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长风 

[说明：本文主要是两位学者（本科生张三和博士后千老）的聊天记录，语言上没有特别润饰，保留了很多口语和专业俚语。例如，“杀老鼠、刷试管”这种没有技术含量的重复性劳动，多为自嘲，生物实验室的实际运作要有意思得多。原文较长，分两次发表，这是第一部分。

作者简介：作者为旅居美国的千老、资深博士后、研究科学家。]

张三从煤矿子弟校毕业后，按父母的意愿，追随哥哥、姐姐当年的脚步，考上了业内顶级学府“平顶山煤炭学院”。按张三自己的意愿，他只想做一个普通人，大学顺利毕业，找一份稳定的工作。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很多名校学生，考上大学是他们人生唯一的高光巅峰时刻；他们也许一辈子只能以名校为荣，而不能使名校以他们为荣。”这给张三很大的心理压力。煤炭学院心理咨询中心曾经做过一个调查，一年级新生有三分之一厌恶学习，认为学习没有意义；有差不多半数的学生认为人生没有意义，每天活在父母的期望、他人的逻辑里；有些极端的最后干脆放弃了自己。 

张三并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他发现周围同学都很优秀，还有位同学老是拿网红教授罗翔的视频来取笑他：“今天罗教授又有新料哦！”。张三入学不久就抑郁了，他不怎么说话，不想见人，整日沉湎于网游，不到两个月就从学校辍学了。正在彷徨找不到北的时候，短视频平台给他推送了一位海归教授的演讲：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张三想，任何世纪都是生物的世纪啊！于是决定振作起来，去米国学生物，重新开始人生。他把想法告诉了父母，母亲一句“三儿，莫要走远了”的话还没有说完，父亲就插话了，“幺儿，你只管申请，钱的问题莫要担心，大不了老子给学校赞助哈，给川建国援建一座煤矿助选也行。”张三父亲有同学李叔在旧金山美洲大学生物系任教，帮张三办了入学手续。 

张三上课之余，有时也去李叔的实验室帮忙杀老鼠、刷试管。一来二去，结识了一些千老和研究科学家（即博士后^[1]）。 

以下节选了一些他们的对话，由于较长的缘故，人为地分为几两部分，本文是第一部分。 

张三：常听你们说CNS，那是神马东西？ 

千老：CNS指Cell, Nature, Science三个高度垄断的学术期刊。 

张三：学术期刊也会有垄断？ 

千老：学术期刊的出版就是垄断性行业，一个研究领域的期刊也就那么多，但是搞研究的人太多，大家争夺杂志发表文章。CNS由于影响因子高，垄断性尤其强。即使收取高得离谱的版面费，大家也趋之若鹜。 

张三：版面费有多高？ 

千老：以营利性出版集团Nature的商业模式为例。主刊Nature及旗下的一系列子刊包含订阅和开放阅读两种模式。很多研究资助机构比如国立卫生院（NIH）等要求成果发表后必须立刻免费向公众开放，所以Nature及子刊作者就要付一万多美元的版面费（一般从作者的研究经费出）。Nature还搞了一个只有开放阅读模式的子刊，Nature Communications，作者必须交钱才能发表，其版面费是六千多美元。哥大的安德鲁·格尔曼（Andrew Gelman）最近写了篇相关的博客，你可以看看^[2]。 

张三：这些收费杂志发表的文章水平有没有问题？ 

千老：像Nature及子刊等系列，也是送审的。但是有个公司出版了一系列收费杂志，装模作样的送审，但其实只要交费就能发表。上次让我审一篇稿子，错误百出，被我拒了后，作者一丝不改地发表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审他们的稿子了。 

张三：影响因子是怎么确定的，是否影响因子高的文章更重要？ 

千老：期刊某年的影响因子是前两年发表论文在该年的平均引用率^[3]。影响因子高，说明其平均引用率高。 

正如饶毅所说，文章的重要性要看其内涵^[4]，而不仅仅看其影响因子或引用率。关于影响因子的弊端，有很多讨论，包括一些学者会同杂志主编（包括PLOS, eLife, Nature等）写过一篇文章，他们总结了八项弊病^[5]，这里简单说几条： 

首先，一个期刊的文章引用率一般都是严重右偏的（图1），大部分文章的引用率低于平均引用率（表1）。在高影响因子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可能会有一些明星优势，即更容易被肤浅地引用，但并不一定都会有很高的引用率。

 图1：一些学术期刊的引用率分布

说明：来自Larivière et al. (2016)，即注释5。引用率数据为2013-2014年的文章在2015年的引用率。

表1：期刊论文引用数低于平均引用率（JIF）的情况

说明：同图1。

其次，不同学科的重要性不能简单比较，不同学科的影响因子更不可比。夏天西瓜比苹果吃香，但这不表示西瓜比苹果更重要。 

再次，即使是同一学科，文章的重要性也不能用其发表杂志的影响因子或引用率的高低来判定，就像父母不会荒谬地说学习成绩好的子女比成绩差的子女更重要、更有前途一样。 

张三：你上面说“肤浅地引用”，什么意思？

千老：有些“学者”在引用别人文章时，喜欢看被引用文章作者、杂志的名气、影响因子。同样水平的两篇文章，有些人倾向于引用名作者或名杂志上的文章。更有甚者，有些人为了显示自己论文的重要性，喜欢引用一些名作来点缀自己的文章，虽然那些名作跟自己的论文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张三：追求高影响因子有什么问题？ 

千老：现在学术界、机构管理人员（很多本来也是学者）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评价一个人的学术成就只靠文章数量、影响因子和引用率，而不是真正看文章的内涵。一般而言，文科发文章慢，杂志的影响因子也比理科低，有些管理者因此觉得文科不重要，文科学者在评定职称、待遇上，就会吃亏。 

张三：听你说，影响因子和引用率好像一无是处？ 

千老：对有些人的短期利益可能有帮助，但对整个学科的发展，弊大于利。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矛盾的现实：一方面，我们希望更多的人从事学术研究，这样有利于促进学术进步；另一方面，现在学术界已经很拥挤了，有太多可有可无的文章，这给文献检索带来麻烦（大家的时间有限），大家只好退而求其次，用影响因子、引用率来筛选文献。 

张三：你有CNS没？ 

千老：有，但都是灌水文章，没有什么实质贡献，还不如发明一道咸菜。 

张三：既然没什么实质贡献，为什么也发CNS呢？ 

千老：发CNS也有一些技巧，不一定要有实质贡献，故事和标题吸引眼球就行。说来惭愧，我有想中彩票一夜暴富的心理，希望用高影响因子文章来抬高身价，以此找个好东家（谋个好教职）。只可惜米国这边的学校不完全看文章的影响因子，所以我现在还是待价而沽。像上面提到的安德鲁·格尔曼那样的成名学者，他们有些人倒是不会去片面追求所谓的名刊。

关于聊天的第二部分，请参阅：学者对话：（二）长安三万里。

注释：

^[1] 按维基辞典，"千老"是职业博士后（Postdoctoral Researcher）的代名词，最初主要集中于生物等难以在工业界谋得职位，转行困难，而教职又比较短缺的专业。由于被迫不停从事博士后职业来维持生计，故自称"千年老博士后"，常常含有当事人自嘲的意味，后来逐渐成为一种留学圈的亚文化现象。事实上千老本人通常经受过严格系统化的科学训练，但是往往由于现实的原因未能取得预想的回报，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失败者。“博士后”常常被误认为是一种学位，其实它只是一种过渡性工作（所谓临时工）。大学里的“研究科学家”一般指资深博士后（Senior Postdoctoral Researcher，依然是一种过渡性工作），工资拿得高一些，主要做科研，也和大老板一起写项目申请书。米国国家实验室的“研究科学家”则是研究员的正常晋升路线中的一环，属于正式工作，地位相对独立，承担某一个细分方向的科研任务，然后开始招自己的博士生和博后来工作。

^[2] Andrew Gelman, 2023.10.28, We were gonna submit something to Nature Communications, but…:

^[3] 影响因子由科睿唯安（Clarivate）计算发布，其网站上给出的算法为：“Impact factor of a journal is calculated by dividing the number of current year citations to the source items published in that journal during the previous two years.” 影响因子的数值取决于如何定义”引用数“（citations）和”可引用项“（citable/source items）。按理，他们应该是基于同样的内容计算的，但”引用数“的定义并不对外公开，各期刊可以跟科睿唯安协商，所以”引用数“常常是偏大的数字。

^[4] 饶毅，2023.12.02，不唯论文，在中国可行吗？饶议科学。

^[5] Larivière et al. (2016) A simple proposal for the publication of journal citation distributions. bioRxiv, 062109. https://doi.org/10.1101/062109. The main deficiencies of the Journal Impact Factor (JIF) may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JIF is calculated inappropriately as the arithmetic mean of a highly skewed distribution of citations;

(2) it contains no measure of the spread of the distribution;

(3) it obscures the high degree of overlap between the citation distributions of most journals;

(4) it is not reproducible and the data that support it are not publicly available;

(5) it is quoted to a higher level of precision (three decimal places) than is warranted by the underlying data;

(6) it is based on a narrow two-year time window that is inappropriate for many disciplines and takes no account of the large variation in citation levels across disciplines;

(7) it includes citations to ‘non-citable’ items, and citations to primary research papers are conflated with citations to reviews – making the JIF open to gaming and subject to negotiation with Thomson Reuters;

(8) its relationship with citations received by individual papers is questionable and weake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