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植物标本历史采集特点

杨永

据《标本馆手册》介绍，将植物压制干燥，并装订到纸上作为永久记录是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的植物学教授卢卡吉尼（1490？-1556）。这种做法流传到整个欧洲，到了林奈时代（1707-1778），标本馆技术已经被很多人掌握。标本馆（Herbarium）一词的拉丁文原意是指有关药用植物的书。Tournefort约1700年将这个词用于干燥的植物采集制品，在林奈的影响下，这个词取代了早期使用的hortus siccus等词汇（Stearn 1957）。最初的标本馆多为私人所有，但标本交换、出售等在林奈时代就已常见。在现代分类学研究中，标本是物种存在的永久凭证。

标本制作技术的发明和标本馆的建立是植物分类学研究的重要条件，分类学的发展首先需要建立标本馆。我国的植物分类学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左右。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入侵促使国民振兴国家的意识逐渐强烈，不少人试图科技救国。1909年，在中国驻美国公使梁诚的多方游说下，美国决定减免其所得赔款的一部分，改用于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教育费用建立“留美预备学堂”（清华大学之肇始）。鉴于其在外交上的作用，这一做法也得到了英国、日本和法国三国的仿效（http://zh.wikipedia.org/zh/%E5%BA%9A%E5%AD%90%E8%B5%94%E6%AC%BE）。不少人利用此次机会出国留学，并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大学问家，植物学家如胡先骕。

利用庚子赔款留学国外的学生大致在二十年代归国。他们归国后迅速在全国各种大学或研究机构开展工作。很多植物学或生物学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在30年代前后建立，并成为解放前植物分类学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标本采集量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高峰。四十年代，由于抗日战争和内战缘故，标本采集受到影响。五十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开展全国各种资源普查，成为我国标本采集的黄金时期。尽管有文革的影响，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较五十年代的采集大幅度减少，但是仍然保持了比较好的记录，与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并不逊色多少。然而，九十年代以来，我国的标本采集量较前大幅度下降，尽管举全国植物学家之力在做中国植物志和Flora of China，但是，从采集数量上也可说明国家对分类学研究的支持力度在下降。2000年以来，略有恢复，但是，起色不大。

野外调查和标本采集在分类学研究中十分关键，是新观察、新材料和新数据获取的重要来源。振兴分类学需要新的野外调查和标本采集。我在前面一篇文章中也已经提到，我国标本数量较多，但是每个植物物种的平均标本数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还需要加大采集力度。另据王文采院士，我国植物标本采集还有很多空白区，加强空白区的采集是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纵观中国植物分类学的发展历史，政府立项支持并增加分类学研究投入是增加标本馆藏量的重要保障。仅靠个别分类学家的兴趣来增加馆藏很难实现标本馆藏量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