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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社会的进化与道德复兴

已有 4211 次阅读 2012-6-11 01:17 |个人分类:复杂系统科学|系统分类:论文交流| 量子力学, 科学, 人类进化, 道德经

选  自:《人体复杂系统科学探索》

作  者:佘振苏,倪志勇

出 版 社:科学出版社(2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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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社会的进化

 

宇宙生命有机体的世界图景基于当代物理学、宇宙学、生物学和生理学的前沿认识,与以《道德经》、《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世界图景相契合,它将为个人的人生圆满、社会的长治久安、人类未来的发展乃至地球的生态平衡指出方向。

道德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从文化对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的宏观影响来看,一部中国社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治乱更迭的历史,正是道德文化彰显和隐没交替的历史。

从中国历代王朝的建立和走向盛世的历史中,我们反复看到道德文化的巨大作用。例如,周朝六百年的太平,汉朝的开国与文景之治,唐朝的建立和开元、贞观盛世,宋朝的文化昌盛,明朝的建国,清代的康乾盛世,都与该时代的帝王将相肯定“道德”作为世界的核心客观存在,并将“道德文化”推行于理国治民和内政外交密切相关。这些历代盛世,堪称为世界文明史上与柏拉图《理想国》所描述的情景最为接近的片段。

同时,历代王朝的衰落甚至走向解体的根源也恰恰是背离道德文化的结果。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中,道德文化被边缘学者们所珍藏,《道德经》则继续被居于深山庙宇的修道之士们奉为圭臬指导中国传统生命科技的修炼实践,并流传后世。

道德文化为何时隐时现、时盛时衰呢?其原因在于,对道德的学术阐释的困难性。在古代,虽然某些智慧的学者阐述了道德的原理,但是,由于知识的贫乏,以及知识传承上的局限,使得人们在对“道”以及“道德”的认识上主要以个人体悟为主,因而存在着极为明显的主观性。也因此使得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道德文化成为“玄学”和“隐学”。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尤其是近三百年来人类知识体系的不断扩充,在物理学、宇宙学、生态学、环境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以及在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等人文学科领域,人们积累大量细节性知识和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原理性认识;在历史学方面,由于多元文化的交融和各种史料的不断发掘,使得一部丰富的人类文明呈现在我们面前。尤其是几十年来复杂系统研究的发展,使得我们有可能从系统论的高度在充分继承人类现有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客观的阐发“道德”的科学内涵和文化内涵。

人体系统科学正为人们重新阐释道德文化开辟了当代科学的道路。在重新阐释道德文化的过程中,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图景的构建。下面,我们就简要勾画这一图景。

物质、能量和信息,是我们已知宇宙的最基本的要素。根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物质和能量可以相互转换,因此能量和信息是宇宙最基本的存在。

人体的多个层次结构之间存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双向因果作用关系的最直接的证据,来自认知神经科学的大量发现。神经科学家Kandel从认知神经科学的大量发现中总结出人体多层次结构的双向因果作用关系的原理,这些原理阐释了人的心智活动是如何作用于神经回路又作用于基因进而使得神经系统的生理结构产生长久变化的[1]。基于上述原理,他提出了人类进化的新模式——“文化进化”,他说:“社会因素对基因表达的调节,使得所有的机体功能,包括所有的脑功能,都对社会影响是敏感的。这些社会因素具有生物功能,它们能够改变特定脑区里特定神经细胞的特定基因的表达。这种社会因素引起的改变是通过文化来传递的,它们不是通过精子和卵子来遗传的。对于人类,学习活动能够显著地调节基因表达,这就产生了一种新的进化模式:文化进化。人类的学习能力如此发达,以至于,人类的由文化引起的概念大于通过生物进化引起的改变。对头颅的测量表明,自从50000年前出现智人以来,人类的大脑的提及并没有改变;然而,显然,人类的文化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

下面我们从祖国传统文化的哲学观对社会进化进行人体系统科学的阐述。

1)道与宇宙波函数

粒子的运动用薛定谔波动方程所刻画。我们看到的人的物质系统,只是人的形体二面的一个层面,是其显现的一面,而隐现的一面(形)正是人的精神和意识。形体二面是对人体的全面理解,与量子力学观点相一致。波函数既是对宇宙的精确描述,更是对复杂生命系统的完整描述,人体的可见的波函数密度场(即物质场)的演化,是与同时宏观存在的相位梯度场(即意识场、即气场)相互协调的,它们互相控制。

既然人体系统由波函数来描述,那么,量子真空的基本激发——“道”,就是所有基本相互作用的基础和媒介,它把带电粒子的波函数从叠加的薛定锷全息图形式进行编码,它携带和传输有关产生诸多粒子的现在和过去状态的信息,并同时携带和传输有关由粒子形成的系统的现在和过去状态的信息。

在较低层次的复杂性水平上,单个电子的波函数能够描述简单原子的结构,这是传统量子力学的成果。在较高层次的复杂性水平上,多电子波函数的大尺度结构创生了像生命有机体这样的复杂实体的宏观波函数和生命有机体被包容其中的生态和社会系统的共同波函数。这就是生命的起源。生命是,大量粒子在量子真空场产生的各种相互作用通过数亿年的演化过程中不断聚集、优化调整而克服了宇宙大爆炸的惯性聚合成为越来越精微的物质形态,这一形态的最抽象的内核可以被称为道,道既是一种结构(物质),又是一套规则,一些原理,它主宰着万事万物的运动规律。具体的物质都是这一抽象内核的外在表现,因此,道孕育了生命。复杂多维多层次结构在量子真空中不断累积、并不断的反馈于此后的物质系统演化过程,最终出现了生物大分子和生命有机体。

因此,生命起源的理论,必然要涉及到从最基本的量子真空层面上原子、分子间的一种超距离耦合,这种耦合的实在性和存在性都取决于量子真空中存在的这样的有序结构,即“道”!

随着宇宙的诞生,随着星系、恒星、行星的形成,宇宙在大尺度上形成多层次的有序结构,这些都是在量子真空背景下诞生的,都是“道”的体现!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构成其结构的所有行星和恒星、恒星系统和星系的共同波函数。这一宇宙的波函数就是对“道”的描述,然而,其复杂性使其注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但其某些侧面还是可以描述的,即“道可道,非常道”。强调道的实在性,与强调宇宙波函数的存在性异曲同工。

在我们生长的这一行星上,这一演化过程产生了现存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共同波函数:这就是社会一生物圈的波函数,这就是域中的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该波函数把整个区域中的相干性、内聚性和共同进化通告给共存于这一星球上的所有有机体和有机体系统,并创生非局域性的整体生命网络。(如此来说,在宏观层面上对道进行描述,应该采用复杂网络的形式和工具。)

如果我们的宇宙不是大宇宙中的最高水平的系统,那么宇宙波函数就不是最高水平的波函数:还存在另一维的尺度和复杂性。在这一维中我们宇宙的宇宙波函数与先前宇宙波函数整合了起来。这又产生了超宇宙的波函数——大宇宙的波函数。于是,我们有必要寻求更大的道!

超宇宙波函数把大宇宙的现在和过去状态通告给所有局域宇宙,存在于这些宇宙中的所有粒子、粒子系统和多层次的粒子系统的系统。它创生了整个局域宇宙时间和空间维的相干性。通过大宇宙反馈的信息并不完全控制这些宇宙和它们的微观和中观尺度的实体,因为它不是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到达它们的。超宇宙波函数作为所有次级波函数的复合,可分解为其分量。它分解为局域宇宙、星系、恒星系统、行星、生物圈、有机体、分子、原子和基本粒子的波函数。

这一宇宙的图像告诉我们,世界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整体(并不是一个相互没有差别的集合体),一个其组成部分微妙地相互联结并共同进化的系统,一个包括所有事物(从最小的微观粒子直到大宇宙整体)的多层次结构的整体。

2)道为体,德为用

宇宙中所有的存在——从物质粒子、到原子、到分子、到生物大分子、以及所有的生命体,都不是孤立的。万事万物的存在从根源上都来自量子真空能量的支持。一个宏观事物的稳定的存在性,来自其他物理场或者物质的支持。任何一个存在所受到的其它存在的支撑性作用,《道德经》称之为“德”,而道对万物的支撑作用称之为“德蓄之”。

人类的创生,是宇宙中的重大而特殊的事件。正如我们看到的,生物和人类,正是大量单个粒子波函数在宇宙的漫长演化的整合过程所不断形成的。这一波函数,携带着人如何与周围环境和谐共生、相互支撑的信息。因此,《黄帝内经》称之为“天之在我者,德也”(《黄帝内经·灵枢·本神》),或人“悬命于天”《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而来自宇宙物质和能量,称之为“气”,如果把“地”理解为地球及宇宙中的物质能量的话,周围物质能量环境对人的支撑作用,《黄帝内经》描述为,“地之在我者,气也”(《黄帝内经·灵枢·本神》),或“人生于地”《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

众所周知,量子力学预测,粒子之间的量子耦合作用能够产生超越光速的现象。处于纠缠态的粒子之间,改变一个粒子的状态,另外一个粒子也发生瞬时的改变。这种粒子之间的耦合关系又称之为“相干性”(基于对这一原理的认识,人们正在研制超光速信息传输技术设备)。这种整体相干性,正是《道德经》主张的宇宙是一个生命有机体、万事万物都处于微妙的自组织状态的原理性认识的现代科学基础。“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给出了包括人在内的复杂系统普遍的自组织状态的基本描述。万物都是由道而生,在最基本的物质层次,所有的基本粒子都是量子真空的激发态。同时,万物都是由“德”所滋养的,宇宙中没有任何一物是绝对地孤立于任何其他事物而独立存在的,每一事物都与其它事物保持着一种量子耦合关系,与其他事物的量子耦合关系支撑着一个事物的存在,即德蓄之。事物的形体又是以物质原料的聚合所显现的,即物形之。所有的事物又是受周围的大环境所支持,以保持其存在,如“大势所趋”、“应运而生”、“时势造英雄”等,即势成之。

3)道德与个体发育

在有人类这个物种之后。生命的诞生过程,全息着生命的伟大创生过程。我们人体的每个细胞都携带着遗传物质DNA,它们本身记载着人类数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结晶。《黄帝内经》称之为,“生之来,谓之精”,我们的整个人体都是由一个细胞演化而来的。精子细胞和卵子细胞相结合形成的受精卵,是能够分化为各种功能细胞的人体干细胞(即“元精”)。干细胞内部有着极为精妙的能量过程(即“元气”),它携带者能够成长为一个完整的人的全部信息——即一个极其精妙的量子波,我们称之为个体生命原始量子波(即“元神”)。《黄帝内经》称受精卵形成从而完成生命信息最初整合的过程为,“两精相搏谓之神”(《灵枢·本神》)。这个受精卵将在此后10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分化成由千万亿个细胞构成的完整生命有机体——婴孩。

《黄帝内经》中指出的“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者也”(《灵枢·本神》),“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素问•宝命全形论》,正是对人类以及人类个体形成在宏观层次上的原理性认识。

随着生命有机体从最初的受精卵开始发育,这个个体生命的形结构——原始的量子波(即“元神”),也在不断的进化,直到生命的终结一直维持着高度的整体统一态。正是生命有机体的整体量子波使得人体的体结构呈现高度的整体性,从而使得人体内的分子和细胞一直保持着一种可探测的长程相干性[3]

4)人体整体量子波

量子波是人体自组织的内核,是维系人体整体性存在的根本要素。它在人体物质代谢形成的物质变化过程中始终维持机体的统一性。“人体由一千万亿个细胞组成,细胞数比银河系中的星星还多一万倍。在这一细胞群体中,每天有约六千亿个细胞死去和同样多的细胞再生——每秒约有一千万个细胞生死。皮肤细胞平均仅存活约2周;骨细胞每3个月就全部更新。每90秒钟就有数百万抗体被合成,每个抗体有约1200个氨基酸;每个小时有2亿个红血球再生。根据O.里奇(Oak Ridge)实验室所进行的放射性同位素的分析结果,在一年时间里组成有机体的98%的原子也被置换了。躯体中没有一种物质是不变的,尽管心和脑细胞持续的时间比其他器官的细胞更长一些。而且,在一定的时间里同时存在的躯体内的物质每秒钟都要产生数千次生物化学反应。”[4]

在人体微观物质构成发生如此剧烈的出入和变化的同时,人体的宏观量子波几乎保持着稳定性。正是量子波的稳定性,使得我们有个体生命持续的感觉。也正是各种复杂因素的冲击使得人体整体量子波不断解耦,最终才使得个体解体,即个人的死亡。往往在机体死亡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人体的器官、组织、细胞之间由于亚宏观的量子波仍然保持的耦合,它们还保持生命力,还可以移植到其他人的人体中继续生存。因此,正是人体整体量子波的宏观层次上的解耦,意味着个体死亡。

人体整体的量子波极为复杂,它由三大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对应人体脏腑的、负责人体物质输运——包括能量代谢、生殖、免疫等过程的量子波,中医称之为“魄”。因此人体的饮食、呼吸、生殖等物质出入过程就牵动着相应人体量子波的变化,即《黄帝内经·灵枢·本神》所说,“并精出入谓之魄”(这里的精,指生命物质精华)。也因此,《道德经》指出了无节制的物质输运对人体系统的不利影响,即“五音令人耳聋,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道德经第12章》)。中医和道家养生讲究“节饮食”、“调呼吸”(《道德经》“专气致柔”)等严格控制物质出入过程,从而保持人体相应量子相干态,从而维持和促进人体健康水平。

人体整体量子波的第二部分对应人体各大系统之间的相联系的通道,中医称之为“经络”。(另文详述。)

人体整体量子波的第三部分对应人体神经系统的量子波。在漫长的历史中演化出来的人体神经系统形体结构的高度复杂性,使得它具备了对周围信息进行高度加工的能力。这种高度加工周围信息能力所对应的人体量子波­,被人们称为“心智”(Mind),中医统称为“神”、也称之为“心”。心智活动的可变性最强,心智活动对人体整体波函数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黄帝内经》称“心动,则五脏六腑皆摇”。由于先天的“元神”负责维系人体整体机体的运作、而后天的“识神”(或“心”)对人体其他部分的量子波有统御作用。因此,《道德经》指出“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另人行妨”等有扰心神活动的危害,而《道德经》指出的“载营魄抱一”、“神得一以灵”皆是通过调解人的心智而维持生命有机体量子波的整体性。与此一脉相承,《黄帝内经》指出“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并概括了以“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收,病安从来”的防病、养生的核心原则。

由此,中医学几千年来用于指导临床实践的“精神魂魄”与“脏腑经络”进而与人体功能的相关性的学说、以及“调神”、“调气”的治疗和养生技术就不再神秘而不可理解了。

5)人的认知与思维

神经系统的形体(神经物质系统和对应的量子波)又是极为复杂的多层次结构。心智的量子波能够对周围世界形成生动的映像,即“所以任物者谓之心”。这种映像能够通过不断的激活而得以储存,即“心有所忆谓之意”。这种储存的影响会引发进一步的愿望、疑问等,即“意之所存谓之志”。由这些“志”对应的局部神经回路的高度激活又引发大脑神经系统的广泛激活,即“因志而生变而谓之思”。这种激活扩展为更多的层次,包括对应以往更久远记忆回路的激活、和对未来种种设想回路的激活,即“因思而远慕谓之虑”。神经回路的激活在运行过程中,与周围世界的运行相互对照,即“因虑而处物谓之智”。人就是这样具有高度智能的生命体。通过对宇宙自然的认知,从而主动顺应自然、甚至“人天相应”以实现生命体的可持续发展,即“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知万物者,谓之天子”(《素问•宝命全形论》)。

正是这样的智能,使得自人类文明诞生之初,人类社会中的有识之士就开始不断思索这样的问题:世界是什么?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并把这些问题作为智能活动的首要问题。《道德经》正是集成了中国古代众多智慧,来系统回答上述问题的重要著作。

6)人类的主动进化

心智的出现使得人类进入了新的进化阶段。人类可以通过心智的认知、以及以调心为主的过程而不断实施对个体生命优化。

前沿神经科学研究表明,人的精神活动能够影响人体细胞的核心结构和运行。例如,消极的情绪将使得染色体的保护部分端粒的长度变短、调解端粒的端粒酶活性降低,而端粒的长度和端粒酶的活性正是细胞、也因此是人体寿命的重要标志。这就说明,人体作为生命有机体有着极强的整体性,可以产生多层次的耦合相互作用,人体的微观要素作为机制影响着整体、而整体活动作为约束环境影响着微观要素。此外前沿科学还发现,通过“精神努力”(mental effort)为主导的心理训练,人类甚至能够改变大脑的解剖学结构[5]。神经系统与免疫、内分泌从而与人体各个系统发生关联。塑造人体神经系统的形体就意味着对整个人体系统的塑造。

人体的可塑性和维持有机体整体协同的可行性,是以《道德经》、《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数千年来通过“养精”、“调形”、“调气”、“调神”(或“调心”)的多层面、多层次养生方法和技术来优化人体功能的理论基础。维持有机体形体结构的整体协调、协同,是生命长久的根本!《道德经》称主动的维持生命有机体整体协同的活动为“修德”,用之于个人生命,称之为“修之于身,其德乃真”。

将维持生命有机整体协调的活动——“修德”延伸至家、国、天下,《道德经》指出“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道德经·第54章》)。认为,家、乡、国、天下是个人生命有机体的延伸,个人生命是生命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如同细胞、组织等人体局部的形体结构之于人体生命有机整体,人类个体的整体量子波函数与生命共同体的整体波函数之间,通过“德”的作用可以形成高度的耦合,从而实现个体的健康、和人生的圆满,即“圣人不积,既以为人,己俞有;既以与人,己俞多”(《道德经·第54章》)。

在这个意义上,《道德经》指出“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道德经·第59章》)。通过不断行德、积德,就能克服个人和团体发展中的种种困难。在个体和团体内部、以及个体和团体与生命共同体的耦合是没有止境。只有与生命共同体的高度耦合,个体和团体才能巩固根本,其生命才可能长久。甚至达到个体的体结构的死去并不意味着个体生命的消亡的境界,而是如“水滴入大海”一般融入了生命共同体之中,即《道德经》所说的“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道德经·第33章》)。

而修德的根本在“慈”。“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道德经·第67章》),主张将慈心推广至天下万事万物,“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道德经·第27章》)。这样,在个体生命健康、人生圆满的同时,整个生命有机体、地球的生态系统也获得了可持续发展。这就是道德文化所开辟的通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的道路.


[1] Eric R. Kandel. A new intellectual Framwork for Psychiatry. Am J Psychiatry , 1998, 155(4):457-469.

[2] 同上

[3] Ho, M. W. The rainbow and the worm: The physics of organisms. London: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1998.

[4] 欧文•拉兹洛. 微漪之塘:宇宙进化的新图景. 钱兆华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271.

[5] Schwartz JM, Begley S. The Mind and the Brain: Neuroplasticity and the Power of Mental Force. New York: Harpe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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