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兄毕业留下了一堆剩书，我从中挑出了一本院士传记以备日后阅读。读完这本书，只花了不到一整天的时间，但却中间隔断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恰好的是，上次刚好读到一半，这次是把另一半给完成了。

这本传记书名《汤定元传》（宓正明 著， 科学出版社 出版）。无需思索，就知道记录的是谁了。不错，记录的正是我所在的研究所的为数不多的几位院士之一的汤定元院士。汤定元老先生(这是我对他老人家的尊称，鉴于当前院士这个名称被新一代的院士们弄臭了)是我国红外技术的奠基人之一，曾带领整个技物所攻克被国外严密封锁的红外技术，为航天遥感所需的红外探测器提供科技支撑作出过重大贡献。

在汤老先生一生的人生历程中，让我读得最入迷的是他年少时逃难和在美国留学的经历。1937年，刚进入无锡师范大学的他遭遇日本侵华，大学校园被日机轰炸，学校自动解散，于是回到老家。在老家遇见昔日的初中同学，在同学的劝说下决定逃亡到大后方重庆。同行一共6人，在没有交通工具没有GPS的情形下徒步西行。这对于新时代的同龄人来说，简直就是无法想象的。问路和投宿，是他们解决食、住、行的主要方法，很原始，却很管用！途中，他们一行人既目睹了溃败的残兵抢掠老百姓的场景，又感受到当时普通老百姓的善良和慷慨援助，这或许是很经典的民国映象吧。在历时23天的步行后，他们到达湖北境内，之后便坐轮船去汉口。在汉口有国民政府的难民收容所和专给流亡学生的救济款，所以不至于生活无着，这点倒让人觉得民国政府的形象也完全是历史教材上说的那么差。停留在武汉的几天里，他们中的三位各自奔了前程而去，只剩汤定元和其他二人。之后他们三人在一位同学的家人的帮助下乘船到达宜昌，在宜昌滞留了50多天，等到武汉的流亡学生队伍全部到达之后才得以乘船去重庆。1938年4月1日，汤定元到达重庆北碚镇，历时4个多月的流亡经历终于结束。在重庆，他继续完成了师范课程，然后努力考取了重庆中央大学，进入物理系学习。汤老先生的这段经历让我感怀的是，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交织在一起，导演了多少令人唏嘘的故事和结局！任何一个环节，不同的选择都将导致不同的命运。个人无法把握国家的命运，但自己的命运却信赖于自我的选择。

在重庆中央大学学完四年的课程后，汤定元先是留校当助教，抗日战争结束一年后，他回南京参加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公费留学考试，但因英语分数较低而落榜。不过，因为总分很高，他获得了自费留学生的资格。经济拮据的因素使他打算争取下一次公费留学考试的机会，但因国民党统区经济的濒临崩溃以及同学周世勋的鼓动下，最终决定向物理系借款购买美元以自费留学。这个周世勋就是现在很多大学里物理专业的小黄本《量子力学》教材的作者，我学这门课程时，指定的教材就是这本书，当时纳闷作者是何来历，没想到在汤老先生的传记里才得以知晓。由于汤定元跟重庆中央大学物理系约定用在美国购买相应价格的仪器设备零部件的方式来偿还借款，实际上等于是不花钱的自费留学。他先后申请了的美国的明尼苏达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在明尼苏达大学只学习了一个学期就转到芝加哥大学，目的是想学习当时闻名遐迩的核物理专业，但却最后进入了劳森教授的高压物理实验室进行高压相变的研究。他首先进行研究的内容是用金属铍（Be）作高压容器，让X射线通过铍容器高压下的铈（Ce）金属粉末样品来获取其衍射图像。通过实验他证实了铈的一种新的高压相变：在大于1.2万个标准大气压下，铈的原子壳层中的4f电子被挤入内部空的5d电子态中，不同于高压下晶格结构的相变。实验结果发表在《Physical Review》上，并立即受到相关方面的重视。之后，汤定元在劳森教授的指导下开始研究碳酸钙（CaCO3）的高压相，并以此作为他博士论文的课题，但可惜的是，由于急于归国的原因，他放弃了博士学位的获取。从1948年3月底到达美国到1951年5月离开，在美国留学的时间只有三年多一点。但从他留学的经历可以感受到美国研究生教育的特色来，一是选择学校的灵活性，在一所大学就读时也可以申请另一所大学，这在中国现在也是办不到的；二是美国教授的水平和对研究生的培养和态度上是中国目前大多数教授和研究员们所无法企及的。

回国后的汤定元就职于当时的北京应用物理所。北京应用物理所是现在物理所的前身，而半导体所则是从物理所独立出来的半导体研究室成立的。在研究所工作后，他改变了研究方向，没有继续高压物理的研究，而是转向的当时国际上刚开始兴起的半导体研究。他与黄昆等人一起协作，开办了中国大学半导体物理专业，并集中于红外探测器技术的研究。后来中科院内部调整，决定将红外技术的研究工作转移到上海技术物理所和昆明物理所这两个研究所来，于是汤定元选择到了上海技术物理所，将其转形为专门研究红外技术的研究所。上海技术物理所是1958年建立的，当时正处“大跃进”时期，所内职工大多是刚毕业的大学生，研究基础薄弱，所以被选中转型。汤老先生在技物所工作直至退休。

从汤老先生在国内的研究生涯来看，可见新中国科技发展之艰难和曲折。既有各种政治运动挤占科研时间，又受限于简陋的科研条件，且与外界隔绝，落伍于国际同行。解剖，研究与仿制截获的红外探测器是引进国外先进红外技术的主要方式，这当然与目前中国科研界跟踪与模仿国外前沿研究的风气有些类似，但的确也是迫于国情。何况，对于急于追赶军事技术以巩固国防的中国来说，也是最为便捷省时的方法。

相比于留在海外的华人科学家如杨振宁等，汤老先生无法拥有卓越的科研环境，也没有取得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但确如当然那批年轻回国并致力于报效祖国的海归者一般，为中国的科技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比起当今为外国贡献了青春然后再回来养老的所谓人才们来说，境界不知高了几个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