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植物模式标本的馆藏量

杨永

植物分类学是研究植物物种生物多样性的科学，命名物种是重要工作之一。物种发现过程包含很多要素，其中最重要的三个包括标本采集、新种识别和新种发表。标本馆藏量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分类学研究条件和积累的重要反映，而与新种名称关系最密切的是模式标本。模式标本是指一个名称发表时所依据的标本，包括主模式标本（holotype）、同号模式标本（isotype）、同举模式（副模式）标本（paratype）、合模式标本（syntype）、后选模式标本（lectotype）、新模式标本（neotype）、附加模式标本（epitype）等。分类学的基本工作就是给每种植物一个名称，而模式标本正是一个植物学名称的凭证，对名称的稳定意义重大，在分类学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因此，模式标本是分类学研究积累的反映，模式标本越多，反映历史研究越充分，反之，模式标本越少，反映一个国家的分类学历史研究力量薄弱。西方发达国家不仅馆藏标本量大，而且模式标本数量也多。

从国家层面来看，标本馆藏量大小的国家顺序是美国、法国、前苏联、英国、瑞典、前西德、瑞士、中国、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中国排第八位（Baum 1996）。有两个标本馆的馆藏量超过6百万份，法国巴黎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馆藏量达8877300份，英国邱园6百万份。五个标本馆的馆藏量介于5、6百万份之间，它们是俄罗斯圣彼得堡的Komalov研究所标本馆、斯德哥尔摩的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纽约植物园标本馆、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日内瓦植物园。全世界有2639个标本馆，其中1700个标本馆馆藏量少于2.2万份标本。最小的公共标本馆是马达加斯加北部的一个岛国塞舌尔（Seychelles），仅500份标本。统计各国标本馆藏量，美国最大，占22%，而中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一些欧洲国家的馆藏量在2.5-8%之间。其余所有国家一起藏有剩余的25%。如果按照洲来统计，那么欧洲总量第一，其标本馆数量也第一，非洲标本数量最少，澳大拉西亚(指澳大利亚， 新西兰及附近太平洋诸岛)和西太平洋小岛，如文莱、印度尼西亚等标本馆数量最少。欧洲的模式标本数量远远超过其他各洲，考虑到欧洲是现代分类学的发祥地以及研究人员持续的分类学研究兴趣，这种分布是可以理解的。

西方发达国家不仅馆藏有全世界的植物标本，分类学研究历史悠久，而且模式标本数量也是最多的。全球馆藏标本中命名模式的数量估计有2852695。保守估计，和模式标本的数量，每个种有10份模式标本。这包括种下的变种、变型、亚种等分类等级，当然也包含了很多异名的模式。那么平均来看，每95份标本中就有1份模式标本。模式不仅包含了主模式和后选模式，但也有很多副模式和合模式以及它们的复份标本。有11个国家的模式标本藏量多于每95份标本中有1份模式的比率，在美国，每90.41份标本中有1份模式，接近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总标本馆藏量最大。奥地利标本馆藏量超过7百万份，而拥有模式总量的10.8%。塞内加尔（Senegal）藏有标本总量仅118000份，其中模式标本占16.9%。英联邦模式标本很多，藏有各种已知模式标本的57.9%，而标本总量达18.5百万份。世界上约一半的国家在1000份标本中至少藏有1份模式标本。

上述关于全世界标本馆、馆藏植物标本量和模式标本数量的数据均来源于Baum (1996)。我国模式标本的馆藏量倒底有多少？目前还没有人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

中国估计馆藏1600万份植物标本。如果按照上述估计，按每100份标本中有1份模式标本计算，那么，模式标本数量估计为16万份。中国模式标本馆藏量可能远远低于这个估计。据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马克平研究员的估计（http://www.cas.cn/ky/kyjz/200704/t20070420_1028862.shtml），中国3万多种植物，模式标本数量不到一半，约在15000份左右，而有16000～17000号模式标本保存在其他国家的标本馆。按照这个说法，中国模式标本比率很低，每1000份标本中才有1份模式标本。靳淑英研究员的《中国植物模式标本汇编》收载我国馆藏模式在15000份左右。这个数字估计偏低，因为作者仅记录采集，而不考虑复份和副模式、同号模式以及合模式等，另外，散布在普通标本中的大量模式、同号模式以及副模式也没有被发掘出来。本人在美国密苏里植物园访问期间，就曾发现从国内交换（卖？）到MO的标本中就有一些模式。考虑到中国植物分类学起步很晚，在我国分类学研究开始之前，西方各国已经对中国开展了多年的采集和研究，本土馆藏模式标本量少是可以理解的，尽管这种比率确实低了很多。国外馆藏中国植物种类标本多的国家包括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瑞士（可能）。早在上世纪初，秦仁昌研究员到欧洲许多国家的标本馆查阅并拍摄模式标本，拍摄了模式标本照片18300张（谢玉华2003）。当前，标本数字化已经进行到一定阶段，相关项目负责人应该考虑派学者去美国、日本等国收集拍摄和国产种类的模式标本。这些种类可能是广布种类，描述于其他国家的标本，但是我国也产，另外也有中国特有种类，它们是由西方采集员采集并西方的研究人员研究的产自中国的标本。

模式标本馆藏量上我国确实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Bebber (2012)对五个标本馆模式标本统计的最新数据，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NHM，50338），美国密苏里植物园（MO，25116），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Edinburgh，16700），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植物园（Melbourne，10741），这是经过过滤副模式标本以及cotype等不确定模式信息的数据。仅英国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已经排除了林耐的4000份模式标本）就远多于中国全国模式标本的馆藏量。

中国馆藏模式标本量大，但是模式标本比率很低的原因归结为几个方面：（1）西方采集者早期在中国采集了大量的标本，这些标本被运回他们本国后，植物学家描述了大量的新种，如Wilson等；（2）西方学者从日本获取的材料开展的研究，如很多西方人误以为银杏是日本原产，槐原产中国，西方人误以为是日本，所以取名为Sophora japonica（3）日本人的采集和研究，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国力迅速增强，并开始对周边国家渗透，台湾、朝鲜半岛的研究基础日本人做地最好；（4）植物自然分布的特点，很多狭域分布种，很多种类跨国跨地区分布，因此周边国家或相距较远的国家的同种植物已被研究过，减少了中国“发现”模式标本的几率；（5）最后，这一切归因于中国自然科学起步晚，如果以1905年算开始的话，较林耐晚了两个半世纪，如果，中国植物学研究起步早些，独立可以开展植物学采集和描述工作，那么，馆藏标本中模式标本的比率将是另外一番景象。根据中国植物采集史记载，对我国植物进行近代植物分类学研究的首先始于欧洲人，后来还有美国人、日本人等。早期我国的近代植物分类学研究阵地，为外国人所霸占。从16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先后有约16个国家，共约200人来过中国调查植物资源，大量采集植物标本，搜集苗木、种子等，他们中有植物学家、探险家、旅行家、动物学家、外交官、海关职员、军官、传教士、教师、园艺家、职业采集家、商人等，他们的足迹踏遍了各省区，甚至深入到当时常人所不能到的区域。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200多年中，外国人在中国采集了近100万号植物标本，上千种植物苗木和种子，记载新发现与新记录植物上万种，新属158个。

Baum (1996)计算平均每种有952个标本。中国馆藏标本量达1600万份，高等植物种类3万余种，那么，每种标本量约为530份左右。这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代表性是馆藏标本用途的关键，但是，从统计学观点来看，馆藏标本对植物变异的代表性十分差，各个地区、各个类群的采集分布十分不均衡。常见种类的标本很多，而相当多的种类标本仅1、2份馆藏标本，甚至在PE中没有代表。此外，标本通常有很多复份。人们常常会发现年复一年采自同一个产地的标本，这些标本是由同一个采集者或者许多不同的采集者走着固定的路线所采集。除了大规模采集外，结合类群修订，开展针对性野外采集是解决目前馆藏标本代表性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谢玉华, 2003. 植物命名中的模式标本. 内江示范学院学报, 18(6): 45-48.

Baum BR, 1996. Statistical adequacy of plant collections: innovative concepts of collection, preservation, and storage of plant diversity. In: Stuessy TF & Sohmer SH eds. Sampling the Green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43-73.

Bebber DP, Carine MA, Davidse G, Harris DJ, Haston EM, Penn MG, CaffertyS, Wood JRI, Scotland RW, 2012. Big hitting collectors make massive and disproportionate contribution to the discovery of plant species.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published online, doi: 10.1098/rspb.2011.2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