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

       2016年的最后一天，悉尼的傍晚开始布满乌云，我像往常一样在西莱德南边的大草坪上完成最后一次中长跑，手机里播放的是去年清华大学的毕业歌《起点》，

转眼间，就要告别昨天，我们何年再相见，

那些，骄傲的奖杯和绩点，都随往事如烟。

       我并不是每天都跑步，之前好几次站在称上都下决定要坚持，然而这个习惯到十一月爷爷去世后，才逐渐养成。

        2016年以岳母的生病开场，这件事让我的妻子晚了两个月才来到澳大利亚，这是她最希望来的国家，阳光明媚空气清新，自然生态原始野蛮，社会氛围充满活力，努力工作的人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生活。黑皮肤黑头发和蓝眼睛的人们相互交融，人们不太熟练地操着在原生英语基础上改良得言简意赅的澳洲英语相互交谈。夜晚来临，一切都变得静悄悄，这里是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大农村，我们来到了土澳。

        我的Sponsor简单地迎接了我的到来，随即我们便制定了年度计划并安排了我的办公室，一切都开始得迅速而悄无声息，Macquarie University天文学系短小精湛，很少招募新的博士后，我来到这里，是第二个Fellow，连同在这里拥有正式教职的教授，我们每月的聚餐从未超过六人。我不再是学生了，没有人给我安排科研任务，学校的人事部门直接给我发工资，我的出访不再找某个教授报销，我还需要担当起组织学术报告的任务。我按照自己的思路开始开展科研，其中不乏拒稿和争论，也见到了学生时代没机会见到的同领域前辈。脱离导师之后，我的独立科研能力不差，以第一作者发表Nature一篇，ApJ一篇、MNRAS一篇、RAA综述一篇，指导学生发表ApJL一篇，科研计划还与另一位比我更资深的首席教授“撞车”。我发展独立科研关系的能力还不行，只真正意义上与国立大学的一位教授有比较深入频繁的交流，参与会议也只是浅谈仄止，更多的是听而不是发表意见。我总共出访四次，西澳柏斯会议一次，意大利塞斯托会议一次，堪培拉国立大学私人访问一次，回中国短期交流一次。

       毕业前心理咨询师对我说，这番离别之后，未来会有更多的起起伏伏等着我。在毕业典礼上，党委书记董老师也告诫道，你们毕业之后，生活会变得非常具体。来到澳洲之后，咨询师和董老师的话开始兑现，凹凸不平的生活开始呈现出它们的形状：岳母的病情千变万化，牵动着妻子和我的神经一刻也不敢放松，所幸手术比较成功，病理结果不算严重，但必须在未来几年内持续观察。一个人出访堪培拉，次日清晨突然腰痛难忍，当机立断放弃了当天对国立大学的访问，被好心的人们紧急送往当地私立医院，这导致了我和那位教授的初次见面竟然是在医院，结果再次有惊无险，然而仅一天的医疗费就接近上万人民币。
       2016年，爷爷颤颤巍巍地走向了人生的山谷，太阳再也无法照醒他了。我两次紧急回家探望，最终还是没能送完最后一程：当我回到他身边时，他的生命体征奇迹般地好转，却在我以为终于能够稍微放心离开之后走向了弥留。我最后一次见到爷爷是10月7日，我的导师邓李才老师向我的学校发了一封长达一个月时间的邀请函，让我能在这段非常时期留在北京访问，既不耽误工作也以防不测。2016年10月7日上午10点，ICU的探望时间结束，我被请出了那道厚厚的铁门，我心里有种强烈的压迫感，我知道我可能再也看不到爷爷了，我又跑到ICU病房后方的窗户张望，希望还能再看看他，但我只能听到护士来来往往的脚步声和仪器的滴滴声。

       爷爷的去世对我是很大的打击，直到他离开之后两个礼拜，我还会在一个人的时候因为难过而哭，而直到最近，我还作梦梦到自己在梦里哭。
       我印象里的关于爷爷去世的梦有许多，其中比较有意义的梦有三个，第一个梦里我回到了小时候爷爷旧屋子里的厕所，那个厕所外面是个商场，商场的另一边是我在北大时的心理咨询室，来用过这个厕所的人都需要在上面登记名字，我回到咨询室里见到心理咨询师，咨询师问我那里有什么？我说那是个好老好旧的厕所，尽管外面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却很少有人用那个厕所。咨询师又问我，那你是第几个来那个厕所的人呢？我努力回忆挂在厕所里的登记表，然后告诉她说，我之前只有三个人去过那里。

       在第二个梦里，我再次回到了家，第一件事，就是要去给爷爷上坟，我和家人一起来到了爷爷的坟头，我很熟悉去爷爷坟上的那条路，因为爷爷和奶奶葬在了一起，而之前我每年回家都会去看奶奶。我来到了那里，匍匐在爷爷和奶奶面前，却不敢去看墓碑，仿佛一旦确认了爷爷的照片在墓碑上，他就真的进去了。我死死地盯着安放骨灰盒的那方小窖，突然发现爷爷的那边还没有封上，里头堆满了糯米，我连忙用手去扒那方糯米，我一边哭一边扒，一边大声喊着：爸爸姑姑，你们看，爷爷还在，还活着，他就在里面，我可以把他拉回来！

        第三个梦发生在我某天的午睡中，我回到了爷爷现在的家，奶奶去世后爷爷和新的老伴相依为命，旧的屋子因为城市发展已经拆除了，爷爷和她搬到了新的屋子里。我的奶奶在我九岁那年走了，新的娭毑陪爷爷过了十九年，时间上早已经磨平了小孩子的我的隔阂。当我看到娭毑时，我知道我回来了，我四处寻找墙上爷爷的遗像，想确认梦里关于他去世的模糊记忆是不是真的，却发现爷爷从房里走了出来：那个我还挂着鼻涕时照顾过我的爷爷，背还能挺直眼珠子还没有那层让人心疼的白内障的爷爷，我看到他了。
        接下来，我们之间的对话，彻底震动了我的心：
        “爷爷，你不是……死了吗？”
        “是的，我死掉了。”

        这三个梦，清晰地记录了当我知道爷爷去世后，内心深处从怀疑到接受这个事实的过程。在北大三年的心理治疗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一个人而言，知道了和接受了，是彻底不同的两件事。许多事情，在它发生的那一刻我们就知道了，却需要我们花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的时间去接受，这其中往往包含着巨大的悲伤、不舍、甚至憎恨，绝望。有的人无法接受，选择让痛苦困扰一生，只为重复过去没有完成的愿望，无可奈何地制造出似乎还能挽回的错觉。有的人历经挣扎，在泪水与汗水里浴火重生，在命运压迫的卑怯中撑出新的力量。
        11月，我受邀给北大物理学院的新生们讲座，分享人生经历，我以”失控”为主题，告诉那些孩子们现实可能会以十倍沉重的分量压倒人们的生活，你们看到的别人的奇迹和困难，在数以亿计形形色色的人生中，都一定会发生。压倒人们的，永远不会是有形的挫折和灾难，而是我们渴望控制一切的执着。当我说这番话时，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它夹杂着呼吸驱动着血管在我的身体里脉动，我听到维持着爷爷生命体征的仪器一声声地倒数着，听到过去生活中的哭声笑声，熟悉而远去的叫唤声，它们不断构成我的生活，在我的生命中书写着。

       当爷爷告诉我”他死掉了”，我并没有从梦中惊醒，我坚持着听完了爷爷接下来的话，爷爷说，他生命的最后几年，看不清，听不到，也记不起来身边的人，生活得很艰难，现在，不用再为他担心了，也不要责怪自己了，他很轻松，他终于能看见了。

       当我跑在悉尼湾边的沙滩上时，爷爷最后的这句话不断回响在我心里，那可能并非是真正的爷爷托梦，而是我内心在借由他的离开在学习，在教导自己理解这一切和它背后的意义。看见，看见，”看”和”见”是不一样的，正如”知道”和”接受”不一样，”明”和”亮”不一样。光照到了眼里，称之为”明”，照到了心里，才成为”亮”。爷爷看见了，我还没有，从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光，我就在看这个世界，然而，我却未必真正将它们见到我的心里，我看到人人有生老病死，有悲欢离合，我看到童年时的我懵懂无知，少年时的我年少轻狂，青年时的我意气风发，我看到这其中有的是好的，我要，有的是不好的，我不要，但我并没有从中认识到它们为什么发生，它们为什么存在，我在内心还是那个哭哭啼啼着要爷爷留下不要爷爷离开的孩子。我生活中的一切要与不要，我要成为科学家，我不要文章被拒稿，我要获得更多的荣誉和名声，我不要在众人中被忽视，我趋避着的这一切蒙蔽了我的双眼，牵动着我的神经让我焦虑，它并没有让我从幼儿时的自己成长起来。

        我不禁想起了咨询师曾经问过我的问题，你觉得人死掉了之后，会怎么样呢？我经历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沉默，给出了一个含糊不清的答案。我在海湾边越跑越快，我真的不知道，但我知道，它是有意义的，死亡是有力量的，生命的失去不等于结束，他还会以另一种方式影响未来，我不能让爷爷白死！
       

        我的母校——北京大学曾经有一部宣传片，宣传片的最后呈现了三个词: light, bright, enlighten，在三个词呈现的间隙，有一轮红日沿着博雅塔冉冉升起，我仿佛看到阳光下的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都在无穷的自然规律中忙碌着，包括正在奔跑中的我自己。

        我希望终有一天，我能知道在第一个梦里，之前来过的那三个人是谁。

        我希望终有一天，我能看见这个世界。

李程远：记于2016年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