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发表后蒋劲松老师给予了长篇回复，看来此问题有继续商榷的必要。

    在这篇回复我的文章中，蒋老师认为，对于汉字简化问题，我们的分歧主要在于，我更强调技术合理性，而他则更侧重对与汉字改革所包含的文化改造的价值批判。站在价值批判的角度，蒋老师反复质疑新政权如此力度强行推广汉字简化运动的合理性，认为缺乏社会讨论和共识（简化到什么程度）的改革，不考虑历史文脉的延续性和适度稳定性的改革，必然会给纵向的历史传承造成断裂。但从始至终，蒋老师却未能解释他所说的“社会共识”到底应该达到什么程度才合理，到底哪些人达成共识才算是“社会共识”，才算是“充分的全民协商”？我们知道，近代以来很多民族国家都有政府推行文字改革，甚至完全改变文字符号系统的经历。我们要看到汉字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特殊性，也要看到汉字作为一种文字与人类其他文字的共性。我国的汉字简化运动也是与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相伴而生，这是中国从传统王朝过渡到现代民族国家之后的现实需求，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类似行为没有什么两样。一方面，汉字承载了中国的文化，另一方面，汉字的难写、难学、难认也是事实，清末开始的汉字简化运动主要针对的是这一方面，49年之后汉字简化方案的推行是以之前半个世纪内的反复讨论为基础，我们不应将两者割裂开来。直到49年大部分中国人仍然是文盲，抛开这一历史背景空谈文化传承没有意义。

    至于蒋老师提到汉字简化不容易说服使用汉字的其他人士接受，加大交流成本，甚至要为今天的两岸统一困难负责。这很明显是夸大了中国大陆以外的华人对简化字的接受程度。且不说联合国与新加坡都已经承认了简化字的地位，在奉行“印繁写简”的台湾，也于1982年颁行过一套用于日常书写的“行书”规范，其中有很多简化字与大陆的简化字方案基本相同，还有一些简化字是大陆并未简化的，其中甚至还有大陆已经废除的“二简字”。而如今每年都有大量大陆出版的书籍被卖到台湾，据说台湾也开始流行简化字（未证实），这至少说明简体字的问题在两岸统一方面并不如一些人形容的那样有那么大的影响。

    我在文中提到，49年后的汉字简化方案实质上是作为汉字拼音化的一个步骤来实施的。蒋老师认为，这种运动一开始就不是纯粹的书写技术改良问题，这种文化改造是新政权推行汉字改革的长远设想，虽然后来没有成功，但是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正如有人在跟帖中谈到，之后的二简字恰恰因为简化得过分，虽然产生于文革这个政权最说一不二的时候，却最终被从简化字中清除出去（这并不代表所有二简字都不合理）。即使是第一版简化字，在此后的几十年中针对其不合理的地方也时有调整，比如2009年恢复“锺”字便是一例。这表明，49年之后的汉字简化方案之所以能使用到现在，根本原因恰恰不是强力政权，而是这套汉字简化方案本身的合理性。

蒋老师说有人以暴秦当年的做法為近代汉字改革辩护，令他不寒而慄。并由此感叹，科学网上的这些知识份子，居然对歷史上严重的文化浩劫如此讚叹，共业所感，就不难理解近代以来中国一幕幕毁灭文化的“壮举”了！那我们就来分析一下秦代的书同文政策。要知道秦代以前未有过统一的汉字规范，秦统一前中国又经历了几百年的分裂时期，各国的汉字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区别（但没有一般人想象的大，当时的人读外国书籍基本能看懂），比如一些形声字由于各地读音不同导致声旁不同，还有一些字形旁不同，比如蒋老师酷爱的“體”字，形旁除了“骨”之外，有的写作“月”，有的写作“身”。秦代统一后必然产生对汉字归并整理的需求，事实上此后历史上每次大分裂之后的统一王朝往往都会做类似的事情。至少在书同文这一点上，我们无法将其与“暴政”联系到一起。

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虽然秦代由政府强力推行书同文，但秦代推行的小篆并未有太强的生命力，社会上流行的反倒是简化了的隶书，并最终取小篆而代之。从这一点同样可以看到，一个强力政府来推行只是文字改革的一部分，更关键的是改革的内容本身是否具有合理性。如果这种改革本身缺乏合理性和群众基础，走得太过（二简字）便无法推行，走得太慢（小篆）则最终会被更合理的方案所替代。

蒋老师认为，汉字简化造成大多数国人不能顺利地阅读、理解古书，造成民族内部的文化交流障碍，堪称民族文化史上的一大浩劫，也是政治权力对中华文化的野蛮强拆。对此我在回复中提出大多数当代人并没有读竖排版繁体字无标点古书，蒋老师认为没有理由将繁体字横排竖排和标点的问题搅在一起。但如今同样有很多古书改用简化字出版，为何读繁体字横排标点的新版古书就算是“顺利阅读古书”，而读简化字横排标点的新版古书便是“文化交流障碍”？

总的说来，蒋老师文章的问题在于，将汉字简化问题中的价值判断和技术探讨看做是可以分割的两个部分，认为价值判断可以在不经过充分技术探讨的基础上独立存在。这势必导致蒋老师在做价值判断时缺乏证据而陷入空想。例如蒋老师提及的一些简化字因看不出部首的含义而导致学习难度加大的问题，这是很多人反对简化字的常用论据。且不说从认知的角度简化字大都更容易学，大量繁体字早已看不出造字的根据，一些汉字简化后部首反而更清晰。即使存在某些字简化之后难学的情况，也并不是不能用技术手段解决，只要在语文教学中向学生讲明这些字的源流即可。同样的情况在此类讨论中普遍存在，即对某个具体问题，一些批评者不先分析该问题是否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解决就进入价值判断阶段，导致很多本来可以通过技术手段轻易解决，不成其为问题的问题反倒被批评者从价值判断的角度加以夸大。

蒋老师在结尾中提到的“对现代化本身进行批判地反思”在当今是一个十分“政治正确”的话语。本人也同意，我们绝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书写技术层面来思考，必须要在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如何处理传统与现代关系，如何处理政治与文化关系层次深入思考，才不会流于表面。但在缺乏技术层面证据，且缺乏对历史事实的确切认识作为基础，仅仅通过价值判断，抢占政治正确的制高点来达到哲学的深度，恰恰会造成在讨论问题时流于表面，观点经不起推敲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