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他儿子考上大学，他却不许儿子去

最近，一位很久没有见面的远方朋友一家来访。老朋友见面，是高兴的事情，不过，说起过去相识朋友的故去，总是会引起伤感。这一次，我得知老孙已经去世了。虽然明知道人迟早是会走的，而且老孙也已经八十多岁了，但是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

我第一次见到老孙，是在1974年。那时候，他是农场第一大队的“革命委员会”主任、支部书记。那个农场在内蒙古沙漠草原深处，离开“旗治”（相当于县城）有六百里之遥，当时的长途汽车要走两天。那个地方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归辽宁省管辖，那年辽宁省抚顺市首次有“知识青年”下乡到那个地方。我是抚顺市派到那个大队的“知识青年带队干部”。

做“带队干部”总是先要学习务虚、介绍情况等等，所以，当我到第一大队时，知识青年早就安置妥当了。老孙比我大十二三岁，当时大约四十岁，个子不高，很敦实的样子。当时是怎样相识、怎样介绍，做了些什么，现在已经没有一丝印象了。

记得那个大队大概八十多户人家，四百来口人，种着两千多亩地，主要种植玉米和大豆。虽然是农场，种地的称农业工人（农工），但也与人民公社一样，记工分分配，大队是核算分配的单位。下面好像是六个分队，分队只是作业组。大队设立“知识青年点”，一个大院，后面的一排是住房，土炕，一个屋住四个人。与当地其他的住房一样，都是土坯墙、泥屋顶，倒也冬暖夏凉。前面一排是食堂和仓库。有一位农工负责给青年们做饭，由大队记工分（后来由抚顺知青自己做，但是大队仍然给记工分）。1969年，有当地的知识青年下到那里，到了我去的时候，不少当地知青已经结婚，与农工一样的待遇了。青年点里还有6位当地知青，又来了23位抚顺知青。

我除了外出开会之外，一般都跟着知识青年一起下地干活。但是，由于没有干过体力活，身体很瘦弱，即使我卖力的干，也只不过能够赶上大多数青年的一半，更不用说跟农工相比了。慢慢的，与老孙的接触就越来越多了。

老孙略微有一点文化，能够勉强读懂报纸上的文章，但是有超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上面开会所传达的精神、布置的任务，都在他的脑子里。他不但有关知识青年的事情会跟我商量，就是大队的生产、工作也都让我知道，有时还征求我的意见。对于农业生产上面的事情，他不但告诉我什么时候应当做些什么，还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他差不多就是我的老师，教给我如何组织农业生产。当他征询我的意见时，我也坦率地把我的看法、建议告诉他。他的一位助手老王——一个1969年下乡的当地知识青年，也与我成了好朋友。他们两个人对我在各方面都进行了帮助指导。在跟着他们学习了一年多之后，我对于当地农村的各种农活以及副业、水利、林业、基本建设、财会管理等工作，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这样，在我“带队”期满申请留在当地工作获得批准之后，到了1976年的春天，农场领导派我去远离场部的一个分场去做主要负责人的时候，我已经不是完完全全的外行而是略微懂得一点农业生产和农村知识的基层干部了。老王也与我一起去分场那里工作，虽然他在另一个单位，但是毕竟在同一个地方，仍然给我以巨大的帮助。因为常常要在农场场部一起开会，所以，我和老孙还是可以过一两个月就见面的。

我在分场工作期间，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英明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万恶的四人帮”。但是，多年来形成的极左思想要完全革除尚需时日，人们的思想也有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最先变革也是最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发生在科学、教育领域，这是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最早掌管的领域。1977年，小平同志拍板决定，恢复大学招生考试。这件事在青年人众多的农场也产生了轰动效应，不少知识青年都跃跃欲试，开始找书本复习功课，希望能够“一跳龙门”。连我这个大学毕业多年的人都曾经动起了再参加一次高考的心思，幸亏不久就知道了恢复招收研究生的决定。当时，城市里的书店都“洛阳纸贵”，与中学学习有关的书本早已销空。在我们这个远离市镇的草原深处，大家更是难以找到与高考有关的一切读物。农场党委的“组织委员”发现在我的档案里有我十几年前的高考试卷，就拿出来作为高考试题的样本。这样，我竟然也有幸看到了自己十多年前的高考试卷（这样的人恐怕不多）。那年考大学的队伍之大，是空前的，录取率之低，是绝后的。

时间很快，高考发榜了。全农场考上大学的，只有一人，那就是老孙的长子小孙。这也是有史以来农场及附近地区所出的第一个考出来的大学生。多少人羡慕和钦佩，老孙和小孙真是荣光啊。

可是，消息也马上传出，老孙不让小孙上大学！这老孙疯了吗？

原来，小孙已经有对象了，虽然没有完婚，但是，婚事已经定下来了。老孙怕小孙上大学以后，会舍弃定下来的对象（那时候的农村，还不像现在这样广泛使用女友一词），所以，坚决不让儿子上大学。老孙又封建又顽固，大家都这样谴责老孙。

我到场部开会的时候，见到了小孙。他表示绝不可能变心，他对象也同意他去上学。大家都希望我这当地唯一的正牌“大学生”能够说服老孙。我自己也有这样的心愿，于是就让老孙当晚别回家了，与我一起在场部的客房里住下，我们好好地谈谈。

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大半夜。我当然极力劝说老孙，希望他不要耽误儿子的前途。老孙跟我说了他的经历。他十多岁一人来到农场，努力工作，成为劳动模范，入了党，成了大队的管理者。他自己基本上没有读过书，深知文化的重要性和没有文化的痛苦。他养育了这么多孩子，当然希望他们个个事业兴旺，过上更好的生活。他当年累死累活，拼命努力，累坏了自己的身体，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为了孩子们的幸福。但是，这次为了儿子的婚事，他必须阻止儿子上大学，这是不得已的事情。

我说，儿子的婚事与上学是两回事情。婚事是儿子的事情，大人不应当干涉，何况小孙保证不变心，他对象也支持他上学。

老孙认为，他相信小孙和他对象是真心相爱的，但是人的感情是要变化的，两个人长期不在一起，感情势必发生变化。这里又是这样闭塞，来回一封信都要大半个月。现在的感情、现在的承诺都没有用，人不在一起，感情会起变化。一旦生变，他无法承受。女孩的父亲已经去世，临终前，把女孩托付给他，他答应了。他说，如果女孩的父亲还健在，同意小孙去上学，他也不会多说什么。现在人已经不在了，他必须要对自己的承诺负责到底。他说，他也知道这件事非常对不起他的儿子，但是这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与其将来出对不起别人的事情，宁可现在对不起自己的儿子。在农场的深夜，这个平时非常刚强的汉子最后说得泪流满面。

面对着这个比天还要大的“承诺”，我还能够说什么？古人“一诺千金”的成语，我们只是说在口头上。季札挂剑于徐君之墓的故事，如今知道的人已经不很多了。一个农村汉子能够以这样的方式实践自己对死去朋友的承诺，我还能够说些什么？

不久，我考上了研究生，离开了农场。

多年以后，我见到了“小孙”。他到底没有去上那所考上的大学，而是结了婚，夫妻很恩爱。老孙同意他上了函授大学，毕业后在一所地方高校工作。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他“下海了”。先是在辽宁，后来在山东，最后与爱人一起在上海经商，在上海买了房子，定居在上海。

1997年，我乘着暑假的机会回到了阔别近二十年的农场。那时候的老孙已经六十多岁，不久前退休在家了。那里的房舍基本上已经变成了砖瓦房，室内都铺上了瓷砖。他的小儿子也已经有孩子了。他领着我到村子里转了转，与老人们见了见。他告诉我，当年的抚顺知识青年也多次来看过他。

时间一瞬间又过去了二十年。听说老孙去世后，好几位当年的抚顺知识青年不远千里，去为他们拥戴和尊敬的老主任作最后的送别。

我与老孙真正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只有一年多。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关心、照顾着我，他让我开始懂得了中国的农村，帮助我在农场度过了我一生难忘的年月，等来了改革开放的好时光。他是我的良师益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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