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唐山某国企职工大学的家属院里长大的。对此类学校有些了解的博主应该知道，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职工大学虽然名为“大学”，其实就是企业内部的一个培训学校，和一般的大学完全没有可比性，在我家86年搬进这所职工大学的时候，它的条件还非常艰苦。学校里的教室全是平房，我家住的房子是地震后搭建的简易房。我在那个院子里生活了四年，直到90年整个学校搬到一个新建的校区才住上楼房。

    我上大学之后，这所职工学校改成了高职。04年大学毕业回到家，有一天学校里一位退休的老教师，也是我母亲从前的老领导来我家，谈起学校的现状。我那时才知道他是当年学校里不多的真正上过大学的老师，而且是文革前北大的毕业生。谈起学校的变化，老先生十分怀念80年代学校搬迁之前的日子。这让我不由得感到困惑，当年那么艰苦的条件，有什么好怀念的？老先生给出的理由是，现在学校里的老师和学生都是混日子。当年虽然条件艰苦，但学校里的风气很好，老师认真教，学生努力学。当初一些远在新疆内蒙等地的学生也到我们学校来学习，因为确实能学到有用的东西。学校搬走之前，大概是风气开始变化，有一次有一门课大部分学生考得不好，于是开会的时候有学校领导建议把及格线降低一些。教那门课的老师表示，及格线你们爱定多少定多少，但让我签字没门。

我想很多人应该还记得文革时的白卷英雄张铁生。当年他被树立为典型来宣扬“读书无用论”。在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是被当做反智的负面典型来批判的。但从上世纪末开始，当年的读书无用论改头换面，穿上了批判应试教育的马甲重新登场。其代表性事件便是另一个白卷英雄韩寒在经过细致包装之后隆重出场。十几年间，其流毒贻害无穷。及至今天，似乎控诉应试教育压抑学生个性成长成了任何人都可以拿来为自己开脱的“万能理由”。

对于刘全慧博主的观点，本人实在不敢苟同。刘博主似乎是想告诉我们，一个人考零分交白卷不要紧，要紧的是能不能为自己的白卷找一个煽情的理由，这个理由可以是“我不想写上去”，也可以是“心情不好”。甭管是什么，只要自己觉得理由够煽情，就可以像俞敏洪那样考试后走后门找老师要求通融。如果能像张铁生、韩寒一样把理由直接写到卷子上则再好不过。只要有个煽情的理由，普通零分就变成了文艺零分，就可以升级为对大学教育体制的控诉和对个性解放的追求。面对这样的文艺零分，老师如果不让学生通过，便是“对学生不宽容”，缺乏“奔放、自由”的精神。该批判的不是交白卷的学生，反而是坚持最基本的原则不让学生通过的老师。

毋庸置疑，当前的教育制度存在着无数的问题，但一个有缺陷的规则，总比没有规则要好。无论应试教育还是素质教育，想取得好成绩都要以勤奋的学习为基本前提。一个学生读了某个专业，便要达到这个专业的基本要求。况且谁都知道如今大学生混毕业的难度已经非常低，绝大部分课程，只要在期末考试前突击看上半个月书，基本上都能考过。这其实已经是在应试教育体制下给了学生相当大的选择空间。学生大可以每学期用大部分时间学习自己想学的东西，仅用少部分时间来应付考试。在这种现状下，认为考试交白卷的责任不在学生而在老师和教育制度，岂非笑话？

恕我驽钝，实在理解不了为什么在俞敏洪眼里，对学生严格要求不是北大精神，轻易放一个不及格的考生通过反而成了他得到的“北大精神”。一个教育制度存在的基础是奖励那些勤奋学习的学生，如果让那些交白卷的考生随意突破规格获得通过可以被定义为“宽容”，那就是对大部分勤奋学习的学生最大的不宽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