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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亚洲研究院赵峰：“竞争让我们变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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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让我们变得更好” |
| ——独家专访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赵峰 |
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赵峰
□本报记者 计红梅
1998年，当微软公司的股票市值接近2500亿美元时，苹果公司只有60亿美元。
然而，时隔13年后， 6月3日，美国纳斯达克，苹果公司的股票市值超过微软和英特尔组合（Wintel），比两者之和还多了8亿美元。
个人电脑时代一枝独秀的微软公司，在移动时代遭遇了苹果和谷歌强有力的狙击。很多人由此质疑，成立于1975年的微软是否真的遭遇了自己的中年危机？
近日，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赵峰表示，“我们现在确实是遭遇了相当程度的竞争。不过，竞争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好”。
“只有A级的人才会寻找A级的人才”
“微软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我们经常在反思，而且越有竞争，我们的反思越激烈。”对于目前的竞争态势，赵峰并不讳言，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对未来的信心。
同样是6月，两年前的赵峰刚刚离开微软雷德蒙研究院，履新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一职。
微软亚洲研究院是微软确保公司未来发展的全球研发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年来，赵峰对微软亚洲研究院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对微软的创新机制和氛围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无论是微软其他研究院，还是微软亚洲研究院，都有一个很突出的特征，那就是吸引最尖端的人才，给他们以充分的自由，让他们有很好的氛围做创新。”赵峰说。
2004年，赵峰离开待了8年的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加盟微软雷德蒙研究院。当时，奉命要组建一个团队的他问了图灵奖得主、数据库创始人Jim Gray一个问题，后者的回答赵峰至今还记忆犹新。
“当时我问Jim Gray，到底什么样的人能对我们做研究最有帮助。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这个人才必须是A级的。”
在美国，人才被分为A、B、C、D四个等级。在Jim Gray看来，如果一个团队组建者寻找到了一个A级的人，这个人也会去找A级的人；反之，如果他找了一个B级的人，那这个B级的人就会去找C级的人，一般不会找比他更强的。
“因此，微软在建立研究院的时候，招的都是最好的人才。等这些人成长，变成领导某个项目的人或者经理，他们会再出去找A级的人才。”
那么，怎样判断什么样的人是A级人才呢？在赵峰看来，主要有两点：对于刚刚起步的年轻人来说，主要是看他在学术界是否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学术知名度，未来是否还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对资深的研究人员来说，则要看他是否是领军人物，能否对公司现在的产品和将来的产品产生深刻的影响。
“我们觉得只有这样高素质的研究人员，才能对我们的产品组作出贡献。如果找一些二三流的人才，也许他们确实能够写一些小文章，但是对公司今后的前景和未来产生的影响却会比较小。”赵峰说。
“成功需要自由的氛围”
经常有熟人或朋友对赵峰说，“我建立了一个团队，招了一些员工，这些员工很听话，我很高兴”。对此，赵峰并不认同。
“在研究领域，招听话的人不一定是最好的事情。”如果一个研究人员很听话，对自己的领导很尊敬，不敢反驳，也就很难有创新。因为如果没有发散式思维，不敢推翻权威的论调，科学就不会往前发展。
因此，在赵峰看来，研究院另一个重要的特征是，打造开放、自由的研究氛围，鼓励员工挑战权威。
“在将技术成果转化为产品的时候，需要尽可能将不确定性减少。而在研究的时候，则要尽量扩展不确定性，这样才能让研究人员探索不同的方向，最终找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做出一个产品来。”赵峰说。
在这方面，本科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计算机科学硕士和博士学位的赵峰，对国内外高校的不同很有感触。
“我刚到麻省理工学院的时候，参加一次新生聚会，认识了现代高速摄影之父哈罗德·艾格顿。”现在回想起来，赵峰还有几分激动，“当时我正在苦恼如何找一个好的课题，就问他，‘您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才是很好的课题，让我做了以后不后悔，觉得此生都没有虚度’。”
当时，艾格顿告诉他，“年轻人，不要着急，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才是好的课题，只有你自己找到这个课题之后，才知道这个课题好不好”。
赵峰觉得这个教授讲的话很有意思，和国内的导师很不同。“出于爱护学生的目的，国内的导师常常会直接告诉学生一个可以探索的方向，以及一些避免失误的办法，让学生少走弯路。但实际上，走弯路和失败也是学习的过程。”
后来，赵峰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导师和艾格顿一样，也让他在与其他同学和教授的交流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话题，然后再和导师交流。
“我在研究生期间学到的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怎么找课题，并评估这个课题的价值，然后继续做下去。”赵峰说，“对中国学生来说，不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技巧，欠缺的是探索未知领域的创新能力。”因此，赵峰在与国内的学者交流的时候，常常跟他们分享这样一个理念：尽量少给学生讲怎么解决问题，而是让他们自己去找出问题，并解决它。
在研究院，他们也是这样做的。新员工到来后，研究院会让他们在熟悉环境的过程中自己摸索研究的方向，然后再和其他同事互相讨论，相互挑战，直至想法成熟。
“打造这样的氛围，需要很多时间。”不过，令赵峰欣慰的是，经过12年来的积累，现在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已经有了很好的创新环境，不仅能吸引人才进来，而且还能让他们成功。
“成功最好的机会，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自由。”赵峰说。
“像集市的技术交流节”
微软亚洲研究院在北京，而微软的很多产品部门在美国雷德蒙，怎样才能跨过这么大的距离和产品部门紧密交流与合作呢？
赵峰的看法是，技术转移中最关键的是人，最重要的是要在研发部门和产品部门间建立信任关系。
“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办法，渠道之一就是一年一度的技术节。”赵峰说。
每年举办技术节时，微软的各个研究院或研究所都会设立几个展厅展示自己的技术成果，而微软亚洲研究院至少会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员工去雷德蒙。今年3月的技术节，至少有4000多名微软产品部门的人参加。
“有点像集市一样。”赵峰回忆说，“研究部门的人员就像销售一样，向产品部门的人推销自己的技术，而产品部门的人也在很用心地了解这些技术，大家不停地交流讨论。最后，一些合作很自然地达成了。”
每年通过技术节都会建立许多新的关系。之后，大家通过电话会议、互访等形式再进一步合作，许多成果就这样成功地转移到产品里去了。
面对苹果和谷歌后来居上的发展势头，微软有哪些应对策略，是记者十分关心的话题。
对此，赵峰表示，目前研究院很大一部分工作与互联网搜索有关，一方面是提高搜索的相关性，一方面是发展多媒体搜索。
微软的互联网搜索产品——Bing（必应）中有很多关键技术都是微软亚洲研究院的搜索团队贡献的。据市场研究公司Experian Hitwise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3月底，微软已经占有了30%的美国搜索引擎市场，超越了谷歌的增长。
此外，在云计算和人机交互方面，微软也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其愿景是实现围绕手机、电视、电脑的“三屏一云”战略。
“The empires of the future are the empires of the mind”（未来的帝国将是思想的帝国），这是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讲过的一句话。赵峰认为，时至今日，这句话还非常有道理。
今后，国家间的比拼，硬实力只是基础，核心则是每个国家的软实力、创新的思想。
“不论是微软，还是中国，要想超越竞争对手，最终都要靠创新的思想。”赵峰说。
记者手记：创新要有长远眼光
□计红梅
1985年，上海交通大学本科毕业后，赵峰到了美国，在那里工作、生活了25年，直到成为微软亚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后又重返中国。丰富的经历让他对中国和美国诸多的不同有深刻的感受。
谈及中国的创新，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万尼瓦尔·布什。这位美国“大科学的先驱”在倡议建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时，有过一番很重要的讲话。
万尼瓦尔·布什认为，一个国家之所以投资科研，不是为了有立竿见影的回报，也不是为了马上就能赚到钱，而是为了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为国家建设一个智库，培养一批非常聪明的人。这些人平时或许并不显得非常有用，但在关键的时刻，却能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个国家能否度过危机并重新崛起，就需要靠这些人的聪明智慧。
“我觉得，中国要想依靠创新实现产业转型，也一定要有长远的眼光，而不是一定要在五年之内有所回报。”赵峰很恳切地对我说。
在他看来，创新环节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氛围和土壤。只有有了良好的环境，才能有随机的创新成果出现，有时候太过功利，例如一定要在某个方面拿到诺贝尔奖，反而会适得其反。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目前一个很大的弊病是急功近利，而创新机制和环境的营造却需要很长时间。
对现在的中国科技界来说，最需要的就是耐心。先把一代人才培养起来，然后让这代人才再培养下一代人才，如果能有这样的氛围，也许过二十年以后，中国人不仅能够获得诺贝尔奖，就是产生一些有重大突破的、能够改天换地的科技创新成果，也是很有可能的。
《科学时报》 (2011-06-09 A3 技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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