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ESG文化战争要说清其法理和学理

王元丰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北京交通大学碳中和科技与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ESG是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Social and Governance）的简称，是本世纪初由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牵头发起并推动的企业更可持续框架体系。近年来，ESG在中国正在蓬勃兴起，但最近却在美国发生一场被美国ESG学者称为的“ESG文化战争(ESG Culture Wars)”。

去年11月，美国劳工部出台了关于允许养老金在投资决策中考虑ESG因素的规定，但近日美国参议院却以50比46的投票结果推翻了这一规定。如果美国政府希望继续推动劳工部的这一规定，拜登将行使其总统任期内的首次否决权，否决国会的这项决议。ESG引起了美国两党的党争，共和党人认为考虑ESG因素会损害养老金回报，抨击民主党通过ESG将气候变化政治纳入美国人的财务规划；白宫则认为这项规定可确保“受托人拥有最全面的可用工具来保护工人的生活储蓄和养老金”，从而保护他们。这次ESG争执不仅在联邦层面，美国已经有若干州议会通过法规限制ESG。下届美国总统共和党热门竞选人、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这位被认为是反ESG的旗手，已经通过地方行政命令限制ESG，并提议在联邦和地方层面立法，在发行市政债券时不能考虑ESG。

实际上对于ESG的争论或者说持不同意见，不仅仅在美国存在，在世界很多国家都存在。这也不单是因为ESG在操作过程中存在一些公司的夸大和“漂绿”行为，还因为ESG标准不统一而导致对不同公司的ESG评级结果差异较大。比如美国特斯拉汽车公司CEO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因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被标普500指数（The S&P 500）评为全球最佳ESG的前十名，但其做电动汽车的特斯拉却没有上榜，从而谴责ESG是一个骗局。当然，还有更为恶劣的是，一些机构或企业把ESG当成生意做，通过不实和虚假的信息，通过ESG博取名声、获得利益，这都使得人们对ESG产生一些质疑。所以，有美国经济学教授认为ESG给企业强加道德准则，把ESG的鼓吹者称为是“道貌岸然且傲慢的傻瓜”（sanctimonious and arrogant twits）。在中国，也有相关学者写文章提出疑问：“ESG的红旗还能打多久？”。在这样的背景下，迫切需要讲清楚实施ESG的法理和学理，为什么世界各国必须大力推动ESG，而不仅仅把ESG作为一种企业社会责任，也不仅仅像有的美国学者为了平息美国ESG争端而提出所谓的回归ESG初心，把其当成一种企业避险评价工具，ESG的文化战争才有停火的可能！

推动ESG的法理是什么？就是人类正面临多重危机（Polycrisis），尤其是联合国说的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三重星球危机（Triple planerty crisis）：气候变化、环境污染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危机。在所有这些危机中，气候变化危机是特别紧迫且需要世界各国紧急行动的，为了达到《巴黎协定》设定的目标，全球必须在本世界中叶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过去三十多年汇集全世界的相关专家发布了六次报告，在科学上已经充分证明气候变化的存在和人类活动是引起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缔约国也在过去召开了27次缔约方大会（COP），达成多个开展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协定。尤其是去年在埃及召开的COP27会议，达成设立损失与损害基金，为那些最易遭受气候灾害影响的国家提供资金，帮助他们在遭受极端天气（如飓风、热浪、干旱等）影响后进行恢复和重建。这说明我们不但有责任为未来减缓气候变化而努力减排，还有责任对因过去排放造成影响的国家进行支持！

IPCC用大量的科学证据表明人类必须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国际社会达成的条约在政治上表明世界各国的认识一致性：世界各国必须行动挽救气候危机！如果美国共和党还不能接受这些人类大量的科学研究结果以及绝大数国家的共识，那么他们遵循的民主原则、科学准绳就都没有基础。这场关于ESG的文化战争不会停止，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的人类对自然的战争，使我们居住的星球破碎后，美国共和党人要在自身生存出现问题后，他们才能醒悟，才能变得理性？

其次，推动ESG在经济学上是有学理基础的！很多质疑ESG的人，都会搬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名言：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是使股东回报最大化。这种“弗里德曼主义（Friedman doctrine）”有两方面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一是其认为应对气候变化、治理环境，提供公共产品需要由政府通过从企业那里获得税收来实施，企业没有法理上的责任做相关工作。这个问题前面已经分析清楚了：世界各国及其企业都有责任应对人类面对的危机，气候变化等三重星球危机已威胁人类生存了！单单依靠政府已经无法应对这些危机了！因此，通过碳配额、碳市场和碳税等机制来要求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将越来越变得有法律强制性。欧盟在这方面走在世界的前面，其最近通过欧盟委员会的自2024年开始的《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指令（CSRD）》，要求所有在欧洲运营的大型企业均须报告可持续发展政策和绩效。就是这种强制ESG披露的前锋，未来随着气候危机等各类危害的日益显著，企业从事ESG将是一种法律责任。

二是“弗里德曼主义（Friedman doctrine）”的经济学基础已经不适应时代的要求了。传统的经济学没有充分考虑企业活动造成气候、环境、生态和人类健康方面的负外部性，当这些负外部性越来越显著，甚至达到危机程度的时候，仅仅以利益来衡量和指导企业的活动，这样的经济学理论是有严重缺陷的。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学的理念和理论必须改变，要把气候、环境等因素作为要素，纳入企业生产和经营计量中。人们把二十世纪美国传奇企业家阿尔弗雷德·斯隆（Alfred Sloan）的这句话：The business of business is business，改为“The business of business is more than business”，则更能反映企业工作的实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施瓦布（Klaus Schwab）在其书《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中系统论述了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确实需要重大改良。

如果对于推动ESG的法理和学理得到认同，那么，在实践层面，国际可持续发展准则委员会（ISSB）出台的将于2024年执行的首批《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1号——可持续相关财务信息披露一般要求》和《国际财务报告可持续披露准则第2号——气候相关披露》准则体现两方面的重要性：一是ISSB建立了全球性的强制ESG相关披露准则，这对世界各国实施强制性ESG披露将会有很大促进；二是ISSB建立了全球通用的ESG披露准则，对指导各国ESG实践、消除不同标准带来的混淆性有重要作用。另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在2022年发布了《上市公司气候数据披露标准草案》，要求未来美股上市公司在提交招股书和发布年报等财务报告时，都需对外公布公司碳排放水平、潜在气候变化问题对公司商业模型和经济状况的影响，以及管理层的治理流程与碳减排目标等信息，这也是ESG强制披露的要求。但是，这个草案面临国会的听证质疑。2022年9月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迈克·朗兹（Mike Rounds）和其他七名参议员提出了“2022年强制性重要性要求法案”，而同年12月由共和党国会议员比尔·休伊曾加（Bill Huizenga）和安迪·巴尔（Andy Bar）提出了配套立法H.R.9408。这些法案的目的是修正1933年证券法（the Securities Act of 1933），要求发行人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披露的信息必须是重大的（Material），就是要澄清“ESG”投资的定义，表明ESG相关披露是否是重大的。这些法案实际上是美国立法者对ESG重要性的博弈与考量，希望ESG法理的重要性在美国国会能够得到认同，这样SEC的要求才可以顺利实施。

总之，希望通过美国这次对ESG的文化战争，能够让美国人民、让世界各国人民清楚看到实施ESG的法理和学理的重要性，让世界各地的企业能够积极推动ESG，挽救人类走出多种危机的挑战！

《环球时报》2023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