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了国人正常的生活节奏，幸好有英明果断的决策、齐心协力的奋斗，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战疫”胜券在握！宅在家里的这段时间，我对古人如何应对瘟疫或者说大范围流行病产生了浓厚兴趣，特意重读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韩毅研究员的《瘟疫来了 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一书，获益颇多，在此与大家分享。

韩老师专事医学史、疾病史的相关研究，在学术上极为勤勉，著述颇丰，一直是我敬仰的学术榜样。几年前，韩老师的大作《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80余万字皇皇巨著将宋朝人对瘟疫的认识和防治的特点做了系统梳理，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当今疾病防治和中医药学也有重大现实意义。韩老师是一个有情怀的人，为了更好地向大众传播学术研究的成果，他萌生了将科研成果“科普化”的想法，于是就诞生了这本体量适当、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又不失学术水准的《瘟疫来了 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

政府主导、民众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

历史上无论哪个朝代都会遭遇各种瘟疫，宋朝也不例外。同时，宋朝的瘟疫又有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比如，频繁的战争导致疫病大量增加，大量禁军驻守京城导致开封和临安成为全国疫病高发地区，宋朝对南方的开发和拓边使得瘴疫成为南方地区“最流行”的流行病。

瘟疫的新特点以及疫病造成的大规模人口死亡和社会动荡，对宋朝统治者提出了新要求。宋朝政府将疫灾与旱灾、水灾、畜灾一起提升为国家四大优先防治对象，将疫病救治作为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的重要标志，在“天人感性”思想影响下，将疫病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来看待。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宋朝逐步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民众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改变了宋朝以前应对疫病主要以社会力量为主的局面。

这个新的防治体系是如何运行的呢？具体来说，中央政府层面的主要举措包括建立医学机构、编撰医学方书、派遣医学人员诊治、免费发放药物等。地方政府主要负责疫情的发现、奏报、调查和初步治疗等。乡绅、医家、僧道等在内的社会民众力量主要辐射官府力量难以到达的乡村地区，通过施舍粥食、发放药物、收留病人、掩埋尸体和祭祀亡灵等措施发挥作用。当然，地方政府和社会民众的作用都是受到中央政府严厉管控的，有赏有罚，严防宗教化和农民起义。该书认为，这套体系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在中国传染病防治史上具有积极作用。

苏轼的抗疫成绩

虽然说宋朝中央政府在疫病防治体系中发挥核心领导的作用，但地方政府和官员的作用也不能忽视。这些地方官不仅贯彻中央政府的诏令，更是在辖区内身体力行，通过多种形式、发挥抗疫作用。本书介绍了多位地方官的抗疫成绩，包括著名的文学家苏轼（1037-1101）。

苏轼曾在多地为官，元祐四年（1089年）至元祐六年（1091年）任杭州知州。苏轼虽然在杭州的时间不长，但政绩却不俗。他曾疏浚西湖，并修了一条长堤，也就是后来的“苏堤”。

1089年，杭州大旱，饥疫并作。苏轼甫一上任就投入到抗疫斗争中，并采取了多项果断措施。为保证粮食供应，他向朝廷请示，诏免本路上供米三分之一，稳定米价；从朝廷得到上百个度牒（度牒是官方发放的可以出家为僧尼并享受相应待遇的凭证），换成米救济灾民；第二年春天又减价卖出常平仓的米供给杭州民众。为救治病患，他派医生分坊治病，用的中药方剂是“圣散子方”。这不是苏轼第一次使用“圣散子方”，早在元丰三年（1080年）担任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的时候，他就用此方剂治疗当地暴发的瘴疾，据他自己说“所全活者不可胜数。” “圣散子方”被收入了苏轼与沈括合著的《苏沈良方》。苏轼的弟弟苏辙在任监筠州（治今江西高安）盐酒税时，也曾用“圣散子方”治疗当地的疫病患者。

现在我们都知道，要想有效控制传染病，就需要将病患隔离收治。宋朝人也明白这一点，因此积极采取措施隔离病人。熙宁九年（1076年），越州知州赵抃曾建立“病坊”专门收治当时的传染病患。面对1089年的杭州疫情，苏轼认为，杭州是水路交会之处，人口流动大，病患也会比其他地方多。于是他筹措资金2000贯，自己又捐了黄金50两，建立了专门收治病患的“病坊”，还储存了专门的钱粮作为“病坊”的日常开销。这一隔离防病机构继续发展，后来更名为“安乐坊”。崇宁元年（1102年），宋徽宗采纳权知开封府事吴居厚的建议，下诏在诸路建立类似机构，并于次年赐名“安济坊”，规定“以病人轻重而异室处之，以防渐染”，而且厨舍、汤药、饮食也都分别置办。可以说，这是宋朝在隔离救治传染病人方面的重大成就，与今天的“方舱医院”有异曲同工之能。

从“信巫不信医”到“有病视医”

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似乎都比较给力，那么普通民众对疫病的认识和反应如何呢？据韩老师研究发现，宋朝普通老百姓对瘟疫充满了强烈的恐惧感，对疫病的认识既是多元的，也是发展变化的，但总体上看是比较落后的。

宋朝的地方巫术势力比较强大，大部分老百姓又比较迷信，导致当时社会上广泛存在着“信巫不信医”或“氓疾不治，谒巫代医”的现象。尤其是在西部地区的益州路、梓州路、夔州路、利州路，这种现象比较严重。即便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江南东路、江南西路、淮南东路、淮南西路、两浙路和福建路，也存在着这类现象。不仅如此，还有一些民众将疫病产生的原因归咎于鬼神作祟。这些错误认识，导致大量患者耽误治疗，甚至坐以待毙。

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地方巫术和邪恶势力的强大，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当时科学技术的不发达。不能认识到传染病的真正起因，不重视重大传染病的严重传染性，没有科学的卫生防护知识，不知道或者得不到治疗药物，最后要么选择逃跑躲避，要么走上“邪路”，要么就放任到底了。

不过，形势也逐渐发生变化。政府对疫病防治越来越重视，医药学家和地方官员加强了对医药知识的传播，地方乡绅僧道主动作为，地方巫术势力也受到了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普通民众逐渐觉醒起来。有些人终于意识到，要“有病视医”“有病服药”“依方治病”；对于那些因疫病死亡的人，要及时掩埋尸体，避免瘟疫的进一步传播。

这样看来，是不是宋朝的“抗疫”工作就可以称得上出色呢？恐怕也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据韩老师考证，宋朝境内发生了293次瘟疫，少数民族政权也发生了多次瘟疫，这些瘟疫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单是因之死亡的人口就不可计数。在肯定宋朝取得了疫病认识和防治上的重大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宋朝统治者建立的防治体系不可能充分发挥其效用，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明显改善。

韩老师的书虽然只有15万字左右，内容却是非常地丰富。除了我上面提到的这些，该书还介绍了瘟疫对宋朝社会造成的影响、宋朝官修医学著作对疫病的认识、宋朝政府防治军中瘟疫的措施、宋朝医家对瘟疫的认识和防治等。鉴古而知今，尤其是在举国上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今天，韩老师的研究就显得更有现实意义了。

图书信息：

韩毅，瘟疫来了 宋朝如何应对流行病，大地传媒 中州古籍出版社，2017年1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