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曾战斗在地质勘查战线的女知青

孙秀琴是兵团哈尔滨知青，推荐上学学的是地质专业。毕业后分配到黑龙江省地质矿产局地质第五队搞砂金普查。

这砂金普查之苦，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工作地点就是在大河 、小河的两侧。在大、小兴安岭，由于常年冻土发育，地表水不能往深处渗，所以无论是在大河、小河的两岸，到处都是沼泽地。在这种条件下工作，就像红军当年过草地一样，每天要与塔头草、漂筏、淤泥、锈水打交道，还要无数次地往返过河。更可恶的是，这种地方蚊子、瞎蠓、小咬、草爬子多的很，毫不誇张地说，就连在蚊帽中吃饭或上厕所都十分困难。

在这艰苦条件下，孙秀琴和男同志一样，布钻孔、编录、采样，样样抢在前面。她的水靴常常灌包，陷在泥里拔不出来是经常事儿。平常所说的“摸爬滚打”用在这里，一点也不过分。她的表现得到全队人员的好评。都说“这丫头，若不是在兵团打下好底儿，这么苦的活，绝对坚持不下来”。

一九八三年，任务改成到大兴安岭找煤，活动在图强、长缨直到黑龙江边的北红（原名叫大草甸子）。分队领导派我带她们三个女同志，住进乙方单位搞钻探编录。另外两个女的，一个是新毕业的大学生小D，一个是地质队家属子女小x。一个大帐篷，在一比三的地方隔开，我住四分之一，单开一个小侧门，她们住四分之三，开一个正门。在她们屋里，安一个用大油桶做的炉子，炉筒子经过我的屋子，就算为我取暧了。

我虽然是组长，但我为人木讷，少言寡语，当“妇女队长”，简直是束手无策。幸亏有孙秀琴帮了大忙。例如搭帐篷，要自己去砍帐篷梁、砍杆，往回抬、绑人字架，上篷顶，紧接着还要用木杆钉床等等，对我们四个人来说，困难真是大极了。而且每搬一次家，都要这样重复一次。实在累得不行的时候，都是孙秀琴出面，找别人来帮把手。工作中，最远的钻孔有20里，哪有什么路，要爬山，要过沼泽地，要穿密林子，每天往返一次40里，她总是挑最苦最累的地方去；打拌子，要把树干锯成一段一段的，然后再劈开，我们四个人中，我的身体又不好，为照顾我们三个，她硬逞着充当主力。

我最棘手的是处理女孩子间的矛盾。别看人少，但问题并不简单。例如有一次，小D上山回来实在是太累了，便倒头在床上休息，睡得很香，小x看了来气，这时孙秀琴上山还没回来，小x便拼命烧炉子，把大油桶都烧红了，烤的小D在床上翻来滚去，连我在屋里都感到太热了……这时小x喊我，“孟师付，快过来看看，多少度了，我怎么看不出来呢？”我过去一看，温度计底下的小园球都烤爆了，哪还能看出温度。她只是嗤嗤地笑。她们之间的矛盾，我的劝说，软弱无力。都是孙秀琴帮我解决的。

无论是技术工作的艰辛、无论是工作之外的超负荷劳动，也无论是处理同志间的矛盾，孙秀琴都能坦然对之，与另两个女孩子之间的差异，明显地表露出来。她常说，“我们在兵团，比这见的多了，经历的多了。自从十几岁离开学校的课桌，到北大荒，流过泪，流过汗，把最美好的年华，也留在了那里，有的同学，甚至把生命也留在了那里。”我想，就是这一切，成为她在艰苦环境中能乐观豁达对待的坚实的基础。

我们从中完全可以看出，知青们在北大荒，在全国各地边远地区，远离家乡，远离亲人，以小小年纪，战天斗地，流泪、流汗……真不容易。他（她）们虽然失去了在课桌前学习的机会，但在拼搏中，每个人的肩膀，却不平凡地坚强了起来。如果把当年毛主席与肖瑜二人，以雄才大略和高瞻远瞩的精神，身不带分文，徒步周游湖南六县，搞社会调查锻练自己的行动，看成是这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萌芽，虽较牵强，但也不完全没有联系。这一代知青，如今在全国工业、农业、国防、科技、教育、大专院校等各行各业，无不挑着大梁，就是他（她）们的泪水、汗水和领袖的希望凝聚的结果。

孙秀琴，就是这强大洪流中的一滴水，她现在虽然随丈夫离开了地质队，但她的这段经历，仍可予以记录，是谓知青后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