值得拷问祖国千年，拷问社会万代的哲学问题，如果我们选择忘记，选择冷漠，那么，下一个被遗忘的，就是我们自己。秦人无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则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在此感谢石晓兰，于我23岁生日时赠我《最后的大师》一书，让我从遗忘的队列复而转入铭记的队列，此文名字与邢老师该书名字重合，乃有意为之，希望能注意到我这篇文章的人，也注意到这本书，去了解那些隐藏在社会熙攘的背后，那些还能让我们感到欣慰的前辈的故事。他们让我们的民族有了存在的价值，而现在的我们是否应该继续存在下去，则全在你我的选择之间了。

                                                                                                                                           北京大学——李程远

                                                                                                                                           2011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