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9日上午10点多，和我亲如兄弟的路兵微信我说，他爸爸路应连教授那天早晨7点10分离世了，享年90岁。因为疫情，丧事一切从简。我将这一噩耗发在全国寄生虫学群里后，数百专家学者对路老师的进行了悼念，谢谢大家。

路老师于1932年3月6日出生在山东淄博。1948年12月，正在上中学的路老师就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当时因为需要很多有文化的人充实医疗队伍，路老师就进入了华东白求恩军医学校读书，解放后，他们的军医学校并入了山东医学院。山东医学院毕业以后，他又在寄生虫学高师班深造了一年，并于1953年7月到山西医学院工作。路老师还曾经是民盟山西省的副主委，山西省政协委员。2019年10月荣获共和国70周年纪念章。

2019年10月26日路老师在家中

路应连教授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在非常简陋的环境下，路老师教我做研究，他是我科研工作的引路人。我做错了什么事情，他总是耐心劝我，从来没有高声批评过我，他是我怎样教育学生、怎样当一名好教师的榜样。路老师待人诚恳，当其他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总是出手帮助，每天笑嘻嘻的，与人为善，他是我做人做事的楷模。

获悉路老师驾鹤仙去的消息后，不禁泪流满面，我的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他是我的恩师！有言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路老师不仅对我学业精心指导，而且对我的人生给予慈父般的关心，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师生关系。经过40多年的相处，我早就成了路老师两个儿子之外的，和他最亲的人了。特别是他80岁以后，虽然太原和上海相距1000多公里，但我们经常通电话，说说家常事和我的工作等……。与路老师相处的一幕幕细节在脑海中浮现……。

1982年3月份，我参加了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考试一结束，我就背着行李去临汾地区医院继续我的临床实习了。6月份的时候，我接到了我通过硕士研究生考试的消息。暑假结束后，我们又回到了学校，学习了一个学期的预防医学的课程，参加了全国的统考。在1982年年底拿到了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因为我已经拿到了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82年9月份的某一天，去人体寄生虫学教研室去找给我们带实验室课的肖霭祥副教授，打听我将来的研究方向。肖老师告诉我，虽然我是以张文忠教授的名义招进来的，但是考虑到学科布局，教研室分配让路应连副教授具体指导我的科研工作。肖老师专门给我介绍说，路老师是那个个子高高的山东的大汉。大概是大二下学期，路老师曾经给我们讲过寄生蠕虫学。我们山西医学院寄生虫教研室用槟榔和南瓜子给患者驱虫治疗，患者排出完整的牛带绦虫的故事就是路老师第一个在课堂上告诉我们的。当时我认识路老师，路老师还不认识我。肖老师带我去了路老师的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和路老师近距离的谈话。路老师和蔼可亲，近1米8的个子，他问了一下我的家庭情况，并叮嘱我有空常来教研室，有什么困难也找他。

春节的时候，我去路老师家拜年，见到了师母李老师，还见到了路老师的两个儿子。这样我就和他们一家人都认识了。除了学习和科研上的事情以外，我还经常去路老师家看电视，当然也帮助家里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我爱人回娘家的时候，路老师还叫我去他家改善生活。

1983年3月，我们这批82级的研究生入学了。先学了一个学期的理论课，然后开始进入研究阶段。由于我本科学的是临床医学，要研究医学昆虫，理论知识是不够的。路老师就请了山西大学生物系的赵教授给我一个人开设了《昆虫学》，学习昆虫学知识的时候，赵老师还安排了实验课，主要是解剖蝗虫，饲养果蝇、用摇蚊和果蝇幼虫制备多线染色体等，赵老师还给了很多昆虫，让我照着检索表给这些昆虫进行分类。

路老师的研究方向主要是白蛉的分类和生物学研究。但是当时的教研室除了学生用的教学实验室以外，并没有其他的空间，最好的设备也就是几台光学显微镜了。6月初的一天晚上，教研室组织了很多老师和研究生一起去太原西曲木瓜沟村采集白蛉。这是我第一次参与现场的工作，我们每个人拿着手电和吸蚊管，在村民家室内的墙壁和顶棚的交界处仔细寻找。由于我对白蛉的形态特征和生活习性还不是特别熟悉，将近2个小时的工作，我一无所获，但是其他老师都或多或少的捉到了几个白蛉。回来后，路老师手把手地教我如何用NaOH处理白蛉，如何在解剖镜下观察和解剖咽甲，如何在玻片上完成标本的制备和保存……。

1983年暑假，我开始跟着路老师对山西省各个县市白蛉的区系调查工作。白天我们深入到居民家、牲口棚、山洞里采集白蛉，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制作标本。基本弄清楚了山西省白蛉的种类和分布现状。

1983年8月在山西省浑源县与当地防疫站的人员在一起，2排中间的是路老师，3排左是我

我们在雁北大同地区采集到的蒙古白蛉的咽甲和受精囊与文献中的略有不同，我就主观地认为这是新种，起码也是新亚种。但是路老师觉得还是蒙古白蛉。那个时候的我还很年轻，很希望能做出杰出的贡献，就固执地坚持自己的观点。路老师说服不了我，他也不着急，希望我能自己想清楚，从那种狂热中自己走出来。我坚持自己的观点，抽空还把新种描述的文章也写了出来。路老师看说服不了我，在1985年元旦前后就让我去上海查阅文献，同时到上海寄生虫病研究所找熊光华教授再看看我们的标本，途中还让我去南京医学院找一下丁绍铎教授要一点儿江苏白蛉。到了上海以后，熊老师仔细看了我带去的标本，很确定地告诉我，这是蒙古白蛉。看我不服气的样子，他就让金长发老师找出了他们的标本让我看。我一看两个标本基本一样。我就问熊老师，为什么书上和文献中的描述和实际情况不太一样？熊老师耐心地给我做了解答。那天上午，上海第一医学院的温廷桓教授来访。熊老师介绍我认识了温教授，温教授离开是时候，熊老师还暗示我一起去送一下客人。

从上海回来以后，我手头就攒齐了硕士论文所需要的所有标本了。我对所有的白蛉都进行了体表结构和咽甲的扫描电镜观察，大概是10月份完成了所有的实验。路老师又耐心地指导我一遍一遍地修改论文。我在稿纸上手抄了5遍，路老师才让我去复印。幸亏那个时候有了复印机，我才没有去刻蜡板。

按照学校的研究生培养方案，所有的研究生都必须通过教学关。我跟着路老师给本科生带实验课。路老师不让我照着讲稿念，要求我把所有的内容都背会。试讲的时候，还对板书的布局也做了精心的安排。

1985年11月，乔中东硕士研究生答辩后和路老师合影

硕士毕业以后，我分配到山西省卫生防疫站工作，但是我和路老师的合作一直在进行着。我们利用了86年和87年两个暑假去庞泉沟景区详细调查了那里的医学昆虫的分布情况，发现了一些蝇类的新种和山西省以及中国的新纪录。

1988年5月初，我参加了出国留学英语考试，很幸运地获得了资助到德国进修。1989年10月底，在和路老师告别的时候，他一再叮嘱我好好学习，争取获得博士学位，然后再回国工作。在德国学习期间，路老师时不时地给我写信，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1994年10月，我按约回国后，再次回到了母校工作。学校专门给我成立了分子生物学实验室。这个时候路老师已经退休了。逢年过节我都会去路老师家看望他们老两口。好像是1996年开始，路老师的夫人李老师患了帕金森氏病。李老师脑子非常清楚，但是说话不利索了。2002年，我调到了上海，平时偶然给路老师打个电话，回太原的时候抽空去路老师家里看看他们。2018年春节前，我还带着4岁的小孙女去看他，路老师还给了小孙女2000元压岁钱。我把我编写的一些著作送给路老师，路老师谦虚地说，这些分子生物学的内容他读不懂，但是书里面的一些错别字路老师都一一给我指了出来。

路老师年轻的时候，利用出差的机会，收集了很多奇形怪状的石头，他就把这些石头打磨，做成一些饰品摆件放在他家的博古架上。大概是从2016年开始，每次我去看路老师，他都会精心挑选一件石头让我带回上海。2019年10月下旬，因此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又回到了太原，去看望路老师的时候，他很开心地给我看他刚获得的共和国五十周年勋章，我们还一起照了像。

2019年10月26日在路老师家中留念

今年7月上旬，我又回太原省亲，抽了一个上午去看路老师。整体上看，路老师还不错，但是他告诉我，多走几步就感觉喘不上气来。我知道他有冠心病，已经装了4个支架。回到上海以后，我们还经常联系。但是到了中秋节，他的电话就没人接了。我就问路兵，他敷衍我说老爷子耳朵不好，可能没有听见。国庆节期间，我每天都拨打几次他的电话，还是一直没有人接听。10月9日上午10点。路兵突然给我打来电话，哽咽着告诉我，他爸爸早晨7点10分离开了。根据老人家的嘱咐，丧事从简……。

一个多月来和路老师联系不上，我心里有了一些准备。但是当我听到路老师不在的消息后，还是悲恸万分。我非常后悔，6月份回去的时候，没有带上爱人和孩子一起再去看看他老人家……。

路老师，您对学问的精益求精，对工作的热情，对学生和教育事业的热爱，影响了我的一生。我永远记着您手把手教我做实验、逐字逐句地认真修改论文的场景。我感恩您对我的培养和教育，我将永远以您为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