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大读书的时候，就听说了李虎侯和吕维纯两位老师都是放射化学教研室的台柱子。可是很遗憾，后来“轰轰烈烈”起来了，因而无缘听他们所讲的课程。

真正与两位老师熟识是在良各庄的铁道兵工地。那时，包括杨承宗先生在内的老师和学生都“平等”了，有点“问题”的老师的地位反不如学生。大家在一起干活，接受“再教育”，休息时一起聊天，你一句我一句的，说了些什么早就忘记了。但是，这两位老师的谈吐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两位风格不同，但是都很健谈。

吕老师与我住在同一个帐篷里，聊天的机会略多些。在我的印象里，他真可以如过去小说中所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古今中外，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对于他的博闻多知，我是很钦佩的。

李老师那时似乎身体不是很好，他对我很关心，主动问我的身体状况。他让我注意锻炼身体，还几次向我推荐某种新药，而且很慷慨的分给我一些他好不容易淘换来的新药，很耐心的告诉我药的用法。他是一个很细心也很有耐心的人。

有一次，趁着两个连续的休息天，十几个人，有老师也有同学，一起翻山越岭去看所谓“金兀术墓”。那里离开良各庄工地比较远，走到那里天已经不早，终于找到几块躺在荒草丛中的石碑。吕老师带领大家企图翻开被打到在地的墓碑，但是墓碑实在太大，根本翻不动。他趴在草丛里，终于认出了一块碑上的文字，说是金朝那一个皇帝（我忘了）的墓。那里就是现在成了著名旅游区的金陵，埋葬着金朝五代皇帝。（现在，据说所谓“金兀术墓”也正在那里。在那里是可能的，因为金朝的皇帝就葬在那里，作为最有权势的“四太子”，他也应当葬在那里。不过现在的人去随便立一块墓碑，说那就是他的墓，我是不敢相信的。）

自从科大根据“林副主席的号令”“搬迁”离开北京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两位老师。

2000年，我与李虎侯老师通过两个电话。李老师说，这么多年，他在国外，这次回来与石家庄的一个研究所合作研究“光释光”的课题。他认为，杨承宗先生对于名和利都不争，别人也没有替他去争，杨先生没有得到他应当得到的名和利。要趁杨先生九十寿辰，给先生出一个纪念文集。因为李老师是该文集主编，我为文集写了一篇用量子化学方法研究有机反应机理的研究论文，因而我们谈了一些诸如文章的格式、篇幅、绘图等具体的问题。

自毕业后，我与吕维纯老师只有一次间接信息联系。说起来真是惭愧，我没有去问候吕老师，反倒是吕老师向我问好。有一天，我的导师山东大学邓从豪先生问我，我是不是有一位老师叫吕维纯。我说，是的，他现在哪里？邓先生说：他在清华，我们在一起开会，他向我说起了你，让我向你问好。对此，我非常感激。但是，由于自己腿脚太懒，几次去北京，也没有去清华问候吕老师。2008年，我们班同学在北京聚会，吕老师来到我们要和杨先生一起聚餐的饭店，可是时间弄拧了，他去的太早，我们到的太晚，从而没有见到。听到这个消息，饭后我和陈孝元同学曾商议准备去看望吕老师，然而问了几位都不知道吕老师的住址，我又担心自己的身体，所以想以后再去吧。谁知不久就传来他去世的噩耗，真是追悔莫及。

杨先生九十诞辰纪念文集的实际主编是李老师，九十五诞辰纪念文集的实际主编是吕老师。去年九月，李老师还主持了杨先生百岁寿辰仪式，可是，今年他也不幸去世了。

吕老师和李老师尊敬和爱戴他们的前辈，关心和爱护他们的学生。古人所说的仁爱和孝悌不就是他们的这种精神吗？他们两位虽然都已作古了，他们的精神却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