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从媒体上频频传出清华大学社会科学与管理学科教授的“研究成果”，至少有两个“成果”引起了广泛关注。一个是胡鞍钢教授的“我们体制优越”论，这个成果现在没有多少人感兴趣了，因为，制度是否优越决不是教授说了算，而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说了算。我对社会科学是一个真正门外汉，但是我一贯赞成在这个重大政治理论问题上，最好是发展过程中自己与自己纵向比，不必强行与体制完全不同国家进行横向比。我们这些人通过对比有点发言权，抛开那些“高深”理论，仅以直观的切身感觉，就可以将前后30年变化进行一定程度对比。例如在社会与思想开放方面，前30年简直无法与后30年相比，当然是前劣后优。因为，在前30年一个人有意或无意说错一句话就可能坐大牢甚至丢性命或者产生严重后果。但是前30年的青山绿水的生态环境确是后30年无法比拟，望尘莫及。我现在只有每年回到老家农村母亲身边才能享受几天那种原生态的舒适绿色环境。当然学者们可以用他们“丰富理论知识”来解释“经济发展与环境破坏”之间关系。似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必须以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走别人“先破坏后建设”的经济发展老路。另一个成果就是关于退休人员工资问题，这个成果好像说退休后5年开始发放退休金，而且搬出一个案例，说美国67岁才领取退休金。我不具有参与讨论这个问题的知识基础，我只能凭我的知识面认为，拿美国退休制度作为案例来说服中国政府和大众，显然不妥。果然，有人出来驳斥，说美国也并不是一刀切领取退休金年龄，最早有55岁就开始领取退休金。两个案例均搬出头号资本主义美国来参照。然而，两个国家的制度和国情差距如此巨大，如何学习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由此引发了这篇博文的选题，我们不能抛开那些具有“共性”或称为“普世价值”的东西，为了支持自己的学术观点，“各尽所需”“实用主义”地学习欧美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那些出生于上世纪60-70年代以来目前正值中-青的人，在前30年没有经历过，或者有的年纪小没有真正体会那时的“主旋律”宣传环境。那时主流媒体对我们社会制度优越性宣传有一句耳熟能详，鼓舞人心的话：“我们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最幸福，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我们要去拯救他们”。那个时候闭关锁国，谁也不知道资本主义国家人民过的“水深火热”生活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直到改革开放，全国人民，上从国家领导人，下到平民百姓开始接触了解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的生活方式和状况。各级领导们主要通过访问直接接触，算是亲身体会。例如邓小平同志访问日本，坐上他们的新干线高铁，想必别有一番滋味。我们普通老百姓开始主要是少数出国留学人员的亲身经历，通过口口相传途径和方式逐渐了解。直到改革开放后日子好过了点，口袋里面有了几个“闲钱”的人，可以出国旅游了，亲身体验了一把“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滋味。

我是1994年第一次出国学术访问，去的是发达的社会公平做的比较出色的北欧国家丹麦，并顺访了德国的基尔和汉堡。至今记得非常清楚，人家稍带着调侃口吻说：我们和你们虽然都属于社会主义，但是我们是“消灭无产阶级”，你们是“消灭资产阶级”，两者本质不同，那时真把我这个大学老师搞糊涂了。当然，现在事实表明，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生活水平比前30年有了大的进步，但是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社会环境（文明和诚信），科技、教育及生活水平还是存在大的差距。所以才会有很长时间以来大家蜂拥而至去美国的壮观景象，而且至今不衰。据说每年我们仅送孩子上学一项送给美国人民就达数百亿美元，大有新形势下拯救“水深火热美国人民”的架势，可是人家不领情。据哥伦比亚大学一位华人教授说，纽约市政府并不批准我们国家公费派遣到纽约市相关大学或研究机构的访问学者，因为我们国家发给访问学者的生活费在那儿租房都不够。

众所周知，尽管欧美那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存在各种各样问题，但是他们的“社会文明和诚信”“社会公平和正义”，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发达的高等教育和科研管理机制与模式应该比我们更先进。所以，我们国家从政府到民间，从官员到平头百姓“趋之若鹜”去美国“观光学习和旅游”就是基于这种认识。然而，在我们这儿“各尽所需”“实用主义”学欧美的现象比比皆是。“各尽所需”是指我们某些国家机构、科研单位和大学管理层在学习西方国家管理经验过程中采用的“各尽所需”做法。这种做法就是他们认为的不一定正确的“需要就拿来”，不需要就批判为“资产阶级”“不符合国情”以“中国特色”等理由拒绝。“各尽所需”本来是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政治学习中，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特色描述。社会主义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共产主义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政治老师解释说，“按需分配”就是指“物质极大丰富”，人们想要什么有什么，想吃什么吃什么。那时候孩童的我就一直憧憬这个“按需分配”时代早日到来，希望它不是“海市蜃楼”“空中楼阁”。本博文的“各尽所需”由后者演变而来。

我们可以举出很多这类案例来说明这个问题，当然涉及正反需求两方面。例如我们现在少数名牌大学（例如清华大学有的科学评估）和国家级科研院所（中科院物理所）在科学评价方面都在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评价理念，引进同行评议与适度量化评价机制，取得了明显进步，在激励科技人员的“科研热情”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然而，在大学和科研院所的管理模式上则采取回避态度，实际上是拒绝学习。其实有的管理模式并不一定与现行我们国家体制冲突，例如教授治校，学术治所，在学校和研究所重大决策过程中充分听取和尊重教授和研究人员意见，正确处理学校行政与党委之间关系等。据说以前教育部曾经组织有关大学领导分期分批到欧美国家学校学习“大学管理“，学习什么呢？学习人家的“大学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我们连一个大学章程的制定都那么费劲？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常开办的中国市长班，显然是想学习新加坡先进的国家管理经验，例如他们的“祖屋”政策世界领先，人家真正做到了“居者有其屋”，我们也住过这种非常舒适的祖屋，亲身感受了社会公平带给他们的国民实实在在的幸福。然而，我们的市长们学到了什么呢？现在我们世界领先水平的商品房价格水平，靠卖地来维系行政管理成本的土地财政，难道这就是学习人家先进的成果？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我们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在社会科学与管理科学研究领域中，我们有的学者经常将他们的研究成果与欧美国家的体制及管理模式进行直接对比，拿他们的“先进管理理念”作参照。但是，我发现有的并不实事求是，而是采取一些“各尽所需”的态度。我们经常谈论欧美高校的教授治校的经验，经常转发及自己研发各种大学排行榜，研究机构排行榜等，这些资讯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管理机制做保证，不会见到什么正能量效应。我们有一句非常通俗的话形容这种情况“歪嘴的和尚言歪经”。因为，无论是师资聘任和学校管理机制，评价机制，晋升机制，资源分配等重大事项上无法将欧美通行做法直接拿来，如果那样就真有可能与国家现行管理体制撞车。人家教授聘任主要由教授们说了算，例如刚听说新加坡技术设计大学教职聘任，系主任说了算，校长主要是程序批准，我们可以做到吗？所以，学习欧美先进的管理理念、机制和方法，需要我们社会科学及管理科学研究人员具有较高的智慧，下大力气，在现行国家体制与普世价值观念之间寻找平衡点，而不是采取简单的“各尽所需，实用主义”的态度，那样的“研究成果”不会有什么科学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2013年9月5日初稿，9月13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