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如上贴所述：高校人事改革前，应基于“正义论”，先盘活科研人脉资产，也仍然不能说高校人事改革就进入了正道。

     由于某种“崇拜”心里，政府赋予了科研入门者——博士——予近似楼盘泡沫般的价格，相应的唯SCI和唯学历政策将此泡沫价格固定化为制度，造成了近10年大陆产业科技力量的实质停滞，大量有限的资金被浪费在一纸纸没有多少发展价值的，全人类公开的修饰性论文上。在这个虚幻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的高校扩招政策又加剧了应用基础与应用研究环境的恶化（和企业老总们聊聊就知道），同时大量有学无术者的毕业为将来的社会就业带来严重的问题。

     基础研究重要没错，但在贫穷且储备资源贫瘠的国家，基础研究应作为一个有舍弃有强化的战略问题进行处理，部分不是很关键的东西不适合像西方文明世界那样普遍铺开重复研究（话说西方文明世界不也开始削减基础研究了么？），可以通过加强情报工作、引进海龟的办法来获得，省下来的钱用来解决20年前就已成为共识的科研——生产衔接不良的问题，即应用基础研究问题，以便强大民族产业，盘大就业渠道。用生态学的十一率说，就是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因是1:10:100的问题。

     博士作为科研入门者，多数缺乏与产业挂钩的经验，难以承载起科研的生态学十一率问题；SCI作为阶段性的探索总结，同样无法承载起科研的生态学十一率问题。大陆急缺的是如吴飞鹏那样的人，而非无数俺不点名但心里自己有数的“人才”。

     如何评价教育与科研体系，如何评价高校？如何评价人才？ 进而如何评价产业、大试成果、中试型发明专利、忽悠型发明专利、标志性SCI、垃圾SCI，以及一系列文章，以及如何制定符合正义论原则的人事制度，就成了当代头脑清醒着思考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