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昌旋先生周年祭

不寐早起欲拈香，遥向天际邀君还。

生来谨肃存仪范，归去潇洒留华章。

学生致谢篇篇有，同侪议事处处谈。

转瞬一年无尽远，青鸟时时为探看。

附：我2017年7月发表在《物理》上纪念俞昌旋先生的文章

昌明其德有辉，旋进其业有痕

——回顾俞昌旋先生既平凡又非凡的一生

       2017年5月23日凌晨，俞昌旋老师安静地辞世，今天整整一个月了。一个月来，实验室学生答辩毕业，“科大一环”装置稳定运行，科技部二期项目公示筹备，新华社等新闻媒体相继采访，实验室红红火火，俞老师去世的巨大冲击，似乎已经淡去。其实，我们这些实验室的老师和学生们，总感到俞老师没有离去，还在我们的身边，关注着实验室的一切。我们知道，不影响工作学习，淡淡的思念，没有悲伤的思念，是俞老师最希望看到的。

在最后的日子里，俞老师严肃地留下了书面遗嘱，“不发讣告，不设灵堂，不送花圈，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我们遵照他的意愿，静静地送走了先生，帮他保持了终身坚守的“不麻烦他人”的习惯。我最后一次看望俞老师是他去世前十天，俞老师消瘦至极，但精神尚好，第一句便是“我很好”，接着询问学校近期大事，提醒在新装置上要做与聚变主流相关的物理，嘱咐要极力支持新引进的人才庄革。我们执手聊天一小时，知道可能是诀别，但依然像平常一样，没有一丝悲切，谈谈地作了最后的交接。

他，平平淡淡地离去，一生似乎波澜不惊。我们，平平淡淡地思念，越来越感到他一生的不凡。

俞昌旋老师是归国华侨，1941年7月7日出生在印尼爪哇岛一个叫安褥埠的地方。父亲三十岁时，从老家福建省福清县的海口下了南洋。他先做街头小贩，逐渐有了自己的铺面，经过不到十年的努力，白手起家开起了商贸公司，遂举家南迁。但好景不长，自日本人占领东南亚后，父亲的生意凋敝，公司倒闭，最后只能开小杂食店以维持生计。俞老师的幼年就在这种风雨飘摇的异乡度过，他的两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兄长则先后参加了地下抗日组织，他们对他的启蒙教育影响很大。日本投降后，刚上小学，父母便带着他回到老家定居。俞老师在乡村读完了小学，就被二哥带到厦门，进入著名华侨首领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中学。在这里，他开始展示出对科学的兴趣及对实验的爱好。1959年中学毕业时，俞老师高考报的学科专业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原子核物理和原子核工程、清华大学的自动控制、南京航空学院的飞机制造、西安交通大学的无线电工程、厦门大学的放射化学等等，都是当时最顶级的高技术学科。他如愿以偿地以高分考进了我系，主修原子核工程专业。毕业后，俞昌旋老师以优秀成绩留校任教，一生未易其地，成为我系成长建设的灵魂人物之一。

1970年初，我校下迁安徽省合肥时，不仅实验及教学器材设施等硬件损失巨大，原来依赖的“所系结合”一流科学家直接参与指导的模式也戛然而止，真正是万事俱废。但幸运的是，当时我校留校的前三届毕业生已经成为了教员队伍的主体。他们受到过国内一流科学家的直接教育熏陶，可以说是中国科学院优秀科学家群体的第一代嫡系传人，俞昌旋老师就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下迁后，近代物理系年青教员在短暂的迷茫后重新振作起来，他们经过细致的调研讨论，根据实际情况及国际发展趋势，断然修改了近代物理系的学科发展方向。将原来的原子核理论方向转为理论物理，原子核实验方向转为高能粒子物理，反应堆工程方向转为加速器及聚变等离子体物理。正是这次脱胎换骨的改变，奠定了后来我系四十年的基础。当时，对每个人而言，几乎都面临着完全陌生的新领域。俞昌旋老师与荣福瑞、欧阳九龄、王象振等四位青年教师，在几位长者的支持下，探索开创了等离子体物理专业。当时，中科院正在合肥筹办从事受控热核聚变研究的等离子体物理所，科大成立相关专业正是我校“所系结合”原则下的新成果。新专业成立次年即开始招生，俞老师作为主力教员，废寝忘食，一边到物理所的托卡马克装置上进行系统实习，一边协助我的导师项志遴先生编写《高温等离子体诊断》教材，同时开始研制用于托卡马克实验的“中性粒子能谱仪”等诊断系统。这本教材后来成为国内等离子体物理界的经典著作，“中性粒子能谱仪”成果获得了中科院科技成果二等奖。经过几年的奋斗，全新的等离子体物理专业渐入正轨，俞昌旋老师也成长该专业的核心人物。

1980年，俞昌旋老师作为学校遴选的第一批青年教员出国研修，他选择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离子体物理实验室。当时，该实验室正在研发远红外激光相干散射系统，并利用该系统开展等离子体湍流与波相关的实验研究，这是当时最前沿的基础研究领域。前后近三年，他如饥似渴，不分日夜在实验室工作，很快便成为实验室的骨干。该实验室主任洛曼教授评价他是“中国学者中最出色的”，并与他建立了永恒的友谊，成为终生的合作研究伙伴。

1983年，俞昌旋老师回国后，开始全面主导学科建设。他研制建成了国内第一套二氧化碳红外激光散射系统，开创了国内等离子体湍流实验研究的新方向。在国内几乎所有的托卡马克装置上，对等离子体湍流特征、湍流与等离子体约束的关联、反常输运、托卡马克高模约束及触发机制等重要问题上开展了极为系统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是我国等离子体物理研究中最早成为国际著名的研究方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非线性科学研究兴起，俞老师是国际上最早在等离子体系统中开展非线性科学研究的学者之一。他们最先观察到无外驱动等离子体向混沌态过渡的三条途径，即倍周期分岔、阵发混沌和准周期混沌；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地利用小扰动方法对无外驱动的等离子体混沌实施控制，为耗散系统的非线性动力学理论提供了新的实验基础。1993、1994年，他们连续两年在在物理学最重要的学术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上发表了研究成果，这是国内最早在该期刊上发表的少数几篇文章，相应的成果同时也获得了中科院自然科学二等奖。

俞昌旋老师注重学科的全面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科大的等离子体物理学科在高温等离子体诊断及实验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但其他方向依然薄弱。他立即着手部署等离子体物理理论及低温等离子体应用这两个新的学术方向，随着胡希伟、詹如娟等老师的加盟，学术短板迅速补齐。同时，他广泛开展了同国内等离子体物理相关学术机构的合作。除去同等离子体物理所和西南物理研究院这两大磁约束聚变专业研究所的合作外，他分别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上海光机所、物理所等从事激光聚变的主要研究所，从人才培养和科研并行的角度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对国内激光聚变领域开拓精密物理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同时积极推动国内不同学术领域相互交叉合作，使科大成为大家公认的学术纽带单位。经过数十年不懈的努力，科大等离子体物理学科培养的人才遍布全球，成为国内最具影响力的等离子体物理学科人才培养基地。

俞昌旋老师认为：受控热核聚变是一个长期战略性的基础研究领域，坚持学术纯洁和营造团结合作的氛围是此领域发展的重要基础。他坚持我国的核聚变研究要从物理着手，整体布局，全国一盘棋的思想，长期不懈地为此奋斗努力。随着我国加入“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重大国际合作项目，这一学科领域正在飞速发展。在此情况下，他一方面关注聚变研究人才的短缺，另一方面又担心快速扩展过程中对物理研究的忽视。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内，俞老师殚心竭力，坚持独立思考，不断提出自己的见解，对中国聚变事业的发展及发展路径的正确选择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俞昌旋老师为人极为质朴，低调谦逊。2007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学部院士后，他最不情愿听到的称呼就是“俞院士”，最喜欢的称呼是“俞老师”。俞老师外表不苟言笑，对领导上层，他表面温和但坚持原则；对学生小辈，他表面严肃但心中极度慈爱。他身形清痩，不善言辞，但逻辑清晰，字字珠玑。几乎所有他的学生都有同样感觉，不敢随意接近俞老师，但离开后一定心存眷念。对心术不正者，开始可能会忽略俞老师，但久而久之又对他心存畏惧。俞老师对自己要求极严，绝不苟且从事，但对他人并不苛求，从来不诽议他人。一句话，俞昌旋老师立身中正，克己待人，秉持真理，不屈不迎，是一位纯粹的科学、教育大家，也是一位人们敬仰的道德楷模与典范。

我有幸与俞昌旋老师相识四十年，受教同业三十年，衣钵相传二十年。几十年来，我与俞老师办公邻桌，论文同名，学生互通，项目共担，同行、同志、同识、同责，苟无复加之处，诚然亦师亦友。1985年，我博士论文选题时，俞老师给了我最初的建议。1988年，我博士论文答辩时，俞老师给出了细致的评审意见并参加答辩。1990年，我联系出国研究研究时，俞老师极力为我奔走推荐。1994年，我回国返校时，俞老师一直期待敦促，很快便让我承担等离子体物理专业的领导责任。1999年以后，我先后开拓了多个非聚变领域的基础研究方向，他总是第一时间告诉我，只管向前探索，不用担心。2001年，我毛遂自荐担任近代物理系主任，这出乎他的意料，但他依然坚定支持我十数年的院系领导工作。总而言之，俞老师对我，从来不苛责，总是鼓励，就如同清水、空气、雨露一样，润泽无声，但又无处不在，使我终身受益。

最后，我想以挽联的形式，总结俞昌旋老师既平凡而又非凡的一生：昌明其德，内中正外谨肃，坚持克己奉公，普泽学子后生，五十年率意竟成育人道德之师；旋进其业，先诊断后物理，穷究混沌湍流，条析反常输运，四十载勉力终成聚变事业之范。

（刘万东，2017年6月23日于中国科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