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教学课程安排在十一后阶段，在和别人谈合作标书的撰写闲暇，一直思考我从事预防医学学科10余年来的一些感受，至此在新的冠状病毒发现之际，谈谈个人对预防医学或者说公共卫生学科的看法和感受，不当之处请多指教。

    “非典”之前，人们对医生职业的尊重至高无上，表现即使在医学院校，高分总被临床医学录取，分数低的才上预防医学专业（不是100%）。SARS过后，第一志愿报考预防医学专业的学生逐渐多了，这对我们从事预防医学的老师们也宽慰很多。我在给临床医学和预防医学的学生上专业课时，经常以“胸怀不同”来比喻临床和预防的差异。因为临床面对一个病人，治疗后病人会千恩万谢，红包相送，而预防的职业是通过不断努力希望某一个疾病的发病率降低某个百分点，但获得效益的人群（百分点高危人群）并不知道。所以说，我把预防医学学科比喻成“为人民服务”的学科，因为服务的是大众，其实质是“雷锋精神”，因为做好事不留名。这就是“胸怀”。

    SARS的暴发，对我国预防医学事业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也是从事公共卫生事业的人员扬眉吐气了。在短短的时间内，防疫站的名称也变“洋”（CDC）了，雄伟气魄的办公大楼拔地而起，硕士博士的高学历也不见得能够顺利进入这样的部门等等，从这一点上说，从事预防医学的人员应该感谢SARS的发生。而我想说的是我们应当时刻承担起保护人民免受疾病侵袭的宏伟职责，公卫人应该具备有默默无闻做好事不留名的宽宏胸怀。我们应该想尽一切办法保护人民的健康，使人民免受对健康有害的一切伤害。我们要想出一切行之有效办法，交给人民群众去免于疾病的伤害。

    实际上SARS过后，政府部门拿出了不少的经费改善疾控条件，对于一些重大疾病包括传染病还专门立项公关，希望能够取得确实效益。我想和各位商讨的是，什么样的结果是重要的。记得SARS期间，政府重视，全民皆兵。在广州，你乘公交车，如果没人给你让座，咳嗽一声，就会认为是非典，人们躲避不及，四周都会空位多多。另外一个例子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都在广东一带打工赚钱，衣锦还乡人们尊崇，非典期间如果回去，人民待其像“瘟神”，说明对非典的宣传已到了家喻户晓。这几年我国艾滋病一直处于高发状态，目前已经从高危人群转变成普通人群（近日传出航空机长HIV阳性的报道），如何才能得到有效遏制是当务之急。我认为要利用SARS的经验，在政府的指导下，通过公卫人的努力让人人都清晰了解艾滋病的传播知识。在艾滋病还没有有效药物和疫苗的情况下，发挥“电子疫苗”（我将健康教育称之为“电子疫苗”）的作用。比如将艾滋病传播的主要知识做成多种形式，比如flash,广告，游戏，手机信息等，在大众关注的焦点，媒体和活动前（比如新闻联播前，春节晚会中，大型会议前等，手机信息可以在有利于可能的人群和可能的“活动”时间等传递）进行播放，从而改变人们从被动接收知识到主动获得健康的理念。我认为，普及和推广“电子疫苗”（或“手机疫苗”）的理念对疾病预防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