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姑刘正秀不仅是我的亲人，也是我们刘家的恩人，她的故事内容丰富多彩，且很具正能量，容我娓娓道来。大姑生于1915年，2001年和我的父亲，她的小弟同一年奔赴天堂，享年86岁。大姑是她五姐妹中排行老二，比我父亲年长4岁，我们没有见过大伯父。听大姑和父亲讲，大伯父在成家后不久因生“怪病”去世，当时对奶奶打击甚大。因为爷爷年仅48岁去世，当时奶奶才38岁，独自带领五个孩子艰难度日。奶奶实在没有办法，为了活命，只得将二伯父4岁时过继他人抚养，小姑送邻村人家当“童养媳”。这样家里就剩下奶奶，大伯父、大姑和父亲四人。然而，正当大伯父成为家里顶梁柱，娶亲成家不久却突然因病离世。奶奶只好带着大姑和父亲三人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大姑成年后嫁到4里外的中洲村，一个位于吉安县的母亲河“禾河”中的小岛，姑父是一个极其忠厚老实的渔民，他的捕鱼“手艺”在永阳一带独领风骚，无人能比。

大姑无论从外形还是性格继承了她的母亲，我的奶奶。我曾先后为奶奶和大姑在我国著名的瓷都景德镇为她们母女俩各画了一幅瓷像，看过两幅瓷像的人都会惊叹母女两人如此相像。大姑性格耿直，对孩子总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他二儿子（我的表弟）告诉我，他50多岁还挨过大姑的棍棒教育，你可以想象大姑的脾气有多“爆”。我们自小也是接受奶奶的棍棒教育长大，因为我母亲的性格与奶奶完全相反，性情温顺。每当我们“犯事”时，母亲总是手拿一根小竹子，脸带微笑装作似打非打的样子，这时如果奶奶看到，她就会果断“夺过竹子”抽将过来，嘴里还不忘教训母亲：有你这样教育孩子的，一边打还一边笑！当然，我自小到大读书好，又听话。小学6年当了5年班长，然后是初中、高中、大学、工作，一路过来，顺风顺水，是父母的乖儿子，奶奶的乖孙子，至今能记起奶奶的“教训案例”实在太少。当然，大姑教训儿子的“惨烈场景”我可从来没有看到过，大姑在我的脑海里也是和奶奶一样，一副勤劳慈祥的模样。小时候过年最快乐的事情之一，就是和刘家大家庭成员去大姑家拜年，吃她亲手做的“红烧鱼块”，鱼是大姑父在禾河中捕捞的产物。

大姑家里属于中国农村典型的“女主内，男主外”的传统家庭。姑父是一个极能吃苦，话语不多，且生活非常简朴的人。我的表弟告诉我，永阳街上的商业店铺每月只有理发店能赚到姑父的2角理发钱，家里所有大小事情均有大姑当家。姑父常年在禾河捕鱼，是我们老家永阳一带有名的渔夫。每天凌晨，姑父“载鱼而归”，大姑则立即赶上早市将鱼在镇上出售。当年禾河里水草丰富鱼儿肥，大姑父和他的小儿子（老三），我的表弟每天起早开始一天的捕鱼劳作，每每总是满载而归。为此，大姑家也算是当年永阳一带的富裕户。当年大姑有点“怕露富思想”，没有将钱存在银行的意识，一般都是将钱藏在家中。表弟告诉我，有一年人民币中有几种旧币需要更换成新币，为了掩人耳目，大姑想出一个主意：让几个儿子拿着一些小型装谷子的农具装钱到银行兑换，成了我们刘家的一段趣闻。其实，那时农村民风纯正，夜不闭户，很少发生盗窃事情。

大姑对娘家一直很是关心。每年春节后大姑都会请奶奶去她家住上一段时间尽尽孝道，给奶奶做可口饭菜，补补身体。奶奶也会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姑念叨，要她多关心依然处在贫困状态的娘家。其实在娘家的五个家庭中只是我们家由于人口多，劳力少，生活最为困难。大姑家所在的中洲村地表主要为沙土，农作物以西瓜、花生、芝麻、萝卜等经济作物为主。每年夏天，大姑都会托人通知娘家去人拿西瓜，五户人家每家送一份。所以，小时候每到暑假西瓜成熟季节，我们就会翘首企盼大姑家送来的西瓜。

大姑有三个儿子，没有女儿，所以他就对我母亲说，希望大妹能当她的女儿孝敬她（其实主要是精神层面），母亲自然同意。大妹也不负大姑所望，出嫁后按照老家习俗，每年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的三节都会像其他出嫁女儿一样给大姑送节礼，那时好像主要是“一斤面，一斤肉”，还有什么东西我记不清了。

我与大姑三个儿子中的老大和老二属于“发小”。老大比我年长一岁，是我表哥钧生，老二比我小一岁是我表弟钧铭，老三钧云小我几岁来往不多。由于大姑家境好，所以，三个儿子读书一般，而我和堂哥属于“寒门子弟”，从小努力读书，先后考上大学，深得大姑喜爱。堂哥家里由于小孩少，家里条件比我家好很多。而我家兄弟姐妹6人加上年事已高的奶奶，只有父母两个劳动力，所以家里生活比较困难。尤其是1962年父亲（原来他是公社干部）辞职回家后，当时我正读高中，每月7元的伙食费难倒我的父母。记得有一次学校张榜公布若干同学因为没有按时交齐伙食费而停膳，我“榜上有名”，没有办法只得到一里外的大姑家要钱。大姑说，父亲由于要去县里开会（他辞职回乡后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没有路费刚找她要过钱，大姑简直是我们父子俩的“钱袋子”。

1965年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我如愿“金榜题名”，考取北京地质学院（现在的中国地质大学）。一家人高兴之余正为我去北京路费发愁。那时正是我家经济最为困难时期，父母自然决定举债也要让我如期前往北京开学。当时大家都不清楚从老家去北京的路费究竟要多少？父母只好问我，其实我也不清楚，就随口而出：“这么远的路，至少也得要100元吧”。父亲只好向大姑开口，其实当时大姑正在为我考上大学的事而高兴。在我前三年，堂哥金生（伯父儿子）考入江西冶金学院（现在的江西理工大学），大姑就为娘家的书香兴旺而欣喜不已。只是伯父家境殷实，不缺堂哥的上大学费用。况且，堂哥还有一个胜似母亲的姨娘，对他读书一直给予帮助，所以堂哥读书一直没有缺钱的感受。

按照我们老家农村的习俗，每家都要为考上大学的儿女“设宴”饯行，家里再困难也要摆上几桌酒席，宴请亲朋好友。一来“显摆”一下自己教育儿女的成果；二来也是酬谢亲友们的关心和帮助。我清楚记得当年大姑和我的舅舅姨娘等至亲都来出席，我的姨娘还亲自为我缝制托运行李包装袋上的“地质”标签。酒席开始前，大姑从口袋里拿出用红纸包裹的100元“巨款”交给母亲，高兴地对父母亲说，这是给庆生去北京上大学的“盘缠”。其实，我想父亲可能早就从大姑那儿得到消息，我去北京的路费你们不用发愁了。否则，那几天没有看到父母亲为路费发愁的样子，而是一直高兴地张罗酒宴。当我离开家里去北京上学时，母亲怕我100元钱可能不够，还从那天“升学宴”的礼金中拿出10元给我说，路上买点东西吃。我们去北京上大学的同学同行四人（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矿业学院和北京地质学院各一人）在樟树火车站凭“大学新生录取通知书”购买半价火车票时只花了14元，火车上盒饭2角钱。至今清楚记得，到了学校购买所需生活用品后还剩余60元，此笔“巨款”不知用了多长时间。反正大学五年我基本没有再用过家里钱，因为我拿到学校的二等助学金（我们班最高），每月17.5元，除去伙食费15.5元，还有2元零花钱。助学金和那60元让我无忧无虑度过了大学五年的幸福生活。

令我遗憾的是，大姑在世时虽然每次回老家过春节都会去看望她，给她带点可口点心和送上一点钱。但是，她在世时，由于我的生活条件所限（主要是住房紧张，因为岳父母一直与我们一起生活），一直没能接她来北京或武汉住段时间，行一点侄儿应尽的孝心。值得欣慰的是我的表哥及其他们的子女对晚年的大姑照顾有加，我们这些侄儿侄女们也都尽自己的能力对她尽了孝道，让我亲眼看到大姑晚年的幸福生活。

大姑的故事还有很多。在我心中，大姑是中国农村千千万万个既普通，又伟大的中国妇女，是我们刘家的功臣，我们终生怀念她！

值此新春佳节到来之际，我祝科学网全体工作人员和网友新年快乐！家庭幸福！生活愉快！

2018年2月8日于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南望山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