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从“考研基地”话题转移了，我们来讨论一下“人才年轻化”的话题。我们的媒体上经常出现关于“人才年轻化”的宣传。政府官方也制定出大量“人才年轻化”政策。媒体这类宣传大体可以粗分为两类：职业人才与荣誉人才，年轻化政策以前者为主。在职业（或者行业）人才年轻化方面主要体现在政府官员与已经严重行政化的学术机构和大学领导成员及某些学术头衔。在常见的宣传中大致有：最年轻科长、处长、厅长、校长、所长、部长、省长及博士、副教授、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及博士生导师等。荣誉方面又可以分成两类：科技奖励类与社会表彰类。前者有各级政府部门和行业颁发的科技奖励，当然学术荣誉中最高的是两院院士。其实按我的理解最高学术荣誉应该为每年评出的1-2名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但是由于这些获得者全部都是两院院士，所以实际上属于一拨人。社会表彰类荣誉有全国劳动模范，国务院和省政府颁发的各种荣誉等。社会荣誉类型名目繁多，数都数不清。以高校为例，有国家、教育部、省教育厅及学校自己颁发的“优秀教师”“先进工作者”“五一奖章”“教学名师”“德育模范”“最受欢迎”的老师、班主任和辅导员等。那么在我们设置的这些职业和荣誉人才中那些职业或行业人才需要“年轻化”，我敢说，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因为没有那个行业和荣誉人才需要“老年化”。

众所周知，人类进化经历了从“四条腿”，到“两条腿”，再到“三条腿”生理自然演变过程。除了突发事件造成的意外伤亡外，这是一个自然规律，任何人概莫能外。一个人处在中青年阶段，无论是精力还是体力都是最为旺盛阶段是没有争议的事实。所以从这个意义上非要说那个或那些职业需要年轻化，还真有点说不清楚。如果说各行各业人才都需要年轻化，从逻辑上讲是废话。要是从职业本身的特点与劳动强度关系看，体力劳动行业或者说劳动密集性职业人才需要年轻化。难道不是吗？年轻时我可以挑起200斤的担子，但现在要挑100斤担子也有点吃力，这有点调侃味道。当然，荣誉人才老年化的典型是每年的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据说历届获得者平均年龄为80岁，2013年获得该奖的程开甲先生已经95岁高龄，所以，大概这个奖项不会强调“年轻化”。

那么究竟那些行业需要年轻化呢？诚然，一个人的思维和对事物判断和分析能力，究竟出在一个什么年龄段最佳，显然并不是越年轻越佳。因为一个人的智慧除了天生遗传因素外，还需要时间积累提升。一个人的智慧与精力最佳年龄也会因人而异。我自己体会精力和体力旺盛期在40岁左右，但科学研究的经验旺盛时期在50岁左右。近日看到讨论院士退休，一位院士说他们做科学研究的可以80岁退休，官员院士应该60岁退休。那么非院士科学家可以80岁退休吗？院士群体毕竟是一个少数人的群体，在院士群体外科学研究做的不错的还有不少。

在“人才年轻化”号召下，我们国家出现了发表一篇论文由大学本科生直接晋升研究员。有在国外博士毕业直接回国当教授和博导，这些人才在国外一般大学要找到大学教职都有困难，因为那些大学崇尚自然规律，所有教职人才一般都从助理教授做起，然后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走，而我们有的人连连“破格晋升”。当然这类破格在干部晋升中表现的最为突出，从一些干部简历上看的非常清楚，政府中没有干满一届官员高升的不在少数。“湖北等五省高产市委书记武汉十年换5任市委书记”，“百日市长”。干部畸形年轻化产生了很多突击提拔，一些省出台政策，45岁官员退居二线，为破格提拔的人腾位子，导致大量吃空响的人，浪费纳税人的钱财（2013年12月21日南方周末）。

此外，“破格晋升”事件制造了大量的社会不公平现象。只要稍加调查就会发现，这些“破格楷模”并没有为那些单位发展带来多少正面效应，恰恰相反有时还会成为制造矛盾和不公的导火索，突显了一些领导的“人才政绩工程”观。我也亲眼见过当年一些破格者，追踪这些破格者的发展轨迹，他们若干年后成果平平者占多数。其实人才的成长有其自然规律，不必刻意“年轻化”，让大家在一个自由公平环境下竞争，让“胜者”的努力付出得到应有的承认，包括精神与物质奖励。

方宏6月23日博文：“博导的年轻化是好还是坏？”，有人评论道：有好处，也有不好之处。崔恒宓博文：“年龄歧视何时休？（通过与欧美对比，，，）”。这些博文都谈到关于如何对待人才年龄问题。前些日子，政府一直在研讨关于退休年龄问题。媒体也以“中央媒体密集发文关注年轻干部火箭提拔”为题讨论，抨击某些地方干部离奇破格晋升做法，已经有多起破格事件在公众介入下予以纠正。媒体一篇文章说的好：战争年代20多岁破格担任师长（相当于厅级）军长（相当于省部级）大有人在，那是人家有战功；而现在大学本科一毕业没有几年接连破格凭什么功绩，什么功绩能够让这些人接连破格晋升。实际上后来经过调查发现一些人是官员的后代，属于违规提拔。

人才成长不以某些领导和专家的意志为转移。我历来主张，以顺其自然成长的人才最为靠得住，可持续发展潜力大，就像大自然的万物依靠自身的生存能力“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法则那样成长。那种靠“拔苗助长”式人才观是我国人才乱象的根源。记得早年一位农学专家，连连破格，本来因为有点学术成果，应该继续从事科学研究才是，但是后来去当官了，在学术界再也看不到这位破格人才的大名了，其实学问做的好不一定官当得好，我们国家当下最紧缺的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优秀然科技人才。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所以，国家曾经出台文件，某些计划人才（例如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不能担任院校领导的规定无疑正确。

再说荣誉中那些需要年轻化，除了专门针对年轻人设置的极少数荣誉项目，例如国际上少数青年科学家奖，数学的40岁以下的菲尔茨奖等专门针对年轻人的科学荣誉奖励外，从来没有听说全国劳动模范需要年轻化，唯独听到最高学术荣誉院士要年轻化，那么为什么要年轻化呢？这是因为我们政府部门将荣誉与职业混为一谈。著名的诺贝尔应该算是世界最高科学技术荣誉，是一个“童叟无欺”的科学技术大奖。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针对年龄界线设置的项目资助类型比我们国家要少得多，我们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个人项目至少有三个：35岁的青年基金，40岁的优青，45岁杰青，还有团体项目，这些项目的设置，对于我国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具有重要作用。然而，这些以经费资助为主的科研项目，在我们很多单位当成一种荣誉，给这些项目披上不该有的光环。我们应当努力创造一个好的人才环境，让各类人才在自由、公正和公平的“大自然环境”中“快乐成长”，这也是我的“中国梦”。

2013年2月24日初稿，2014年1月15日完稿。这篇博文从构思到完成将近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