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最近一期的《锵锵三人行》节目。嘉宾邹静之,作为一位编剧,讲了一句瞬间震撼了我的话:50岁以前,每写一个剧本觉得多写了一个,50岁以后写一个剧本,觉得就少了一个剧本。这句话其中所包含的思维转向令我深思良久。
最近这段时间,我正花尽心思在写一篇论文,很疲惫。我一直在企图能在其中多做一些结果,这种企图经常强过于研究的正常进展过程。正是这些企图弄的我很疲惫。在年轻的研究者中,其实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除去年轻好胜的心态外,我窃以为以论文数量做为评价标准的体制也是“背后”推手。当然,这似乎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当属公知,抑或潜规则的范畴。
每个人的境遇和处境都不同。但我还是想能提请更多人思考一下我们科研的意义。我们或许再努力也不能成为名家(毕竟少数),但是我们也不能把珍贵的生命浪费在自己从心底都不尊重和不认可的事情上,譬如为写论文而写论文。其实我们这一群人是读书很多,最应该明白这些事理的人,但我们却又是违背自己良知的直接践行者。到这里,我们就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生计。是生计迫使我们不得不这样做,违背自己美好初衷。但真是这样的吗?我知道确实生计是一个非常重要问题,无论多么强调都不为过。可是我们真的有时候需要把我们的生存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中观察。客观地说,高校老师或科研工作者有着良好的社会地位和稳定的中等收入水平。我们不能始终研究向上看。我们还得看看那些生活在底层的人们,他们不比我们不努力,不辛苦,却生活的很卑微。请不要老以读了很多年的书为借口,认为自己就必须要比他们生活的更好也行。多怀体恤之情应是每个读书人的最基本的良知践行。
让我们回到主题。生命是有限的,这点我们经常忽视。我们总以为我们会敞向于绵延不断的未来。但如果我们这知道这个口始终会关合的时候,我们或许就能对当前所做的事情获得另一种认识。这种认识或许并不是去消极的等待,消耗宝贵的时间精力做自己不想做不愿意做的事情。而是去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工作,最能反映自己生命价值的东西,做好当下的每一件事情。
我愿意以一个稍有离题但认为其旨如一的故事结尾。北宋文学家欧阳修在晚年仍笔耕不辍,工作到深夜,他妻子劝他说,你现在已经名声在外了,还用的这么辛苦吗?欧阳修回答说: “后生可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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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方式影响思维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