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中有奸佞，尚须爱国否？这似乎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有的话题。南宋时，岳飞抗金，但朝中有秦桧等奸臣，一直对岳飞的抗金实行阻挠。岳飞知道这种情况吗？我觉得，岳飞应该是知道的。但他一心报国，并不因为朝中有奸佞，就放弃抗金，放弃收复国土。当然，岳飞总说要迎二圣还朝，让高宗赵构十分不快。这是不是最终岳飞遇难的原因，不是太确定。当然，高宗不高兴是有的，但是不是就因为这点不高兴，就一定要置岳飞与死地。这事还需要更进一步的了解。

但秦桧一伙是反对抗金的，是一门心思打算投降的。东窗事发，说的就是他与王氏密谋的故事。岳飞被诬下狱后，秦桧与万俟卨还捏造出莫须有的罪名来害岳飞。最终，南宋高宗与奸臣合谋害死了岳飞。

岳飞遇难后，南宋仍有一批希望继续抗金的将领。秦桧等一伙奸佞之臣已经把持了朝廷的重权，岳飞的遭遇也让这些将领心寒。可是他们并没有放弃继续抗金、收复国土的意志。这里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奸佞当道，爱国者还有必要爱国吗？

当然，那个时代，爱国与是忠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两者很难分开。但两者之间毕竟也还是有那么一点区别的。爱国不仅是忠君，也有为天下百姓效力的含义在内。所以，这样的爱国仍然是有着正面意义的。在这些爱国的士人们看来，无论朝中有无奸佞，无论朝中是否奸佞当道，他们爱国的心意都是不会改变的。

不知道当代的人是怎么看的。很多人可能会认为这样的人都是愚忠，是不足取的。或者他们也有人会认为，既然岳飞知道还朝必死，但仍然要还朝，这是不是傻？我们不能拿今天的价值观去苛求古人。不过，我以为，更看重的是在奸佞当道的时候，仍然有那么一些人，以国家为重，以百姓为重，这样的精神才是难能可贵的。

朝中有奸佞，固然是坏事，因为他们真能坏掉很多必要的好事。但在奸佞尚未除掉的时候，或者在准备除掉的时候，国家还有很多其他的有关民生的事要做。那么是要彻底除掉奸佞之后再做呢？还是边做边想办法除去奸佞呢？我以为，还是后者更为妥当。

现在的党政机关在用人方面也还是存在着一些缺陷。任人唯亲的情况并没有彻底杜绝。在一些位置上的人未必都是奸佞，但不能排除一定会有这样的人。另外庸才也是有的。占着茅坑不拉屎，占着位置不做事，这样的情况也并不少见。在这样的环境里，那些想做事的人还要不要为老百姓做事？本来这不是什么特别的问题，但与用人方面的缺陷相比，有人就不那么淡定了。

在他们看来，用人方面的问题是一个很大很严重的问题，这样的人不换掉，什么事也做不好，因而什么事也不能做。这样看问题，可能就有着偏差了。固然，这样的问题确实是很大很严重的问题，但在问题没有解决之前，我们就认为没有必要继续做事，没有必要为老百姓做那些为了他们的民生就必须要做的事，这样想和这样做，可能都有点极端了。

有人还把这样的问题与体制联系起来，认为用人方面存在的问题就完全是体制本身造成的。所以在他们看来，这个体制如果不彻底改变，用人的问题就不可能得到解决。而用人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那么我们做什么事都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他们的目的其实未必是真要把什么人拿下来，而是认为必须彻底推翻原有的体制。而这个体制不推翻，做任何事都是在为这个体制涂脂抹粉。而这是他们最不屑做的事。

如果确实是体制方面的根本性问题，自然必须要彻底解决体制上的问题。但如果体制本身并没有用人一定唯亲的机制，而且体制本身对于用人唯亲也有一定的制约。而现在存在的任人唯亲的现象，不过是某些人以权谋私、是上不得台面的做法。那么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未必是体制方面的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借口所谓存在着问题而不去做事，其实是非常虚伪的。这些人并不真是为老百姓着想，不过是要干掉体制的一种托词。客观地说，现有的体制虽然存在着不少问题，但在总体上仍然是以健康的因素为主。我们不能因为它存在着局部的问题，就不去做为老百姓的利益和需要而应该去做的事情。

我们的国家还在不断的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还会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有的问题可能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就会有新的问题的出现。那我们也只能一个一个去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其他的选择。我们不能因为存在这些问题，就把责任完全推到所谓体制上面。更不能因此而怠工。有的人借此来攻击体制，并以此来涣散人心，其用心是非常险恶的。

对现在的中国来说，虽然有奸臣佞臣的存在，但还说不上奸佞已经当道。如果有人做出这样的判断，那么这样的判断并不符合实际。我们知道我们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要做更多更重要的事，也是为解决这些问题创造更多更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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