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60年代的数学竞赛——兼说教育的急功近利

现在提起来奥数和中小学的各种学科竞赛，是很受人们争议的。在我读中学的时候，则完全没有像现在这样各方面的议论。

众所周知，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的初期，我们曾经经历过骇人听闻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到了1962年，情况终于有了好转，学校里的各种活动开始恢复，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逐步高涨。华罗庚先生在1962年到我读书的学校——苏州高级中学来做报告。我们在操场上听华先生讲他自己的经历，讲学习数学的重要性和学习方法。这使我们这些中学生很受些鼓舞，增加了学习数学的积极性。

我知道数学竞赛这个事情是到了1963年，当时并不称奥林匹克，就称“中学生数学竞赛”。北京、上海在1962年都举行了中学生数学竞赛，于是，我读书的苏州，在1963年也要举行数学竞赛。那一年，我读高二，苏州的中学生数学竞赛也只限于高二的学生参加。

数学竞赛是一个新鲜事，我们学生也不知道要赛些什么。暑假前，学校发给我们一本小册子，连封皮16页，总共收集了130道题。让我们利用暑假自己做一点练习。

我在暑假里面也老老实实地做了一些题，那些习题大概能够做出来一大半。因为现在我看在大多数题号前都打了一个对勾，那些题好像略微简单一点，在另外一些题号上作了三角或其他一些记号，大概是当时不知道怎么做或不知道做得对不对的。——现在当然更做不出来了，都觉得无处着手，也完全没有了做这些题目的兴趣，这大概是大脑老化的表现。

那时候，我和我的同学们大概没有人把做这样的题目当作额外的负担。只是没有事情做的时候拿出来消遣一下罢了。——顺便说一下，我也完全没有现在高中生的什么高考倒计时，自己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家长更是不管这些事情的。

暑假过后的某一天的下午举行了数学竞赛，赛场并没有设在我的母校苏高中（就是现在的苏州中学）比赛，而是在苏州大公园附近的“市一中”。我班大概有十来个同学参加了竞赛。竞赛分成第一试和第二试，第一试主要是基础性的题目，第二试更加灵活一些。做完题，各人回家。无论是竞赛前后，老师都不大管这件事情。竞赛前没有辅导，竞赛后也没有分析竞赛试题。

在我印象中，我班的两位同学分别得到了第一试的第二名和第二试的第一名。当然，我名落孙山。不过，当时这好像并没有多少挫折感。对于竞赛的胜利者，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策优待，学校好像也没有对此有什么大的宣传。也很巧，第二年高考过后，我班这两位得奖的同学与我都考上了中科大，有一位甚至到了中科大与我仍然是同班同学。当时中科大在北京，每年只在全国范围内招收600来名学生，所以像我们这种情况的几率是非常非常低的。

记得好像也正是在高三上学期的时候，学校就分别举办了语文和数学的兴趣小组。我记得我班有大概十来个人参加了数学兴趣小组，全校总共100来个人，在学校的阶梯教室，每周有一个下午的时间请一位数学老师来做一个讲座。来讲的老师都是学校水平最高的老教师，所讲的内容不是课本上的内容更不是高考的复习，完全是“超纲”的内容，像运筹学、拓扑学之类的东西，当然，只是一些初步。这些东西与数学竞赛也没有关系。同样，语文小组大概也是这种与高考和竞赛无关的内容，我没有去参加过他们语文小组的活动，但是常常看他们发下来的油印的文言文讲义。那时候，语文教学中古文已经越来越不时兴了，课文中古文的比例比50年代减少了很多。我看他们发下来学习的古文，现在还记得有庄子的《养生主》，韩愈的《进学解》等，倒觉得蛮有兴趣的。

在高三年级举办这样的兴趣小组，所讲内容与高考全无关系，不要说在现在如同天方夜谭一样，即使是当时，在全国的学校中恐怕也少见。

那时候，还有英语的口语竞赛，只有少数人参加。总之，那时候的各种竞赛，都是学生玩玩的，得到的是荣誉，并没有什么很大的功利性，与高考也都没有什么关系。

从1962年经济开始好转，各项工作从恢复到兴盛，时间不长，政治上就越来越极左。科学、文化等业务活动都被越来越高涨的政治斗争所替代，到1966年终于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切都置于混乱之中，一切正常的教育都烟消云散了。

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那几年的教育能够这样比较平缓而正常的进行呢？人们不像如今这样的急功近利呢？

那时候，人们普遍贫穷，而几乎每家都有多个孩子。大多数人家不要说无力将孩子培养到大学读书，能够进中学读书的也是少数。即使是城市里，许多人家的孩子都只读到小学毕业，就想办法谋生了。好不容易读到初中毕业的，也有很多人选择上中专或技工学校，以期早日能够自己谋生。年轻人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早日不要父母抚养，替家里省下一个人的饭钱（为什么说饭钱，不说生活费？那时候的饭钱几乎就是生活费）。做父母的期望也就是能把孩子养大，孩子能够有自己的饭碗，如此而已。再加上那时候高等教育的规模很小，同年龄中能够读到大学包括大专的，连百分之一都不到，实在也困难的很。即使读大学，毕业后也是国家分配，天南海北，并不能够给家里很多经济上的帮助。子女读书优秀的，读到大学的也就是家长的一个光荣而已。因此，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对子女的要求就是好好学习，不要闯祸，不要留级，能够学到独立谋生的本领，如此而已。

人们不会对没有产生的愿望或极小几率事件发生忧虑。这样，那时候的中小学教育所经受的压力并不像现在这样大，基本上能够按照教育的规律按部就班地进行，好的学校、好的教师也就力争多教给学生一些科学文化知识（顺便说一句，民国的教育情况及社会背景实际上也与此相差不大）。因此，那时候的教育，是低水平上的正常教育。

在这一意义上，现在这样的急功近利，所有的人都“急吼吼”的，生怕一步跟不上就步步跟不上，使得我们的教育确实产生许多问题，这恐怕是时代急剧进步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生怕被落下，说明还是有愿望也有可能不被落下。有愿望比没有愿望好，有可能比没有可能好。在这个意义上，它仍然表征着社会的进步。

随着我们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大幅度地提高各种工人的经济待遇，人们普遍能够过上较为体面的生活。我相信，在经济发展到比较发达的水平之后，也就是我们也跻身于经济发达国家行列之时，也就是说，当教育已经不再成为人们摆脱贫困的手段之时，我们的教育就能够逐步走上正常发展道路。搞好教育的出路，并不都在教育本身，更在于经济的发展和有关制度的改革。我们需要为此而努力，但这并不是教育一个领域的事情，更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