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楫《批判我的旧思想》（摘录）

自从进了南京高等师范，我就没有用过老家一文钱。在高等师范所吃的白饭，出洋留学四年，用江苏省官费四五千美金。

我所专门研究的一个范围——原生动物学，在国内没有第二个人的资格比我还老，而且很享盛名。今年在国内多发表几篇论文，可以提高我一些地位；明年在外国杂志上再发表几篇论文，更可以大大地提高我的地位。人家恭维我，我表面上虽则谦虚，心里头着实好过。大有“而今中国的原生动物学舍我其谁哉”的感觉。

当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四川北碚的时候，至少有两三年为了做好古诗费了我大部分的时间。

中央研究院历任的总干事，我所最佩服的有两人：一是丁文江，一是萨本栋。

中央研究院每逢举行评议会，假如没有胡适之来出席，就觉得扫兴。谁能够同胡适之多握几秒钟手，多谈几分钟话，就会觉得体面，人家看见了还要眼红。

——摘自王家楫《批判我的旧思想》，刊于《人民日报》1951年12月26日，转载于《科学通报》1952年第1、2期合刊

本博主附言：解读王家楫《批判我的旧思想》，参见王扬宗《思想改造运动与20世纪中国科学的转折——以科学家的自我批判为中心的初步讨论》，《中国科技史杂志》第37卷第1期（2016年）。

又，我一直在设法寻找王老上个世纪40年代的诗作，无果。

参见本博《向梁彦龄先生请教随记（水生所所史拾零续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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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楫《悼念秉志先生》（摘录）

秉志先生是我国生物学界著名的前辈。远在三、四十年以前，他大力倡导我国生物学的研究工作，作出很多贡献，为发展我国动物学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他钻研业务，到老勿衰。不久前我还收到他一篇最近发表的论文，几个月前我在北京还看到他几次，他虽已年届八十高龄，精神仍矍铄如常，想不到讣告传来，竟这样迅速。秉先生的逝世是我国动物学界的一个巨大损失。

他到南京高等师范仅仅两三年，就把一个生物系从无到有建立起来，并发展得非常迅速。不少实验用的工具，是用土产品改装的。必不可少的设备，遇到学校没有钱购置，秉先生就节衣缩食，将自已的工资省下来去订购。我还记得我们师生曾分别拿出钱来买过一架简单的切片机和一把切片刀，供教学和进行研究之用。所有实验或研究用的标本，都是在连续的两个暑假里，他亲自率领学生去浙江和山东半岛沿海采集得来的。在教学时，秉先生以身作则，极力提倡教自然科学的人，必须亲自动手做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因此在系里迅速开展了对分类学和形态学的研究。由于秉先生的努力苦干，诲人不倦，南京高等师范生物系的好学之风，在当时旧中国的学术界有口皆碑，颇负声望。

新中国成立以来，秉先生始终兴高采烈，一贯拥护党的方针政策，拥护社会主义。解放初期，我们师生都在上海，秉先生常约我陪他，有时去听党的领导同志的报告，有时去出席群众性的大小会议，有时去参加文娱晚会或其它活动。秉先生是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是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每次开会，他总是满怀着兴奋的心情，坚持出席，在小组会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积极参加讨论。

最近十年，秉先生先后在水生生物研究所和动物研究所集中心力对鲤鱼形态进行系统的深入研究。鲤鱼有很大的经济价值，但有关它的形态，过去尚缺乏全面的著述。通过七、八年的努力钻研，秉先生于1960年出版一册鲤鱼解剖的专著，将鲤鱼内外部形态上的特征，作了极其祥尽的介绍。这本专著，不但充实了鲤鱼生物学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水产部门所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新近几年，秉先生还在进行鲤鱼胚胎方面的研究。在他临终的一天，上午还在实验室搞研究，下午还参加动物研究所一个室的会议。秉先生对待工作，真是一息尚存，坚持到底，决不罢休，为人们树立了应该学习的榜样。

    ——摘自《科学通报》1965年5月号468-470页

本博主附言：秉志先生执教南高师时，王家楫先生、伍献文先生都是他的学生，还是同班同学，他们对秉志先生非常敬重，终身执弟子礼。秉志先生在水生所工作期间，王家楫先生、伍献文先生路遇秉志先生时，都毕恭毕敬，侧立一旁，请秉志先生先走；他们从北京中国科学院院部开会回所，都要到秉志先生办公室向他通报。

参见本博《秉志先生与水生所（水生所所史拾零续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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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攀皋《水生生物研究所从上海迁武汉五十周年有感》（摘录）

“文革”中，以黄文为首的军工宣队进驻水生生物所。1969年，在黄文亲自策划下，把1954年迁所来武汉的所长、副所长，高级研究人员，党支部书记，负责基建人员，全部关押在他们私设的牢房中，大搞逼供信。他们凭空捏造罪名：水生生物所迁武汉，系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事先部署好的。根据台湾国民党的命令才在1954年迫不及待搬迁到武汉。凡是被关押的，都是军统、中统的骨干。

王家楫是水生生物所所长，自然首当其冲。身为迁所的“罪魁祸首”，他先是从12号科学家楼赶出来，住到小房间里（一直到1976年逝世，没有搬回原处），继而被关进牢房。在一次批斗会上被打昏厥过去，开始神志不清。军代表和造反派眼看他不行了，怕承担责任，才把他放出牢房，监外候审。

王家楫在他的夫人李素君精心护理下，逐渐好转，能下床走动。还没有摘掉“特务”帽子的他，唯一的牵挂，是还没有完成的科研工作。70年代初，他顽强地相继完成了《珠穆朗玛峰地区的原生动物》和《西藏高原部分地区的原生动物》。两篇论文，记述了该地区的原生动物400多种，远远超过了前人对该地区原生动物区系的报道，为完成珠穆朗玛峰地区综合科学考察作出了贡献；还完成了《废水生物处理微型图志》，这是他将原生动物学知识应用于我国环境治理研究的成功尝试。王家楫最大的愿望是要完成《中国原生动物志》，这时他常感到肠胃阵痛，但不听老伴的劝告，仍坚持每天整理手稿和资料，想争取早日完稿，对祖国作最后的一次贡献。但他已经没有时间了，1976年10月初，他终于倒下了，经诊断为胃部幽门恶性肿瘤晚期。1976年12月19日，中国原生动物学的开拓者、中国轮虫学的奠基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王家楫，带着遗憾，病逝于湖北医学院第二医院的普通病房，永远离开了他创建的、连续担任42年所长的水生生物所（含其前身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和他所钟爱的原生动物学。

由于“文化大革命”，我离开了院部科研组织管理部门11年。我知道水生生物所西迁成为台湾国民党部署和指挥的奇案，是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重返生物学科研组织管理单位之时。我的心情与思绪是非常复杂的。我作为水生生物所迁所来龙去脉的知情人，“佩服”那些抓阶级斗争者的丰富想象力，居然能凭空编造出这样的故事来。我为中国原生动物学的一代宗师王家楫和鱼类遗传育种专家朱宁生，成为冤案的牺牲者而悲痛。我对“文化大革命”使许多人在一夜之间，变得毫无人性，居然肆无忌惮地捏造罪名，摧残忠诚国家科学事业的科研工作者，感到愤概。我甚至不切实际地后悔，我这个“始作俑者”，当初不应该把农业部的建议向院部报告。王老把原生动物学看作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的事，至死不忘为祖国做最后的奉献，更让我肃然起敬。

      ——摘自薛攀皋《水生生物研究所从上海迁武汉五十周年有感》（2004年4月15日）

本博主附言：2009年4月底，我赴京参加《中国科学院人物传》编撰研讨会，会上遇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熊卫民博士。熊告知，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院史研究室2008年印行的《薛攀皋文集》中有篇《水生生物研究所从上海迁武汉五十周年有感》。回汉后熊即发来此文电子版。薛攀皋1951年大学毕业后分配至中国科学院院部从事科研组织管理工作，曾任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专职副主任。

薛攀皋《水生生物研究所从上海迁武汉五十周年有感》全文

http://www.ihb.cas.cn/gkjj/lsyg/200909/t20090928_25289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