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学校长的选考

1994年2月至1998年3月，作为当时日本文部省（现为文部科学省）的日本国费留学生（进修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在国立福井大学研究与学习。后期作为日本文部科学省聘用的研究助理做一些协助工作。此间，经历过校长的换届选举。加上而后对日本其他大学的访问,对日本大学校长的选考过程有所了解。在此将有关见闻归纳介绍如下。

１《国立大学法人法》颁布之前(1913--2003)

在日本大学校长选考史上名列首位的是荒木寅三郎。

1913年发生在京都帝国大学的“泽柳”事件有关。“泽柳”事件事件使得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总长泽柳政太郎辞职。而后采取了公开选举，由全校教授会协调选出医科教授荒木寅三郎成为新一任校长。荒木寅三郎是日本大学史上第一位由选举方式诞生的首位大学校长。

由此“星星之火”“燎原”出其后帝国大学总长由校内公开选举,文部省任命的基本方式。从此确定了学部教授会的教员人事权,同时也确定了大学内部管理上教授会的主导地位。以此成为惯例，近一个世纪，日本的大学校长非上级行政机构决定，而是由校内教授会选举产生。与我国现行大学下属的学院院长相当的学部长，也是由该学部教授会选举产生。无论校长、还是学部长，并且都有明文任期规定。这个已经成为惯例的人事制度，其实在二战前并非法定的制度，大学校长及教师都是官员，从法律制度上讲任命权在天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占领军事当局也没有干涉大学的自治制度。所以这一自治选举制度并非1948年美国占领时的教育民主改革的成果，而是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形成的“惯例”，1948年的教育民主改革只是从法律上保障了战前已经形成的这个“惯例”，以法律明确了教授会的自治地位。

国立大学的校长候选人是由每个学部(即“学院”)和研究院、研究所等通过教授会投票选出。各机构在推荐候选人时自然会有所倾向，将选票投向自身所属机构的候选人。这样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机构规模大、教授数量多者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校长候选人可以是校外也可以是校内的人选。当年福井大学的校长选举就是推荐了一位校外人选。在校长选举期间，也有为了支持他们的候选人，进行拉票的活动。因此，校友及其相近系统教授的多少影响着选举的结果。但一旦选举结束，大家都会尊重其选举结果的。

２《国立大学法人法》颁布之后(2003～)

20世纪末，自民党政府出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提出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方案之。虽遭到国立大学教师强烈反对（那几年，在各个国立大学校园里随处可见教授会抗议的横幅和署名的请愿书之类的宣传），但2003年大学法人法案还是在国会得以通过。

从此，国立大学则依据《国立大学法人法》，校长的产生大致分为选举与任命两个阶段，任命权归文部科学大臣(相当于教育部长)所有。实际上文部科学省的“任命”也仅仅只是个备案程序，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各大学设置的校长选考委员会。

国立大学校长的选考，是由一个校长选考委员会来决定。考委员会是由经营协议会与教育研究评议会两大组织共同组成. 这个组织包括校外成员（审议该校经营状态协议会的校外成员）。选考出的校长要组成一个役员会，即领导班子。这个领导班子中的理事同样包含校外人士。教授中只有学部长作为校内代表组成教育研究评议会，参与选考校长。

日本政治家为了促进大学间以及国际间的竞争、经费来源的多元化、提高教学、科研效率等理由通过了大学法人法。校外的政治、经济影响力决定着国立大学校长之人选。校长的人事权得以强化，教授会的影响力仅局限于学部长作为他们的代表参与教育事务的评议。从而，持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校长选考制度发生了变化。

  截至2003年《国立大学法人法》颁布前，国立大学的校长候选人是由每个学部(即“学院”)和研究院、研究所等通过教授会投票选出,根据惯例校内得票数最多的候选人最终将成为校长。法人化改革后，校长选考委员会掌握了决定权，虽然在实际的选任过程中，很多国立大学依然采取校内意向投票的方式，但法人化改革之后校内意向投票只是作为校长选考委员会最终选定校长的参考意见。

  如何监督由选考委员会选出的校长权限，《国立大学法人法》规定，组成校长选考委员会的经营协议会和教育研究评议会两大组织，拥有提出解任校长的权限。此外，在各个国立大学的内部，还设有不受校长约束的监事职位，通常都是由校外知名人士担任，每年对各大学的报告提出监察意见。

发表于《教育》，2014,(16):2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