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西汉大儒董仲舒等人的推衍、发挥，时至两汉，天人合一观趋于鼎盛。它既演变成一种宠杂的宇宙本体哲学：天人本为一体的，人是天的一部分；又蜕化为一种实践之信条L人的一切活动，均是实现天人合一（德）的过程，人应顺从于“天”而行其事；同时还形成了一种推理认知的模式：可以借天言人，以人来知天。至此，可以说，天人合一已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基质之一。在这基础上，学者们构筑起形式各异的思想体系。以汉代为例，董仲舒大谈“天不变，道亦不变”，假借天意，而把封建统治秩序神圣化、绝对化、并构建了“人副天数”，“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体系。谶纬又精心建造其“九天”、“九地”、“九人”、“九体”、“九窍”......的九九《太玄》模式。其中，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的以“天”来推知和论述人体的众多论述更属“奇文”。他认为天人相符，“身犹天也”，人的种种特点都是“天”的表现，都与天之数相符。如“天以终岁（一年）之数成人之身，故（人有）小节三百六十六，副（通“符”）日数也；大节十二分，副月数也；内有五脏，副五行数也；橡皮有四肢，副四时数也；乍视乍暝，副昼夜也；乍刚乍柔，副冬夏也；乍哀乍乐，副阴阳也“。并认为人的喜怒哀乐也对应于四季的生杀养藏。简言之，这种“副”，指受天支配的人，顺从，契合于天，不仅仅是死生福祸命数上的受天操纵（“天命”），同时也是躯体构造乃致精神心理等所有方面的契符于天，总之，人的一切，受制于天。这种荒诞不经的说法，自然要受到近现代学者的极力抨击。有学者甚至不无偏颇地认定：正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天人合一”观，使中国在中世纪的传统中原地踏步，无法向前迈进，也无法自行进入近代社会（指资本主义社会）。因为他们认为：文艺复兴后西方的一个鲜明特点正是人天分离，人天对立，人欲了解天（自然），从而控制、征服自然（天）。

哲学史、思想史范畴的天人合一观，笔者不想妄加评点，只是强调两点：（１）它的产生，自有其客观必然性；（２）它的确存在着浓厚的巫术韵味，有许多荒谬无稽之处。我们再来看看中医学中的“天人合一”观。中医学这方面的认识，也奠基于《黄帝内经》。后者作为秦汉时期的著作，不可能不受当时社会文化思潮的影响。董仲舒的观点，在《内经》中有“翻版”。如《灵枢·邪客》说：“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以上这些，也见于《淮南子》等书）；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天有阴阳，人有夫妻......”还有长长的一大段，最后说：“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客观地说，这些，与董氏之说，并无仲裁条款伯之分。但由于中医学更多地讨论人体结构上、生理上的与“天”数相符，相互对应，故虽逻辑上同等荒谬，却因这些大多是有形可证之物（如四肢、两目等），或属于已成定论的学说（如十二经脉、五脏六腑等），故其推论逻辑上的荒谬性易为结论上的可征性所掩盖。以致后人每每津津乐道于“天人合一”之说，甚至直到九十世纪末（1887年），中医师罗定昌在《中西医士脏腑图说》一书中还振振有词地认定：西医学者“其立言树义，有与《内经》合者，有与《内经》不合者，......第不知西人之谈医，其一本‘天人合一’之理否也？”

从上述的阐发中，似已明白无误地导出了结论，讨论已可划上句号。然而，事情并非简单如此，中医学中的天人合一观，是接受了社会文化领域的有关思想的渗透，并结合具体的医学实际作出某些调整或充实后的产物，难以用玄秘荒谬或科学合理等词作出截然的划分或简单的证券左。它至少在两个方面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且这种意义一直延及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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