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照片由博主父亲拍摄于外地别的地方]

大学教师写科研论文，写报刊文章，做教学报告，讨论的大多是理想化的世界、纯粹的世界、抽象的世界。

但实际上，人面对的世界是复杂的，矛盾是多多的。电影《奥本海默》说的就是美国一位著名的科学家在造出原子弹之后的人生转折，即他在非理想世界中的遭遇。汤姆汉克斯主演的《萨利机长》也是这样，讲出了美国一位机长把出现严重故障的飞机迫降在哈德逊河上，挽救了155条生命，却被调查的故事。

大学教师在象牙塔里被尊敬，做讲座时被仰视，在报刊发文，自我感觉良好，但是，到了社会上，又有谁认识你？谁在乎你？行走在社会上，面对的是另一种体系，另一种逻辑。有时，会有一种“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的无奈。

周末，冯教授（化姓）带着家人去浦东郊区走路。那是一个略显得闭塞的村子。走在一条水泥路，右手有一条平行的主路，两条路距离大约百米。垂直于两条平行路的，是一条水泥小路，路上有个老妇和一条狗。冯教授在眼前的水泥路上行走，作出拐向垂直路的体态。那个老妇大声喝止，说是这条路是他家的。冯教授不准备纠缠，准备继续走路，那老妇还在大声解释把他“赶走”的原因，说他是带棍子的，想干什么；说他哪里来的，是这个村子的吗。周围的人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冯教授全家，冯教授的孩子都哭了，说被歧视了。

在上海，人际交往有一个“潜规则”：你用语言劝阻我做什么事（比如不让我走这条路），我服从（无论谁对谁错，无论认怂，还是出于息事宁人）了，那么就请你别说了。而你一个劲地说别人，进行道德评判，那有可能把别人惹毛。很多街头、地铁里的纠纷就是这样发生的。

冯教授想起来，前一阵他和同事们到上海奉贤区的一个镇联系大学生考察实践路线。工作人员带着他们一组人走上田间地头，还看了科创企业，看了展览馆和暖棚以及新建的书院，一切是那么的美好。冯教授高兴地拍了很多张照片。但是，那只是在理想的情况下（有工作人员陪同，去选定的点位）看到的东西。

但问题是，社会真的不是理想化的。行走在郊区的村子，他会看到村子里的人的不解的目光。发生矛盾后，村子里的人说：你是上海人吗？你在这里租房子吗？你不是这个村的，你来干什么？你带着棍子来干什么？（注：所谓棍子，是到外地旅游时买的用细的树枝做的登山棒，爬坡时特别好用，而且也能防身，即防止野狗和蛇的攻击。）前一阵，有家人家的香肠被偷了。甚至还会说：你脑子有病。

这其实说明一个现象：大学是“象牙塔”，里面有内部运行和流通的“逻辑”。在大学内部，讨论的是非常存粹的东西，比如讲授知识、科学研究、院系管理、立德树人、评奖评优。大学教授也喜欢用学术语言讨论自己专业的知识。大学内部虽然也有矛盾冲突，但是大家采用的是知识分子的语言。而且，在冯教授所在的大学，哪怕冯教授是上海人，他也从来不说上海话，以免使外地来的师生有一种差别感。普通话，成了大学通行的语言。

而社会体系作为“象牙塔”的“环境”，遵循的是另外一套“逻辑”。有时候，这种逻辑非常奇怪：没有养狗证、不栓绳，狗跑在路上；你不是咱们村的，你来干什么；你站在马路上，不能拍我家房子照片；你去报警好了，我在派出所有人的；随便你去反映给谁，我都不怕；谁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是不是小偷。你给村民看工作证，村民说自己不识字。而假设你表明身份，有可能各种糟糕的语言就投了过来，说你读书读到狗肚子里了。

可以说，待在“象牙塔”里的人习惯于自己体系里的一套“逻辑”；而一旦走上社会，会面对另外一套“逻辑”。这两种逻辑是完全不同的。这使得处于象牙塔里面“尊敬的教授”有一种巨大的反差感，一种有点想成为鲁迅去撰文抨击，却又说不出什么话的无力感。

不但在农村有这样的逻辑，就算在城市的小区，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比如，冯教授一心忙着自己的工作，对自己小区的事情不大挂心。他不参选业主委员会委员，也对“物业费用于维修什么”之类的问题不关心。在他心中，他只要交足物业费就行了。然而，小区有种种矛盾。比如：有一个物业人员建立了一个小区的微信群，有居民提出是不是在侧面开一个铁门，方便进出；马上有别人的反对。吵来吵去，大家不敢实名，也不敢继续表达意见，这个群也解散了，后来这个物业人员也离职了。再比如，小区里的树需要修剪，但修剪过后，有些居民认为过度修剪了，剪成什么样了。还质疑物业用款，最后，业主委员会都被罢免了。

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冯教授明白了——一些工作案例、专题报道里说的各个镇、各个村的做法，都是抽象的、概括的，很难涉及具体的纠纷和事情。但事实上，村子里各种事情（无论是偷窃还是发生邻里纠纷）都是很多的。在城市的小区，也会产生关于绿化、停车、倒垃圾、开边门、巡逻、公共空间、投喂野猫的矛盾。对“社会治理”四个字的理解不能停留在眼睛看到，而要真的体会到、体验到。社会基层组织的治理者要面对错综复杂的民情。

以后如果有机会给大学生上思政大课或者有机会给大学生们讲讲，冯教授一定会把这些亲身的体会说出来。

社会在发展，高楼在一刻不停地立起来。但是，很多人的素质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一些工作案例、专题报道里说的各个镇、各个村的做法，但实际上，社会有很多“毛细血管”，每天都在发生各种各样的事情。大学毕竟是“象牙塔”，但社会更复杂。

当然，冯教授也见过社会的基层治理者。在2022年上海疫情期间，他们周围的小区全部封闭。在学校值班50多天后，有一天晚上他被批准回家（别的同事来接替他值班）。他拖着行李走在空无一人的大路上，看到一个骑电瓶车的女性在朝前开。到小区门口，他看到在岗位盘查的人正是刚才骑电瓶车的人。这是居委书记，同时管着几个小区。

这次在村子和农妇发生争执后，他从电子地图上找到村委的电话号码。他周末拨打电话，居然还有人接听。他没有说自己是大学教授，只是说自己是市民，来反映情况。对方非常客气，感谢冯提供信息，表示会派人去看一下，还加了冯的微信。后来才知道是村支书。

冯教授回想起自己在这个村子看到的情况：有一片原始的树林，但是朝树林的尽头看去，隐约可以看到停着的集卡，或许附近有工业园区或者堆场。这也许有隐喻意味：城市在发展，农村越来越小，有很多村民搬到了拆迁安置房。但是，无论是乡村治理、社区治理，还是提升人们的思想素质、文化素质，都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