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骋闽赣红半壁

    在四次进剿“井冈山”失败后，1928年下半年湘赣两省的敌人对井冈山又进行了三次会剿，在打破了两次会剿以后，红四、五军两大主力红军会师，进一步壮大了井冈山的武装力量，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大为不安，1928年底，敌人调动湘赣两省6个旅，约3万兵力，以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何键、金汉鼎为副总指挥，分5路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大规模“会剿”，声称要把红军“一网打尽”，把井冈山“夷为平地”。湘赣两省“围剿”军队对井冈山实行了严密的封锁，红军的物资供应更陷入极大的困难。时近隆冬，天寒地冻，有的指战员还穿着单衣草鞋，每人每天3分钱的伙食也不能维持，此时生活之艰难，如红五军军委向湘委的报告所说，是“言之痛心，念之酸鼻”。

从井冈山到赣南

井冈山上的红四军、红五军与五六倍于己的敌人，在内线作战的连战不利。1929年1月上旬，红四军前委、中共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红五军军委以及中共各县县委领导人在宁冈柏露村举行联席会议。毛泽东传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案后，对当时存在的乱烧乱杀的盲动主义的危害作了分析，强调对争取教育“反水”(指因对乱杀乱烧作法不满而对我持不合作态度)的群众支持的重要性；决定实行“围魏救赵”的策略，由红四军向敌人后方赣南进军以解井冈山之围和解决红四军的给养问题；还决定将到达井冈山的红五军一、三纵队暂编为红四军三十团（习惯上仍称红五军），由彭德怀任红四军副军长兼任三十团团长，滕代远任红四军副党代表兼任三十团党代表，留守井冈山。

1929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3600余人，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兵分两路向赣南出击。部队经过遂川大汾、左安，在大汾歼灭前来堵截的一营敌人，跳出了敌人的包围，进入了赣南地区的上犹、崇义，于1月22日轻松占领了大庾县城。24日，敌李文彬旅围攻大庾县城，与红四军展开激战，红军付出很大的伤亡才突出重围。离开大庾后，折向“三南”地区（全南、龙南、定南），游击安远、寻乌等地。未期寻乌项山，与刘士毅部交手，损失又很大。2月3日，毛泽东在罗福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全军向吉安东固前进，设法与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联系，先在那里找个安身之地，再寻机西渡赣江打回井冈山。为扭转局面，毛泽东、朱德率部折入瑞金。2月10日，取得了大柏地的胜利，歼敌1500余人，生俘800余人。这极大地振奋了军心，赢得了主动，扭转了战局，是红四军转战赣南以来的首次大捷。敌人也不敢再贸然追击，红四军从此在赣南站稳了脚跟。

随后，红四军为解井冈山之围，挥师宁都，接着又举旗北向，进入吉安东固地区。2月20日，红四军与活跃在东固地区的由李文林、曾炳春、段起凤等领导的江西红二、四团在东固螺坑胜利会师。

赣敌李文彬部正向东固逼近，金汉鼎部也对东固取进攻之势。红四军前委认为，东固地形、民情条件虽好，但红四军战斗力尚未完全恢复，红二、四团也未与大股敌军交过火，缺乏战斗经验，不宜与敌人大战。据此，毛泽东果断决定，放弃红四军回师井冈山的计划，像东固红二、四团那样“打圈子”，向闽、赣边敌人力量薄弱地区游击，相机寻找新的落脚点。 红四军离开东固后，东进首次进入闽西。3月13日攻入闽西重镇长汀，消灭军阀郭凤鸣部。

守卫井冈山的红五军800战士，在凛烈的寒风中，以轻武器和每人10余发子弹，凭借新修筑的竹钉阵和土木工事，抗击20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守卫在黄洋界、八面山、桐木岭、朱砂冲阵地上的红军战士与来犯之敌展开激战，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29日进攻黄洋界的敌军，收买一个游民带路，沿山间小路偷偷窜进金狮面、棍子凹，从哨口右翼爬上山，黄洋界告急。彭德怀得知重要哨口黄洋界失守的消息，立即带领教导队和红军学校学员组织三次反击，均未成功。这时又接到八面山失守、白泥湖告急的报告，彭德怀考虑到，如果继续坚守硬拼，不仅不能阻止敌军前进，而且会全军覆灭，于是决定收拢队伍突围。当日，彭德怀和滕代远按中共湘赣边界特委1月14日会议的决定精神，率原红五军大部及伤兵、勤杂人员七八百人，集合在茨坪，向荆竹山方面突围。突围第3天，红军在大汾圩遭敌军三面埋伏。广大指战员在彭德怀的指挥下，一阵猛烈冲锋，突破了敌人伏击阵地，主力冲出了敌人最后一层包围。不幸的是非战斗人员被敌人截住，一部分牺牲，余者分散潜回井冈山继续坚持游击斗争。

过上犹、崇义，在南康章水上游渡河，2月9日（农历腊月30日）到达新城。部队经信丰东进重石镇，继而去兴国，寻找地方党，在莲塘和东山小憩。赣军刘士毅旅一个营又跟踪来攻，红五军乘夜突围，得知雩都城仅有刘士毅旅一个营驻守，决定奔袭雩都城。攻下雩都城后，因估计敌军主力一定会回城救援，红五军下午便撤出县城，渡河抵小密宿营，与地方党取得了联系。滕代远在雩都负伤，同20余名重伤员留下休养，红军送给地方党百多支枪，后发展成为赣南独立团，成为红六军的一部。不久，彭德怀在安远从报纸上得知，红四军在汀州消灭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2000余人，击毙该旅旅长郭风鸣，遂改变返回井冈山的计划，率红五军掉头向东北，一举击溃靠近福建边境的瑞金城守军，占领了瑞金县城。4月1日，红四军从福建长汀开至瑞金，红军的两支主力实现了第二次会合。

苏区发展壮大

两军会师后决定：红五军重返井冈山，恢复湘赣苏区，红四军则经略赣闽。彭德怀和滕代远率领红五军经信丰、崇义、上犹、遂川等地，于5月2日抵达宁冈茅坪。井冈山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到处是断垣残壁，疟疾流行，人口不到2000，生活必需品奇缺，一派劫后凄凉景象。但井冈山人民是坚强不屈的，冒着生命危险，在白军占领的日子里坚持斗争。区县两级党政组织基本上保存下来，当时因被敌人分割未能同军部一起撤退的红五军（红三十团）二大队李灿、张纯清部和红四军王佐特务营也都保存下来。为了抚慰受害群众，红五军发给每人1块银元，以救燃眉之急。

时蒋桂战争爆发，进剿苏区的敌军南下作战，湘赣苏区得以恢复，闽赣苏区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应福建地方党组织的需要，红四军两次入闽作战。蒋桂战争结束后，广东又陷入内讧，福建军阀纷纷入粤，红四军相继解放长汀、上杭、永定，闽西苏区与赣南苏区连城一片，发展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红五军立马井冈，依托湘赣边界的罗霄山区，并南下粤北南雄作战，北出武功山，威胁浙赣路沿线，建立和发展了湘赣苏区。

1928年，国民革命军再次北伐，东北张学良部改旗易帜以后，国民党内部各派新军阀发生了内战，这是各地红军和苏区发展壮大的一个外部条件。1930年，中共中央将各地的主力红军编成四个军团，闽赣苏区为红一军团，湘鄂西苏区为红二军团，湘赣、湘鄂赣苏区为红三军团，鄂豫皖苏区为红四军团（随机自行成立红四方面军）。

攻打长沙、吉安

时国民党新军阀会战达到高潮，发生了阎、冯、桂系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战场在黄河下游地区和湖南展开。第二次左倾错误高潮即“立三路线”在中共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认为中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强令各地红军离开根据地，攻打大城市，以配合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红一军团攻打南昌，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红四军团攻打武汉，红二军团配合打长沙和武汉，并命令广西左右江苏区的红七军北上攻打桂林，以实现“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随即，红一军团离开赣南苏区北上，但南昌、九江有敌重兵驻防，红军无力攻城，毛泽东遂建议部队西进，配合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湘赣苏区的红五军离开罗霄山北上，进入幕府山区后，在鄂南汇合湘鄂赣苏区的红八军，组建红三军团，旋即西进，利用敌人兵力空虚，占领长沙，并建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这是红军在土地革命时期攻克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省会城市。

但湘敌何健部随即重兵回师长沙，红三军团奋战不胜，不得不弃城，在长沙郊区与红一军团会师，为了便于指挥两军团自行组建了红一方面军总指挥部。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也是久攻不克。

随着中原大战以蒋系中央军胜利结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开始重兵围剿红军，红一方面军由湘东回师赣西。南下配合攻打长沙行动的红二军团，也在洞庭湖西陷入苦战，部队被分割，贺龙被迫带领红二军重上湘西，周逸群则英勇牺牲。外线作战的红七军陷入了攻城不克的境地，随着左右江苏区的丧失，部队被迫无后方作战，转战桂东、粤北、湘南的南岭山地，最后渡过赣江，进入中央苏区，转战数千里，被称为“小长征”。

红一方面军转入赣西后，决定配合当地工农群众“九打吉安”的战斗，并最终攻克了吉安，在吉安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使闽赣苏区和湘赣苏区暂时连为一体。

一至三次反围剿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暂时削平了国民党党内的反对力量，国民党南京政府达到了形式上的顶峰。由于各地红军和苏区蓬勃发展，特别是红一方面军相继攻克长沙、吉安等城市，开始把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作为心腹大患，重兵围剿。

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10月，国民党军集结10万、20万、30万兵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以不到4万人的兵力，采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采取诱敌深入、避实击虚、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运动战，配合地方赤卫队游击战骚扰敌军，畅快淋漓的打破了三次围剿。国民党历次围剿都是从北向南进攻，并在苏区周围建立封锁线，以求把红军压缩、包围、歼灭。赣江东岸吉安、吉水、永丰东南部的于山山地是中央苏区的西北门户，也是第一、二次反围剿的主战场。

1930年蒋介石开始布置对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次围剿，共调集10万兵力，任命江西省主席、第五路军总指挥鲁为海陆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辕主任，十八师中将师长为张传瓒前敌总指挥。当时，红一方面军主力刚刚结束吉安战役，还在赣西袁水两侧活动。面对来势汹汹的敌军，以毛泽东为代表正确意见主张：回师赣东，依托苏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国民党的十万大军在赣西寻找红军主力决战未果，便尾随红军主力东渡赣江。敌军一进入赣江东岸人迹稀少的于山山地便陷入了“盲人骑瞎马”的境地，既找不到向导，又缺乏粮秣补给。1931年新年前夕，敌十八师轻敌冒进，在永丰县南部的龙岗附近被红军围歼，片甲无回。敌军随即陷入混乱，红军又在宁都县北部的东韶打了一个歼灭战。五天内红军打了两个大胜仗，歼敌15000余人，敌举军震惊，纷纷退出苏区，第一次反围剿取得了胜利。

1931年春，蒋介石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代行总司令职权，并兼任南昌行辕主任，统帅20万大军再一次围剿中央苏区。在二次反围剿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诱敌深入”的正确思想再一次取得了胜利。1931年4月敌二十万大军，兵分四路，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策略由北向南向中央苏区腹地推进。反围剿开始之前，红军主力主要集结在苏区北部乐安、宜黄、南丰以南地区，围剿开始后红军转移到苏区中部的兴国、宁都一带待命。围剿的敌军以后就像一头被蒙住眼睛的公牛一样在苏区四处乱窜，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但耳目闭塞，得不到红军的任何消息，还要面对像蚊子一样的地方赤卫队的游击袭扰。4月下旬敌军已经深入到苏区腹地，红军主力也到达退却的终点——赣江以东山区的龙岗、上固、东固一带，迫敌而居25天，伺机歼敌。5月中旬，红军依托吉安东南的白云山，在东固、中洞、九寸岭一带设伏，第二次反围剿首战告捷。随后，红军向东横扫，驰骋于敌重兵的侧后部，又取得了吉水白沙、永丰中村两场歼灭战的胜利，并攻克广昌、建宁县城，将胜利的红旗插上了武夷山。红军在半月内五战五捷，痛快的打破了第二次反围剿，六月初，敌军纷纷退出苏区。红军随机转入反攻，在武夷山两侧的南丰、黎川、建宁、泰宁、宁化等地开辟新的苏区，打土豪、分田地。

第二次围剿失败不久，蒋介石又卷土重来，亲帅30万大军于1931年七月初开始进攻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比红军预想得更早，规模也大得多，敌军采取“厚集兵力、分进合击、长期直入”的方针，由北向南横扫中央苏区，寻找红军主力进行决战，妄图三个月消灭红军。经过半年时间里的两次反围剿作战，红军还没来得及休整补充，而且还分散在远离苏区中心的闽西、闽西北、闽赣边、粤赣边地区进行筹款和群众工作。

为了打破第三次围剿，党和红军一方面动员地方党员和赤卫队，开展游击战争、坚壁清野，迟滞敌军行动；另一方面令分散在各地的红军主力千里回师，取道瑞金以北的壬田，到苏区中央部分的于都、兴国集结待命。7月底，红军主力西进到兴国西北部的高兴圩一带，敌军对高兴圩形成三面合围的态势，而西面有赣江阻隔，红军背水一战，穿插到敌军主力的背后，随后向东横扫敌后孤立和虚弱的敌人，在兴国、宁都境内取得了莲塘、良村、黄陂三战三捷，歼敌万余人。黄陂战后，红军主力转移到永丰南部君埠以东、永丰与宁都边界上的东君脑岭附近休整，随机敌军又向该地区三面围攻，红一方面总部遂命令红15军伪装主力向北佯动，红军主力则南下兴国东北部的白石、枫边一带休整了半个多月。等敌觉察过来，红军又秘密向西转移到兴、万、泰三县交界处的茶园、均村一带集结、待命。进入中央苏区的敌军就像一头牤牛，被红军牵着牛鼻子四处乱窜，寻找红军主力决战，但一再扑空。时值盛夏，敌人后勤给养补给困难，又不时受到红军和游击队的打击，肥得脱瘦，瘦的拖垮，被折腾的精疲力尽，士气低落，已经无力发动进攻。

9月初，红军又抓住战机，在泰和东部取得了老营盘战斗的胜利。918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内矛盾激化，蒋介石奉行的“不抵抗、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受到了广泛批评，国民党军已经无力再战，纷纷退出中央苏区。10月初，红军又尾追撤退中的敌人，在吉安东固东南取得了方石岭战斗的胜利。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从1931年7月开始到10月持续了三个月，情况最严重的时候苏区几乎全部丧失，成为游击区，反围剿的主战线也后退到苏区中部的兴国、宁都一线。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驻扎在宁都县的国民革命军27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宁都起义，组成红一方面军的红五军团。

第四次反围剿

在红军和苏区蓬勃发展的时候，党在白区的秘密工作，却因“左倾”盲动路线而损失巨大；特别是在1930年，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向忠发被捕叛变，中央在上海的秘密机关几乎全部暴露。然而1931年1月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左倾”盲动路线进一步发展。中共中央在上海难以立足后，分批转移到中央苏区，也把左倾路线带入到苏区，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政治和军事思想受到了排挤和打击。

从1931年底、1932年初到长征之前，毛泽东虽然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主席的职务，但日益边缘化，被排挤出红一方面军，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从1932年2月到1933年，毛泽东基本上因病休养，这是毛泽东在苏区生病最长的一段时期，超过了1929年从红四军第六次到第九次党代会那次疟疾的发作。

从1932年开始，红军再一次离开苏区攻打大城市，红三军团南下攻打赣南重镇赣州不克，反陷入敌人内外合围，毛泽东重返前线，决定启用起义不久、作为总预备队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困。红军从赣州城下撤兵后，在赣县江口镇召开苏区中央军会议，决定兵分两路，以三军团为西路军，在赣江以西防御、休整，以一、五军团为中路军（东路军）入闽作战，毛泽东以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身份随军远征，深入敌后，指挥作战，连克龙岩、漳州，巩固了闽西苏区，开辟了闽南新区，在完成了筹款与扩红的任务后，又因西路敌情出现了变化，红军撤出漳州，会师赣南。红军主力东征后，粤军联合国民党中央军袭扰中央、闽赣苏区南部，占领了大片土地，红军遂与国民党军会战于梅岭两麓，即南雄水口战役，南雄水口战役击溃了粤军对苏区的袭扰，巩固了苏区南线，为即将开始的苏区北线反围剿作战创造了条件，但由于敌情不明，红军梯次展开，没有有效集中兵力，打成了消耗战，伤亡多而缴获少，得不偿失。南雄水口战役后，红军主力由大余前线，撤往苏区中部的于都、兴国地区的休整，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周恩来、朱德、王稼祥等一再要求下，临时中央最终决定，毛泽东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苏区中央局书记）、毛（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朱（中革军委主席，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王（红一方面政治部主任），由于毛泽东仍然消极对待中央关于外线作战、攻打大城市，夺权吉安、抚州、南城，以形成威胁南昌、全取南昌之势的意见。1932年十月召开的宁都会议室，苏区中央局内部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毛泽东再一次“养病”，离开了军事指挥的第一线。

宁都会议后不久，中央红军主力开始北线作战，进入闽赣苏区，联克黎川、金溪、资溪三座县城。在一年的时间内三次围剿中央苏区失败后，敌人用了一年的时间准备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正当敌军又磨刀霍霍、卷土重来之际，红军主力正在敌人重兵防御的南丰城下陷入苦战。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正确领导，一代战神林彪的亲自指挥下，变强攻为佯攻，通过大兵团伏击敌人增援部队，一次性打退了敌人的第四次围剿，这也是战神林彪在十五年后运用的炉火纯青的“围点打援”初露锋芒。第四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进入全盛时代，但是由于临时中央逐渐进入苏区，苏区各项工作中，“左”的倾向日渐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