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本文原是为周一星老师八十寿辰纪念文集而作，收入《一星如月——周一星和他的朋友们》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我当时尽量选择了一种平视的角度，且没有涉及与周老师的私人交往。等将来庆祝周老师九十寿辰时，我准备再写一篇与周老师及各位同门之间的私交故事，特别是介绍一些“在导师家蹭饭”的经验（不保证对大家有借鉴意义）。

注2：《一星如月》排版时，一些脚注出现缺漏，这次补充完整发在这里。]

一勺饮

以前在周一星老师身边问学时，我各方面的基础都非常薄弱，也很不懂事，犹如“一小块海绵”飘浮在包容的大海上，浅尝辄止：虽有弱水三千，只取一勺饮。本文记述这“一勺”孕育的故事——关于周老师以及我在周老师影响下的一些事情。这里有三点需要提前说明一下。第一，本文题名“一勺饮”而不是“一瓢饮”，主要是出于物理学的考量：“一小块海绵”，只饮得下一小勺。第二，我写日记是“三天打渔，两天晒网”，除了懒之外，主要原因（借口）还是缺乏自信——担心在日记中自我美化[1]；我这次作文除了根据日记上的零星记载之外，大部分靠在记忆里搜索；由于年代久远，我这里的故事可能难免存在错漏，甚至张冠李戴的情况。第三，尽管我努力有所克制，但是文中可能还是会不自觉地流露出“表扬与自我表扬”的调调，希望读者诸君能够理解。

第一次见到周老师，是在1998年的某个晚上，月不黑风不高，我骑着自行车去电教，听周老师关于北京“城市郊区化”的报告[2]。幻灯机播放了许多北京城市和郊区的照片，让很少出校门的我感到特别新奇。周老师讲到关键问题时，谦谦学者之外的慷慨激昂，让我对大三下学期（2000年春）的“城市化与城市体系”（即“城市地理学”）专业课充满了期待。

读过“北京市精品课程-城市化与城市体系”的同学，可能觉得“不够味”。因为篇幅体例的限制，那篇介绍材料遗漏了一些关键细节，所以“画龙而不能点睛”。今天有机会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些有关“城市化与城市体系”那门课的故事。

二十年前，微软的电子幻灯片（Microsoft PowerPoint，即PPT）还没有流行，学生往往简单地仅从教授在课堂上的表现来评估其水平。现如今“无PPT不成课”，学生如果迷失在PPT密集或艰深的内容之中，反过来会觉得教授疏于备课或者本身对内容一知半解。当年同学们私下里“妄评”各位教授，我记得对周老师的评价是，“融深广的学术研究和丰富的规划实践于精心准备的教学之中”。许多年后我自己也当了老师，每当遇到困难或想偷懒时，我就想到周老师，于是又振作精神走上讲台。

周老师每节课有一张大纲投影胶片，简单地列出要点。讲课时逐条展开并辅以具体的案例和相关图表投影，跟“照本宣科”、“读幻灯片”的教学风格截然不同。那门课在理教的大阶梯教室，周老师会在教室里走动，方便照顾坐在各个角落的学生听讲；也有人觉得不便，比如多年后还有同学跟我抱怨：

同学：当年上你老板的课非常痛苦！

我：他的课信息量大，对外专业的同学有些难。

同学：难度我还能接受。主要是他不时地在面前晃动，当时真希望他能一直站在面前也好。

我：你不知道，他这是“随机行走”，还有个高大上的名字叫“布朗运动”。看来影响你听课了？

同学：影响听课倒谈不上，只是影响我背GRE单词——我不但不能专心地背单词，连已经背熟的都忘了不少。

我：这就是你后来没有出国留学的原因或借口？

同学：是，也不是。我GRE考砸了不能怪周老师，要怪就怪自己三心二意。我其实很安于现状，并不后悔留下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你呢？还在为“逃兵”[3]的身份纠结？

图1：硕士毕业前夕与导师周一星的合影

我至今还记得周老师当年布置的两个特殊作业。

其中一个是让我们每人出一套试卷。我为此把周老师《城市地理学》一书和他课上讲的要点提炼出来，然后出了一份自认为非常满意的试卷。整个过程让我对相关内容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同时也训练了归纳总结能力，对我以后的学习和研究都非常有用。例如，大四上刘瑜老师的“地理信息系统”（GIS）一课，我和周碧亮同学花了几个小时，用类似的方法把厚厚的一本教材（每人半本）浓缩成几页的要点。我还冠以《GIS考试圣经》的浮夸题目，贴在了校内论坛（BBS）“一塌糊涂”上。刘老师也经常逛那个论坛，我们在逸夫二楼七层的办公室隔得也近；我怕见了面不好意思，所以没有在那篇浮夸的帖子上署名。当时一些同学说，“临时抱圣经”，在期末考试前一晚硬背那篇帖子而取得了好成绩，甚至多年后还有人在一些网站转载、出售。

另外一个特殊作业是自选一个与课程相关的问题，在全班做一个简短的研究报告。现在回想起来，那就是鼓励本科生做研究了——现在很流行，但在二十年前却是非常少见的。为了让报告不至于干瘪难懂，我做了一个PPT。当时电脑、网络和个人主页还不普及，文献的电子检索不发达，我想了解周老师专著之外的文章，他便把简历打印了给我，提供文献检索的便利。

周老师对新技术非常感兴趣，并且积极学习。他看到了PPT的方便之处，就问我能不能教他。我当时对这种新技术也很有热情，就告诉周老师，说可以先帮他做，然后他在此基础上学习、修改。我于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把讲义材料扫描、编辑、录入、拷贝/粘帖、整理后做成幻灯片初稿，周老师再做删改更新。通过整理讲义，我对城市地理学的理解更加深刻了。这本来应该是个美好的合作，但我当时搞的一个小动作，让我不时想起来就愧疚：我在自己的电脑上做完课件，发现PPT文件属性-作者一栏，软件自动添加了我的名字。我并没有按理（礼）将其去掉，而是在没有跟周老师商量的情况下，自作主张地在我的名字之前添加了周老师的名字。

大三暑假，我得到周老师的同意，进入他的团队做专业生产实习[4]。大四的时候，我争取到保送本系读研究生的面试机会。因为是差额面试，我有些紧张，得到周老师的鼓励，我最后顺利通过了面试。在加入周老师的团队后，我通过参与基金研究课题和社会服务项目，得到跟周老师及各位同门学习的宝贵机会。在学术研究选题时，我有充分的自由。在研究成果署名上，周老师只在他做出重要贡献的文章上署名[5]。除此之外，周老师严肃认真的学术人格还体现在他主编杂志时的大公无私、宁缺勿滥上。限于篇幅，关于跟周老师及各位同门交往的具体细节改日另文记述。我非常庆幸，能够在人生的早期得到这些规范的训练，树立了一些基本原则。在我毕业后，在忙碌的生活事业上，即使遇到挫折或诱惑也能始终保持内心的平静。

本文前面第二段提到周老师在电教做了一个讲座，他当时是应北大学生社团“环境与发展协会”（环发协会）的邀请。我的室友张骁鸣当时在环发协会干事，周老师的讲座信息就是他告诉我的。后来在2003-2004年间，张骁鸣和周老师在学术期刊《现代城市研究》（2003年第5期、2004年第6期）上发生过一场有关“郊区化”的文章往复[6]。我当时看了二人的文章，有一些粗浅的看法，曾想跟他俩当面探讨，可惜一直没有机会，今天借本文简单说说。我尽量避免有争议的雷区，原因有二：其一，周老师已经退休多年，“述而不作”，我不想让他对本文产生回应的冲动，影响他生活的宁静；其二，本文不是学术文章，不宜涉及太深的学术问题。

首先，对张、周二人之间发生学术争论一事并不惊讶。我和张骁鸣同窗、室友四年，了解他在学术上的严肃认真态度。至于周老师，他知道我们“爱吾师，更爱真理”，对他只能“半肯半不肯”；跟他讨论问题时，如果我们有不同看法，“当仁不让于师”，他也能够坦然接受。所以，周老师喜欢和我们讨论问题并鼓励不同意见，有时大家辩得面红耳赤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事情就是这样的，张骁鸣对周老师文章中的一些观点有不同看法，觉得说出来有利于学界同行；周老师不同意张骁鸣文章的一些观点，觉得有澄清的必要。十多年前，中文杂志上的学术争鸣文章还很少见，所以在具体操作上还有改进的空间：如果杂志当时能够协调将张、周二人的文章纳入同一期并列发表，对读者会方便很多。

其次，关于概念。两人文章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对“郊区化”相关概念理解的差异，其中也不乏因为行文笔误和排版差错引起的误解。学术研究中概念是争论的雷区，我也曾趟过雷——发表过关于概念辨析的文章。在有些领域或有些群体中，概念问题常常争论不休。如果基本概念“极为混乱”、“难以为继”，严重影响学术研究和交流，对学科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早日解决概念辨析的问题，我们就可以做更深入、更重要也更有趣的研究[7]。概念辨析和学术争论的文章常常“吃力不讨好”，有人觉得是浪费时间，特别是回应他人批评的文章，“引用率一般都不高”（张五常语）。张、周二人不追求世俗的“引用率”，愿意花时间来辨析概念，在学术期刊上往复辩论，值得尊敬。

再次，关于与国际接轨。由于历史的原因，中文学术文章不同领域的发展并不平衡。如果一个研究领域起步晚，或者与国际的交流还处于初级阶段，在有些基本问题或概念上与国际上已经成熟的研究有差异，这时候就需要充分借鉴国际上的研究成果，减少闭门“重造轮子”（reinventing the wheel）的事情发生[8]。当然，与国际接轨也不是盲目的，并不存在“国外月亮一定更圆”的事情，需要注意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有些表面上看起来相似但本质上却不同的事物（所谓“同形异体”，homoplasy），彼此不能简单地相互套用。其实，我更希望有一天，学术研究不再需要谈论“与国际接轨”，文献综述不再分列“国内”、“国际”研究进展：学术界是一个整体，不必强分“国内”、“国际”，评判时更不要“内外有别”。这种现象最近其实已经有所改观，比如高校、科研院所在招聘上，渐渐开始对国内、国外的人才“一视同仁”。国内培养的博士在国外高校任教的历史则更长，表明国内成长起来的人才在国际上也是有竞争力的。

最后，说个“形而下”的有趣现象。《现代城市研究》上张、周二人文章旁配有各自的照片，二人面带微笑之外，都“留有一手”在兜里。这似乎暗示二位的观点各有所保留，在辩论时有翩翩君子的风度；如果放开讨论的话，可能有别样的风彩。

图2：张骁鸣（左）、周一星（右）二人在《现代城市研究》文章旁配的照片（本文作者出于强迫症，对照片略有剪辑，以使之大体平衡）

最后我再谈一些周老师的个人品质，比如他不轻易麻烦他人，能自己解决的事总是自己去做。这里分享两件事。第一件前面已经提到过，是关于PPT的事情。周老师看到PPT的方便之处，首先想到的是让我教他做，而不是直接要我帮他做，虽然我采取的策略是先帮他做，然后他以此为基础学习。他学会了之后，上课或报告的PPT都是自己做，不让大家操刀。第二件事涉及的动作有些技术难度，不建议大家轻易模仿：周老师一次参加聚会回去晚了，过了小区的关门时间，门卫保安也已经歇了[9]。周老师不想麻烦他们，最后是翻栏杆进去的[10]。

周老师对晚辈总是积极提挈照顾。研一的时候，在中科院读研的同学托我邀请周老师去他们玉泉路校区做一场学术报告。周老师虽然很忙，但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那时候周老师已经会自己做PPT，所以不需要我操刀。报告安排在晚上，我陪同周老师前往。报告结束后，周老师照例又耐心地回答众多同学的提问，花了很长的时间。回来的时候已经很晚了，明显可以感觉周老师的疲倦，让我心里非常过意不去——因为是我帮同学邀请的他。

周老师热心助人但不轻易麻烦他人的个人品质对我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后来做事也尽量不去麻烦周老师，比如下面的几件事。

研三的时候（2003-2004），我申请了出国留学，到2004年春天都还没有消息。之前因为一心想着出国，一直没有找工作——不想找好了工作又毁约而出国。现在既然出国失败了，于是决心找工作。时间上已经有些晚了，很多地方都招满了，我又偏执地不想去房地产公司或政府部门，所以投了三家规划院：本地两家，外地一家，都得到了面试机会；本地的两家是现场面试，外地的那家是电话面试。面试的时候我发现一个之前不了解的事实：规划院的同行在提起周老师时，非常尊敬地称呼他“周先生”，并建议我“让周先生写封推荐信”。我从侧面了解到，那段时间周老师很忙——他其实一直都非常忙。我想到他热心助人但不轻易麻烦人的性格，就没有跟他提推荐信的事。幸运的是，有两家规划院在没有推荐信的情况下，在面试完第二天就给了我工作。我选择了本地那家——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即现在的清华同衡），当时在清华东门双清路上的学研大厦，离北大近，我可以经常回学校看看。我毕业后就租住在北大西门的蔚秀园，每天骑车穿过校园经过未名湖去上班。

在我签了工作合同后不久，收到英国一位教授的电子邮件，说他的研究项目刚刚获得批准，愿意资助我去他那里留学。那位教授是我非常敬重的，研究方向也非常喜欢。我当时非常纠结，觉得这个留学机会非常难得，但是又不想跟工作单位毁约。最后，“三思而后不行”，放弃了去英国留学的机会。工作走上正轨后，有人暗示我请周老师去做一个报告，我不想麻烦周老师，所以委婉地拒绝了。工作单位风气好，同事们都热心帮助、支持我的发展。

上面说了周老师的许多优点（以及对我的影响），那么他有没有缺点呢？“人无完人”，周老师也有缺点，比如他有时太固执了，不能做到“有教无类”：周老师招学生，不收“政府公职人员”这一类。一些不忘初心、向往学术的人民公仆，敬重周老师的学问和人品，非常希望能够投入门下，但是都被他拒绝了。我的理解，周老师有精神洁癖，“择善而固执”：为了内心的宁静，在招人时有所取舍。周老师虽然不能做到“有教无类”，但他善于“因材施教”，并乐于见到学生自由地成长，走上各行各业的工作岗位，为社会奉献自己的力量——这跟他积极入世、勇于在不同平台上发挥学者、教授职责的精神是一致的。

今天是2020年11月11日，时逢美国的老兵节。有一首关于老兵的歌谣，后来因为美国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的引用而重获新生。考虑到中国的文化风俗，我这里将其意译为：“老兵会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他们的精神却会一直影响人们。”又，按李敖的说法，我是留美的“逃兵”。在今天这个老兵节，在大西洋东岸，我这个逃兵，不揣冒昧，写下这些文字，送给远在太平洋西岸祖国的周一星老师，一位城市地理、规划研究的老兵，预为老先生八十大寿贺：您的日常生活虽然已经淡出了学术界，但是您的成果和精神日益增辉，一直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致谢：四夕羊羽、半瓢斋主人曾批阅本文并提出非常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一并感谢！当然，本作者为文中所有可能存在的错漏负全责。]

[1] 比如大家熟悉的常公凯申，就喜欢选择性地写日记，并美化自己、掩盖失误。有人比较过“昆仑选集”与“常公日记”的区别，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网上搜读，比如：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6641290/answer/68797306

这里的“常凯申”、“昆仑”两个人名，笔者借用了近世学者的别致译法，参见：

·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28732583；

·  https://www.oktranslation.com/news/twininfo34115.html

[2] 一起做报告的还有孟延春师兄，他当时在跟周老师做“北京郊区化”的博士论文。另外，根据陈彦光在本书《超越距离的师生际会》一文中的记述，他也去听了那场报告，“郊区化”构成了缘分纽带的一部分。彦光兄有用工作台历的好习惯，按他台历上的记录，报告的具体日期是1998年3月13日（周五），其时农历二月十五，正是月圆之夜。使用工作台历是个好办法——据说周恩来总理虽然不像常校长那样写日记，但有用工作台历的习惯，中央档案馆收藏的台历上就记录了先总理的日常工作计划（工作备忘录）。

[3] 在2010年南方周末“我们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李敖访谈”中，李敖提到，“我为什么看不起留美的那批人？因为他们都是逃兵——你在中国长大，你去国外留学了以后不回来，对国家来说这些人才就流失了，你在为别的国家服务”。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逃兵”身份在我心里投下的阴影面积，大得笼罩了全身，直到最近看了西西河“海上金流彩云乱”河友的说法才有所解脱（原文参见：https://talkcc.org/article/4604642）：日耳曼人从高加索地区出来，勇敢地走向世界。他们没有被人嘲笑为高加索的叛徒，而是靠自己的勇敢得到了半个地球生存空间的奖励。眷恋故土，是华人的优点，但有时也成了缺点。率先克服这个缺点，走向世界的海外华人，是为了这个民族开拓更广阔生存空间的勇士。 

[4] 在天津大港做小城镇调研，师兄曹广忠老师带队，参加的还有师姐王玉华、师兄胡志勇和赵新平。

[5] 我后来了解到，华裔学者、控制论专家何毓琦也持类似观点，具体可参见他在科学网上的两篇博客：

（a）My personal opinion about co-authorship：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65-207967.html

（b）关于学术论文的文献引用及相关的科研道德问题：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65-3964.html

何的观点简单总结如下：署名既是著作权，更是责任。

·  一方面，对合作者慷慨，减少争议和交恶，因为：朋友远比一篇文章重要；只要在你擅长的领域辛勤耕耘，一定会发表更多论文，从而树立你的学术地位。

·  另一方面，严于律己，建议采取如下署名准则：（1）提出主要观点和问题；（2）全程参与研究，论文写作也有重要贡献；（3）能够就论文主题给一个30-60分钟综合报告。如果满足条件（3）加条件（1）或（2）（最好是同时），则可以署上自己的名字。

[6] 具体情况也可参见周一星自选集《城市地理求索》（商务印书馆，2010，第516-522页）。

[7] “基本概念的正确性”成为“城市研究的第一科学问题”（参见周一星《城市地理求索》第523-531页），我觉得对城市研究来说，是一件既无奈又不幸的事。

[8] 对此曾与半瓢斋主人略有讨论，我同意他的看法：“重造轮子”现象不可避免地普遍存在，有时甚至是必要的，而学术期刊原则上也是容许的；只要不涉及剽窃，除了浪费一些资源之外，对社会的危害并不是特别大。很多革新的原创，往往在被反复“发现”后才引起世人关注。即便不考虑各个国家语言的障碍，一个人要想在短期内穷极某个研究的所有文献资料，也是不可能的。施一公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尼古拉·帕瓦拉蒂奇（Nikola P. Pavletich）就曾对他说过，“我的阅读并不广泛”，“我只读与我的研究兴趣有直接关系的论文，并且只有在写论文时我才会大量阅读”。

[9] 也可能是在学习备考。据新闻报道，有北大保安通过自身努力考上了北大。

[10] 老一辈先生都有不轻易麻烦他人的传统，从而也练就了翻栏杆或跳窗的基本功。据乐黛云回忆，季羡林先生有次房门被反锁，年近85岁的季老没有寻求救助，而是从近两米高的窗台上跳下来，实现“自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