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期幸遇恩师

周明明

   从上小学开始至拿到博士学位为止，一路走来虽然免不了跌跌撞撞，最终不论如何都能顺利毕业，获得学位，此后又有机会待在高校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这些与众多曾经教过或扶持过我的老师有着确切实在的关系。我应该感谢的老师有很多，这里仅说说我在大学四年里有幸遇到的恩师，她不只教会我掌握好教课书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还教我了怎样自学和如何做人。

到大四后半学期，我决定要报考研究生，经过反复考虑我选择了植物生态学作为主攻方向。因为我在一份杂志上读到“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听了北师大王华东教授在河南大学作的有关环境保护与研究的科学演讲，对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再者我从小就喜欢观察植物，感觉每朵花甚至每条叶脉中都蕴含着极大的神奇与奥妙。那年暑假我连家也有没回，闷在学校宿舍里一心一意地集中精力准备研究生的考试。植物生态学这词在当时对我来说既新鲜又陌生，我们系里只开了半学期的普通植物学，我去学校的图书馆也没有借到任何相关的书，我心里没底儿，真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复习备考。那时全中国刚刚从轰轰烈烈的运动、你死我活的革命中苏醒，才刚刚结束与外界隔绝的状态，那是百业待兴、百废待举的年代。新的书籍都还没有来的及出版，老的书多数是“文革”前由俄文直接翻译或改编，但是也少得可怜。学校图书馆能有几本就算好的，那么大的学校也很难轮到我的手里。

在束手无策时我想起了系里的史玉琴老师。史老师仅给我们上过几节课，印象中她长得秀丽清爽，白皙的皮肤，齐耳的短发无任何修饰，毫无遮掩的圆滑前额衬着大方端庄的五官，纤细苗条的身材，简约的衣着更凸显出她自然高雅的气质，神清气爽的言词 (略带点东北口音的普通话)，聪慧和善的目光蕴涵着美女教授的神采。放假第一天我就冒昧去了史老师的家，史老师听了我的来意之后特别爽快，很快洗了个苹果又亲自削了皮递到我手里，等我吃完整个苹果，她高兴地把我领到她的书房，指着满架上的书说：“你尽管拿吧”。顿时我感受到：教授的万丈豪情。她让我自己学会选读有关的书，理解其中的概念与要领，叮嘱我可以随时向她提出问题并和她一起探讨。史老师告诉我，她由东北大学生物系毕业之后又接着读了两年的植物学硕士，她遗憾地说，她本来对动物感兴趣，可是上级要选她与其他同学读植物，她只能服从领导的分配。她还谦虚地说：“书没有读好但存有一些”。我高兴地抱了好多本有关植物与植物生态学的书，临走时史老师还硬是又往我上衣左右口袋里塞了两个大苹果。在当时那种大环境，苹果还不是一般普通大众日常生活中消费的水果。

   经过一个炎夏酷暑的攻读，自我感觉脑袋里还是装了些有关的知识。可是，等两个多月过后通知下来，我竟然从北师大地理系的硕士招生中落下榜来。接下来的几个月要准备学校的毕业论文、服从工作分配以及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然而毕业离校时史老师没有对我耳提面命什么“秘文仙笈”，更没有让我立下什么豪言壮语，只是告诉我：“你可以把我大大小小的有关书籍都带走”。正是这种无言无语的倾囊相助倍增了我能尽力再次考好的信心。我带着老师的热切期望、充分的信任与敦厚的嘱托离开了河南大学。

   几个月之后我拿到了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与中国科学院北京地理研究所的录取通知书，立即启程去史老师家还书并报喜。到了史老师家，她留下我一起吃午餐，特意亲自烧了条大鱼，她一边做一边还详细地示范给我烧鱼的工序，细致地教我刮净鱼鳞的小窍门。每次见面，史老师总会兴致勃勃地讲一些她读书时遇到的有趣好玩儿的故事。在与史老师相处的过程中，老师从来就没有给我提过任何要努力学习、刻苦钻研，什么争取辉煌成绩等等的大道理。而是像一位慈母对待自己要出嫁的女儿，教会女儿如何去学会生活，从点滴生活琐事中去享受学习与工作的乐趣。如今会时时忆起老师无私的关怀，心中仍感温馨荡漾，同时每每想到这些，又会自心底儿觉得万般惭愧。我怎么竟呆的从来没有想到过向老师表达我的感激呢？我竟然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给老师买个什么礼物以表谢意！这更能体现恩师的气度与风范。

我在北京读完三年的研究生，拿到硕士学位后又工作了两年，都没有顾上给老师写封信问个好。在北京地理所工作两年以后想到美国读书，从一英文古生态的文献上看到一个作者属于纽约大学生物系的教授，就主动写信询问他是否愿意收我为学生。一般情况下，地理本科毕业生很难有资格直接进到生物系读博士，这样有教授愿意接收，我又同意补学生物系必修的基础课就得以特殊录取。

1988年初，我到美国纽约大学生物系，开始异国他乡的求学。初来乍到，英语听力和表达有障碍，要应付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等等的必修课，我这地理本科的底子相比别人必须要花很大力气。我这样进来，是导师的关门弟子，不想过河拆桥转换到别的导师那儿去，所以硬着头皮学那些时髦的生物课为的是好通过博士资格考试。然而更难过的是要与动物打交道，那时我看一眼小老鼠就会吓得浑身打颤。自打能听懂大人话的时候就知道老鼠到处乱爬，浑身都脏，老鼠专门偷吃东西，所以“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可是那会儿我要抓住它们，还要打针做解剖。当遇到那种艰难困苦时，我唯一想到的是史玉琴老师，给老师写了一封长信诉说困境、悲情。那时中国电话的普及程度哪能与今儿个比呀，往中国通3分钟电话要花$10不说，往往还不知要打到哪里。很快我就收到了史老师的回信，史老师讲她上大学时最喜欢与动物玩，观察它们可爱的模样会很开心，她在信中劝说我先主动找时间与小老鼠玩玩儿。这就是史老师的神奇，她从不直接说教大道理，而是象与朋友谈天说地一样，拉家常、讲故事，循循善诱地引导学生去思考、去觉悟。史老师的信启发了我去静心观察这些小生灵，渐渐地能看出它们活蹦乱跳时的机智精灵与困倦时的憨态可掬，久而久之，不但不再害怕它们，而且还尽力用心读懂它们的各种行为举止。

   通过博士资格考试以后，我回到古生态的领域，踏踏实实跟导师做论文 (一万年前南美洲智利的植被与气候)，直到圆满毕业拿到博士学位。要开始工作了，才从生活的实际角度去盘算人生的路该怎么安排。似乎是古生态学研究已迈入夕阳期，如果不加入新的研究手段与技术要得到研究经费极其不易。我的博士生导师绝对不赞成我多用像电脑和数理计算这些比较新的玩艺儿，我做论文时用电脑打出的图表都要求再用手工画出来出版。如果毕业后再沿这条路走下去基本生活都很难保全。所以从当时实际情况考虑，我就以在生物系选修的课做本钱，在哥伦比亚大学一脑神经研究实验室找了个技术员的位子，一干就是这么多年，本人的身份也由技术员转换成了个研究人员。2004年圣诞节期间，我有幸得到诺贝尔奖得主的赏识，拉我到他的手下，毕竟待在学校做研究一直都是我的喜爱。

   始料未及的是，我结束博士生学业之后，竟跨入了脑神经研究的领域，用分子生物学及生物工程的技术解释、探讨动物行为与脑神经活动的机理以及其发病的原因。我用基因工程改造出了一批小老鼠，有关的研究已经上了[Science]、[Nature]、[Neuron]和 [PNAS]等顶级科学期刊。扪心自问如果不是史玉琴老师远隔重洋引导我迷恋上可用、可贵、可爱、可敬的小老鼠，我后来要从事的职业就很难以想象出来。

   这么多年过来之后，才渐渐体会到：恩师传递的知识宝典就是思维与自学；恩师引导的快乐之道就是兴趣的追求与探索；恩师传授的生活的“秘笈” ，就超脱在平凡与朴实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