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怎样才能走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危机？

王元丰

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副理事长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以及多个机构指出：当前人类正面临经济、气候、环境、生态及社会等多重危机（Polycrisis）。而在多重危机中，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危机非常突出！联合国环境署（UNEP）在2021年出版的报告《与自然和谐相处》，用大量数据指出人类正面临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及环境污染三重星球危机（Triple planetary crisis）。WEF《全球风险报告2023》同样警告世界，两年内人类面对前十位主要风险中五个是关于气候环境方面的，而十年内人类面对前十位最主要风险中六个是气候环境等方面的、排在前四位的是适应与减缓气候变化失败、极端天气导致的灾害，还有生物多样性丧失及生态系统坍塌。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ónio Guterres）也在很多场合苦口婆心地警示人类，我们对自然的战争已经使我们居住的星球破碎，气候变化等灾害已经过了红色预警点，全球必须行动起来，团结一致积极应对，让世界走上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然而，尽管人类在努力解决人与自然关系危机，但成效还不能令人满意。2022年，举世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27次缔约方大会（COP 27）在埃及沙姆沙伊赫（Sharm el Sheikh）召开，而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尽管COP27会议同意设立损失与损害基金，以补偿因气候变化引发的灾害所导致的损失和损害，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个进步，但在进一步推动国际社会加大行动减缓气候变化，以及怎样更好的适应气候变化方面，几乎乏善可陈。而2022年全球很多国家经历的极端高温，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经历的超大洪水，还有北美发生的极端寒潮，这些极端灾害天气显示，气候变化正因为人类的拖拉、不作为，可能超过灾害性的临界点，造成更多生命财产损失。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刚刚闭幕的WEF上警告：维持1.5°C上限的战斗将在这十年中获胜或失败。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场战斗正在失败。

此外，虽然COP15达成了历史性的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明确了203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描绘了2050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可是，人们却不敢乐观。正如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全球总干事马克·兰博蒂尼（Marco Lambertini）所说： “该公约是保护我们的自然世界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是“它还缺乏一个强制性的逐步加强机制”。就是说怎样保证各国履行《昆明-蒙特利尔协议》？如果签约国家制定相应的生物多样性战略和行动计划，没有其与到2030年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全球目标相一致，世界该怎么办？对此还没有答案！不要忘了2010年在日本爱知县召开的COP10峰会制定的2011至2020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即“爱知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有国际观察人士指出：自2000年开始，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CBD）缔约方会议一直在设定高目标，却没有建立实现这些目标所必须的财务架构。各国代表每十年都会达成未来十年的全球目标，但是每个十年的目标最终都未能实现。人类社会不仅需要通过协定设目标，更需要采取实际行动把目标变成现实。在气候变化领域，历史性的《巴黎协定》规定的全球温升目标，按目前世界各国的进展实现的可能性让人忧虑！在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人类也要把同样的让人心痛的故事再演一遍？

因此，要改变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减少三重星球危机的冲击，仅靠目前的从1992年到如今的进程：首先各国始终不是很让人满意的在COP谈判大会上制定目标，然后，世界不少国家又由于多种原因，不能履行国际协议规定的责任，这样改善人类的气候、生态和环境是非常困难的。从国际谈判的机制方面，怎样才能更为有效地加快人类达成相关协定？怎样让达成的协定真正落成现实？走过30多年的时间，人类需要对联合国的这种环境治理机制进行反思，并且予以改革，否则，G7国家达成建立的气候俱乐部，联手构建发达国家的“碳关税同盟”，以及欧盟将于2023年10月起正式运行的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都会使全球应对气候危机走向小圈子和碎片化。这种从政治层面改善或者说改革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以及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机制，在当前由于俄乌战争导致的地缘政治关系紧张的背景下更加困难。但是，越是危机时刻，越需要卓越的领导者发挥其智慧和领导力，唤起全球意愿，让人类切实行动。

人类还面临与自然关系紧张的危机，而从根本上看这种危机也是人类错误的经济理论和过度的经济行为所导致的。要能够有使人所居住的地球，其气候、生态和环境向适宜人生存的方向转变，一个关键还是要对人类的经济行为有深刻的反省和改变。工业革命以来250多年，人类的现代化主要是靠市场经济推动的。市场经济一个重大缺陷是将人类的经济行为凌驾在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地球资源与环境之上。人类对待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态度，如17世纪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John Locke）所视，大自然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人类利用它并将其转化为有价值的财产。自然只是人类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外部要素。另一方面，人类的经济活动，不可避免地都存在着对生态、环境造成损害的外部性。当人类的经济活动规模，在不断进步的科技支撑下，不断扩张、增大，其对地球这个我们居住的星球造成的巨大破坏，已经到了威胁人类自身生存的程度。

在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上，有一个经常被提到的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即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时候，环境污染的程度较轻，但是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恶化程度随经济的增长而加剧；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也就是到达某个临界点或称“拐点”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污染又由高趋低，其环境质量逐渐得到改善。因此，很多人相信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很多国家的环境问题会好转。但是，WEF的创始人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在很有影响力的书籍《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Stakeholder Capitalism）》中指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是关于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的库兹涅茨曲线的推论，而由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观察得到的库兹涅茨曲线，本身是否能在大范围内站住脚都是有问题的，更没有得到全面的验证。相反，人类近几十年的实践表明，人类经济发展不能独立生态环境而存在，必须要把环境要素像资本、人力和土地一样纳入经济理论的范式中，才能更好地制定人类的经济行为。

总之，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是，人类不能再把地球上的一切视为我们发展经济的外部资源，人类必须改变过去这种对大气、环境和生态产生巨大损害的经济模式，使人类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发生本质的变革，人类才能走在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这就要求人类社会要转型，从人类中心主义走向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的生态文明，才能破解威胁人类生存的三重星球危机！

《联合早报》2022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