欺骗与反欺骗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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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躺在地板上，是发生灾害后避难的人群吗？不是，这是接受考研培训的学生在休息。今年8月15日，在济南市泉城路的皇亭体育馆内，坐满了三千多名考研生，他们在聆听专家在“辅导”考研。

看来这考研培训真是生意兴隆。

同样，对高校本科自主招生的面试也有培训。据报道，北京大学的考试研究院院长去面试学生，却发现那些考生“看上去太完美了，似乎看不出有任何缺点；他（她）们看起来也太像了，就像是一个模具打造出来的一组“家具”一样”。院长说：

“他（她）们在面试中的表现也很相像。一个个正襟危坐，面带微笑而不露齿；说话时吐字清晰，抑扬顿挫，仿佛在深情地朗诵一首诗。……显然，所有的学生在来之前都经过了某种程度的面试培训，至少看过一点儿如何应对面试的“宝典”，但可能没有人告诉他（她）们，我并不感兴趣他（她）们表现出来的是谁，我感兴趣的是真实的他（她）们是谁。”

但是，院长毕竟是院长，当面几句话就把这些学生问出“原形”来了。这就是面试的好处。如果是“一个模具里打造出来的”人，再用一个统一的问题去考核，要分辨出高低就不是那么容易，分辨出来的高低也未便可靠。所以，倘要真的考核出来考生水平的高低，最好还是要面试，当然，其前提是考官必须是有点水平的。如果考官本身就是一位“五毛钱俩，一块钱不卖”的主，那自然不行。

我们为什么要进行招生考试或招工考试（或者招公务员考试等等）？自然是要在考生中选拔出招人单位所需要的合适人才，一般来说是好一些的人才。这里所说的“好”、“合适”应当是真实的好，真实的合适。

但是，要能够把真正的“好”给选拔出来，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选拔就要有选拔的方法，如果这种方法被某些被选拔者识破，这些被选拔者就可以想办法去迎合这种方法，让选拔方以为他们就是最合适的人选，在这个意义上，选拔方就被“欺骗”了。

实际上，任何针对考试的突击培训对于选拔方都是不利的，都有可能对选拔的过程产生干扰，使得选拔方不能正确地选择最合适的人员。

这样，选拔方就需要不断改变策略，使得考生无法用虚假的一面来迎合自己。在这个意义上说，选拔考试的过程，实际上是选拔方与大量考生之间的一种博弈。考生总是想隐瞒自己的不利方面而张扬自己的长处，从而使得选拔方不能够完全选到最合适的人选。如果把考生的这种行为称为“欺骗”的话，那么，可以把选拔考试的过程，视为“欺骗”与“反欺骗”的博弈。

任何考生都希望自己能够被选上，所以。许多考生总是要想办法了解选拔方的需要，并作出应付选拔方法的准备，以显示自己是选拔方所需要的合适的人选。例如，他会想办法了解过去这种选拔考试的试题，找有经验的人猜测如今可能的试题，然后针对这些可能的试题做大量的练习。即使我们上面把这种准备叫做“欺骗”，在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看来，考生的这种“欺骗”似乎并没有什么不道德的地方。而且实际上大家都在这样做。你不这样做反而是另类，被认为是傻瓜蛋。

但是，他们外国人却好像对此很有些反感。2001年1月，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董事会几位负责人，就写信到美国各大学，警告需对中国考生的托福或GRE成绩持谨慎态度，称这些来自中国的学生“接受密集短期培训，占了大量便宜，这些培训使用了尚未公开的试题”。这就是美国的选拔方感到受欺骗的例子。不过，从此这些美国的考试机构也开始采取了各种办法，来防止受骗。他们经常变换考试方法来进行“反欺骗”，甚至不惜宣布某些地区或某些人的考试无效。

反观我们中国，我们的各方面对于这种欺骗似乎都不在乎，甚至完全不以为然。

上面已经说了，考生们似乎认为既然大家都在接受培训，提高考试成绩，我要是不参加，我就吃亏了，所以争先恐后参加这种培训。

对于考生进行培训的个人和机构是上面所说欺骗的主要推手，考前培训是他们的饭碗，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在渲染考前培训的好处，也总是要想“破译”选拔方的选拔方法。在中国，这已经形成了一股极其强大的力量，我把它称为“寄生教育”。实际上，如今从事这种寄生教育的不但有专门的业余培训机构，我们的正规学校包括初中、高中和本科学校也都在为升学考试和考研提供着这种寄生教育。

我们中国的考试机构对于这种欺骗也似乎很不在乎：反正受骗的也不是我，我照样考试。他们不担心他们考试结果的声誉，因为他们是官办的，独此一家，他们垄断着考试的权力。学校无权自己来选拔，只能采用它的考试结果。这是他们与上面所说的美国考试机构ETS最大的不同，所以他们不在乎上面所说的欺骗。我总怀疑他们中间有若干分子与“寄生教育”建立起来极紧密的勾连，因而他们反对进行针对这种欺骗的任何“反欺骗”的行动。他们反对的只是枪手替考、带小抄、考场外用电子设备传入答案之类的明显作弊。上面美国人所说的那种欺骗在我们这里不算违规，反而是最好的好事。

对于上面所说的欺骗，受骗的是选拔单位，他们招收到的一部分人可能不是真正的优秀者。拿高考来说，受骗的就是各个高等学校。照理来说，高等学校应当有自主选拔的自由，然而，他们如今并没有这样的自由，他们的学生严格地说并不是由他们自己招来的，而是按照一定的程序摊派来的。在欺骗与反欺骗的博弈中间，他们基本上没有发言权。

一个学校办得好不好，人们怎么知道呢？一个最重要的标准是毕业生表现的口碑，而这种口碑是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形成的，是学校毕业生的长期表现留下的。它似乎没有任何“数字标准”，在“模模糊糊”之中，但却是最准确的。当然，这种标准现在正在被一个又一个有“确切数字指标”的乱七八糟的排名表所干扰。但是，在人们的心里，上面所说的“模糊标准”仍然是影响最大也是最重要的。

既然，学校的好坏要看毕业生的表现，那么，学校能够招到较高水平的学生，也应当是一个学校最重要的任务。但是，如今学校没有这样的权力，上面已经说到，学校的学生几乎是分配来的。因而，这样的招生制度实际上是扼杀了学校办学的积极性，而且现今这种在学生知道考试成绩以后再报志愿和按所谓“平行志愿”来录取的方式则完全固化了目前高等学校的“等级差别”。这也使得高等学校之间的竞争基本上与教学无关，只是竞争“科学研究”和所得到的奖励。

上面已经说到，选拔考试总是“欺骗”与“反欺骗”的博弈。也只有在不断的反欺骗过程中，选拔单位才能够招收到真正合适的考生。然而，由于选拔单位没有选拔权，而考试部门又对于上面所说的被欺骗和反欺骗的问题毫不关心，他们之中的一部分人甚至可能与欺骗的推手即专门依靠培训也就是欺骗为生的寄生教育沆瀣一气。因而在这种博弈中，我们就只有任凭欺骗的一方为所欲为了。

这样的结果，谁是最大的受害者？上面已经说到，首先的也是最明显的受害者是选拔单位，对于高考而言就是高等学校，学校不能够招收到真正合适的学生，同时，也正如上面说到的，如今的考试和录取制度使得学校与学校之间无法公平竞争，无法把学校的财力、物力、精力放到对于学生的教学中去，也就使得我国的高等教育无法走上正确的道路。

其实，学生也是受害者。有人会有疑问，欺骗的原始动力是考生，怎么他们是受害者？由于相当多的考生希望欺骗（即超过自己实际情况的表现），而且进行了寄生教育培训机构和正规学校提供的欺骗式的培训，这就使得所有的考生都不得不接受这种培训，不接受培训就明显吃亏。而所有学生都进行培训又使得他们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之间所比的就是谁在培训中更努力，谁能够做更多的无聊的习题，使得这种无用的技能越来越熟练。这样就浪费了他们所有人的宝贵的青春岁月，本来他们可以利用这样的宝贵岁月学习到更加有用的东西，体验更加丰富的人生经验。

无论是高等学校不能招收到最合适的学生，还是学生们浪费了青春岁月，最终都是国家的巨大损失。那么，谁来替国家考虑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