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自武夷山先生博客：http://blog.sciencenet.cn/u/Wuyishan 

博主按：蒋国华老师曾是已故的中国科学学家赵红州老师的长期合作伙伴。蒋老师的著作《科学学的起源》于2001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副研究员、科学网博主李杰的大力推动下，该书经修订增补后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2024年5月），新版的书名改为《科学学的历程》。蒋老师在此书的“序言”中，回顾了赵红州老师带他从事科学学研究的9个方式，是非常生动的科学学发展史料，对于有志于科学学研究的年轻人有很好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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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15科学学的历程(封面-序言-目录)(1).pdf

《科学学的历程》的序言

际此旧作《科学学的起源》[①]受盛情邀召再版，收入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科学计量与知识图谱丛书》，该丛书主编李杰博士更热情地建议把书名改为《科学学的历程》，并建议增添了上次出版后的若干新著，我是举双手赞同的。李白诗云：“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少年。”斯言信夫。李博士青春年少，才情俱佳，建议把“起源”二字改成“历程”后，立马感觉天空地阔了。兹者循着李博士建议变更的“历程”二字，简要地讲一讲我的科学学历程，同时，借以表达对红州恩师的追忆和怀念，某种意义上，亦不失是对我国科学学创始人之一的张碧晖教授念兹在兹的中国科学学发展史研究，特别是早期史料的一点补充。

我的科学学历程

宋代理学大师、湖湘学派创立者胡宏有句名言，叫做“水有源，故其流不穷；木有根，故其生不穷。”。我的科学学历程的“源”和“根”就是我国著名科学学家、科学计量学家、我的恩师赵红州教授。是他把我引上科学学/科学计量学研究的学术道路。

我记得非常清楚，一次改变我一生学术研究路径的谈话。

那是1978年的春末夏初。于光远亲率龚育之、何祚庥、查汝强、李宝恒、罗劲柏诸导师，组成导师组，在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联合招收10名自然辩证法研究生（据刘二中教授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院庆纪念册（1978-2023）》中的回忆文章，当年实际招收了14名^[②]）。大约是一个下午，地点是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十三研究室，亦即引力波实验室。尽管我的考试成绩出来，据说还不错，红州告诉我，据他了解，我的总分第三名，外语（俄语）成绩在是年中国科学院考研系统全国第一名。虽然顺利进入了复试，然而，遗憾的是，复试放榜结果还是名落孙山了。据说，理由是政审不合格。当此之时，红州像兄长大哥般，一边安慰和鼓励，一边径直问：“跟我一起搞科学学，怎么样？”尽管那时我第一次听说还有“科学学”这么一门学问，但我还是爽快的答应了！^[③]

自此之后，我们俩虽不能说形影不离，但每周见一次是必须的，有时几乎是三天两头都会见面。其时，红州家住沙滩北街甲2号，红旗杂志社职工宿舍，原是一个2居室，分配住了二家住，合用一个很小的厨房。我家住朝阳门北顺城街79号，大杂院里一间15平方米的平房。八九十年代，一般家里没有资格装电话，不远，三四站路，骑车一刻多钟的路程。毛主席说过，事情都是逼出来的，没有电话之类的通讯工具，要交流只有迈开两条腿，登门求教，恰似我国数学泰斗华罗庚先生终身座右铭表述的那样：“见面少叙寒喧话，多把学术谈几声”^[④]。

红州在决定接受我这个学徒之初，也是经历了一番测试的。头几次见面聊天，看似海阔天空，实则是考察我的科学素养、哲学功底，文字能力，翻译水平，当然还包括待人接物等，用现今的语言讲，就是品格与情商。比如，有一次我们几乎就唐诗宋词谈了大半天，颇有投缘之感。我回家便学汤显祖《牡丹亭》集唐人诗句的写法给红州凑了一首“诗”，以表心迹：

东风渐暖满城春（张藉），

与君相见即相亲（王维）；

若许移家相近住（白居易），

看吐高花万万层（韩愈）。

“面试”通过之后，红州是这样带我开始我们/我的科学学历程的：

第一，带我参加科学学学术会议/学术活动/学术组织。

追随红州学习科学学研究，基本上就是践行了毛主席的一段著名的话，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一段话：“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没有进学校机会的人仍然可以学习战争，就是从战争中学习。革命战争是民众的事，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干，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⑤]我的印象中，他没有给我专门讲过科学学的入门课，不过，凡是邀请他出席的所有科学学的活动，红州都让我跟着他去，包括外地讲课。这使得我赢得了中国科学学诞生和发展史上多个“第一”——第一批参与者的名声，诸如，“全国第一次科学学学术讨论会”（1979）、全国第一个科学学联络组织——“中国科学院科学学全国联络组”（1979）、全国第一个科学学研究机构——“北京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科学学研究组”（1979）、全国首届科学学人才学未来学学术研讨会(1980)、全国科学学理论专题讨论会（1982）、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大会（1982）等等。

作为我国科学学诞生和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资料，兹附上几幅文献照片和科学学研究组名单（参见图1）。

“北京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研究会科学学研究组”于1979年7月21日正式成立，举办单位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霍俊教授为会长的北京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研究会：

组长：霍俊；

副组长：王兴成、李秀果、杨沛霆、金良浚、周文森；

组员：骆茹敏、赵红州、徐耀宗、符志良、贾新民、王敏慧、李秀果、李惠国、王兴成、范岱年、郑慕琦、韩秉成、丁元煦、杨沛霆、柴本良、霍俊、金良浚、崔佑铣、胡乐真、蔡文煦、曹听生、周文森、冯至诚、雷祯孝、王通讯、朱新民、邸鸿勋、许立达、王士德、蒋国华、李汉林、刘仲春、桂树声、任亚玲、刘泽芬、莫惠芳、李连馥、段合珊、李延高。

图1我国科学学诞生的重要历史文件

第二，带我阅读/翻译科学学经典名著。

红州没有给我开过该读的书单，但在我日常工作交流中，他常常引证经典名著和权威学者观点，恰如信手拈来，着实令人感佩不已，于是，我遂悟到，真要把科学学作为毕生研究领域，就要像红州那样，需要学习和提升诸如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科学史、科学哲学、管理科学、科技政策研究等理论功底上狠下功夫。

鉴于改开之初，除商务印书馆、科学出版社出版了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1982）、《历史上的科学》（1959）及《科学学译文集》（1981）外，可以说，有关科学学的译著可谓非常之少。红州开始让我阅读和翻译俄文的科学学文献，诸如凯德洛夫、米库林斯基等论文和著作，后来，则是英文文献，比如，我俩硬着头皮翻译了为纪念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出版25周而结集出版的、科学学经典文献《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该译著1985年6月有科学出版社出版，并荣获科学出版社1984-1985年度优秀图书奖。 

第三，带我拜访科学家名师。

红州有一句口头禅：“哪里有知识就到哪里去。”这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全国科学大会之后的几年里，红州总是用这句话鼓励我跟著他，远些的坐公交车，近些的骑自行车，去拜访大家、大学者。诸如，去礼士胡同拜见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科学史家席泽宗教授，借全国哲学会议之际去友谊宾馆拜访过中国现当代著名哲学家与哲学史家、华东师范大学冯契教授，借中国物理学会研讨会议，去京西宾馆拜见过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物理学家、金属和晶体材料学家、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冯端先生，尤其值得多说几句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著名科学哲学家纪树立研究员（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翻译者），有次他来京赴会，会后他住在当时还是偏远的他姐姐家里。红州大约为激励我追寻科学应该不畏难，记得他是第一次对我说“哪里有知识就到哪里去”这句话。好像是那时的公交非常不便，我们是骑车去的，从北沙滩过去，骑了有一小时。顺便说一句，本书的核心部分第一章“科学学的历史源流”，就是根据席泽宗院士主动送给我们的格雷厄姆的文章“盖森的社会政治根源：苏联马克思主义和科学史”的基础上^[⑥]，经拓展和研究而写成的。

第四，带我学做大科学家的秘书工作。

为了锻炼我的笔头，红州还经常尽可能地给我“揽活”——为大科学家和老领导整理录音和撰写讲话稿。当然，按我俩文字惯例，都要经红州阅改和审定后才能交差。不要小看了这一点，正是这样的文字交流，使我受益匪浅，且是受益终身，不仅学习和领悟了红州的学术思想，而且极大而又极快的提升了我的文字能力。到后来，我俩发表的文章连我们的亲朋挚友都猜不准谁是起草者^[⑦]。

众所周知，这既是一件费时费力又费智力的“苦差事”，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向大科学家学习和历练自己的宝贵机会。兹举其要者，以资参阅。

第一次接受任务是1981年在北京友谊宾馆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学学联络组”主持召开的“全国科学学理论专题讨论会”上，我国原子弹之父、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钱三强到会作了阐述他科学学思想的专题报告。由于其时，三强同志大病初愈，语言表达不甚连贯，事先没有讲稿，又非常重要，必须成文发表，怎么办？红州力荐由我承担录音整理和成文，于是，“全国科学学联络组”负责人之一李秀果研究员几乎手把手的教我：第一步，听录音，一字不落地记下来；第二步，反复读三五遍，完整正确弄懂钱老的思想观点；第三步，按照学术论文的规范，再创作地成文。钱老是大科学家，给他的支持新生学科的文章怎么起名呢？我把文章标题空着，红州阅改后说：“可算找到老家了”吧！这个标题还引出一个故事呢。钱老审定并赞赏为他整理得好，随即发表在《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1982年第1期上^[⑧]。在不久的一次全国科学常委会上，严济慈老先生拿著这本杂志问钱三强：“小钱，这个文章和标题是你写的吗？”在他老师严老面前，三强连声说道：“是的，是的。”

第二次是1980年11月，全国首届科学学人才学未来学学术研讨会（简称“三学会议”，实际是三个新生学科分别开会的）召开。“全国科学学联络组”办公会决定，约请钱三强为全国第二次科学学学术讨论会写个贺信。谁来执笔呢？红州紧接着说：“还是由小蒋来写吧。”千字文，不好写，尤其是为饮誉国内外的大科学家写。因为我在贺信的最后一段借用了黄梅戏《天仙配》的一句唱词“天赐良机莫迟疑”，中国科学院学部办公室副主任汪敏熙大姐说：“三强文章从不用文学/戏曲语言的，这么写，不知三强是否同意？” “全国科学学联络组”牵头负责人赵文彦同志则表示同意呈送，由三强自己定夺。

当然，结果非常顺利和圆满，钱老三强批转同意了。大会作为简报发出后，普遍给与赞扬；有人还问：“这是谁给钱老起草的呀？真棒！”

第三次录音整理并改写则是最艰巨，工作量也最大。那是1985年4月17-18日，全国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堪称“少长咸集，群贤毕至”，尤其是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世称“三钱”同台出席，据说在新中国科学史上非常罕见^[⑨]。会后，红州又为我承接了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田夫四位的按录音整理成文的任务。记得日以继夜，连续开了几个夜车，终于圆满完成，不久，连同龚育之同志的“从交叉科学看教育改革”，光明日报以整版的篇幅，隆重刊发。为了纪念这次完成任务的成就感，迄今我保留着我为“三钱”和田夫同志的成文的最后手稿（参见图2）。

图2全国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三钱”手稿

第五，带我学习走上讲台，敢于张嘴，敢于独立讲课。

毕竟我1970年毕业离校到工厂，大约10年时间做的是与工人、设备打交道，是技术工作，离学术研究差别甚巨，遑论上台做学术报告了。红州看到了我的这块短板，他时不时鼓励我敢于面对公众场合，开口讲话。一方面，他以自己曾经怯场经历，缓解我的紧张心理，另一方面，他多次建议我读一读毛主席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其中毛主席说过：“从‘老百姓’到军人之间有一个距离，但不是万里长城，而是可以迅速地消灭的”^[⑩]。

记得红州第一次“逼”我上讲台是1980年的夏秋之交，中国科协干部管理学院本来慕名请他去做科技管理主题报告的。鉴于对象是全国各地科协机关行政干部的“学经济学科技学管理”培训班，属普及性讲座，他就抓住这次机会，推托他有事排不开，便竭力推荐我顶上。还好，初次登讲台，确乎紧张不已，但还算基本应付了下来。紧接着第二次是是年晚些时候，当时的杭州大学盛邀红州作有关科学学的专题报告，他则趁便为我特别申请安排了一个小会场报告，主题是“谈谈科学基金会的引进与建设”。因为那时我俩的论文《论科学基金会》刚刚完稿，尚未发表^[11]。虽然已是40多年前的事了，但我依然记得，讲了2个小时，讲课酬金10元。

再后来，红州还创新了锻炼我讲演能力的合讲模式。1990年一月号，中国科协主办的《科技导报》刊登了我俩的文章“大科学时代更需要科学帅才”。著名科学家、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写信给我们，给予这篇文章很高评价，并向于同年3月出席全国政协科技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委员们推荐，说“值得我们看看”。其时，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何文治委员聆听了钱老的讲话，便立马让秘书联系我们，请我们到位于京北小营的航空航天科学技术研究院，给航空航天科学家工程师作一场报告。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学术报告会，红州讲了几句开场白，接着他说：“下面，请我学弟主讲。”最后，他作总结讲话。此次合作演讲非常成功，当场我国的航空航天科学家工程师们非常兴奋，提了好多问题，现场互动交流。

第六，带我学做科学学会议的会务工作。

马克思说过：“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12]。有人循着马克思主义的这个观点和逻辑给出了一个推论：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就是人与人交往不断累积的产物；就是你过去见过的人，经历过的事，以及读过的书的总和^[13]。

事实上，一个科学研究者的本质亦然，现实性上是其一切科学社会关系的总和，特别是学术社会圈子里人与人交往的渐次累积。现在回过头来看，红州正是这样指导并为我这个当初还是科学学研究的初学者而争取历练机会的。

在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尚未成立之前，我国已举办过两次全国性的科学学学术讨论会^[14]。第一次科学学讨论会是1979年7月在北京友谊宾馆开的，那时我还在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上班。第二次科学学讨论会则是1980年11月在安徽合肥稻香楼宾馆召开的，红州便力荐我代表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学学联络组，作为会务先遣小组，跟随其时国家科委政策局局长吴明瑜以及邓楠、张登义先一天到达。这一次合肥稻香楼会议，学术界简称为“三学会议”，是后来先后正式成立的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中国未来学研究会、中国人才学研究会的三个新生交叉学科，在国家科委引导和支持下，联合一起在安徽召开的我国改革开放史上一次重要交叉科学会议。我既是科学学会议的会务组组长，亦是整个稻香楼“三学会议”会务组成员。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大会于1982年6月9-12日在安徽佛名四海的九华山举行。也是红州建议，中国科学院全国科学学联络组委派我跟随《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任丰平社长，作为会务先遣小组，先飞到合肥，然后，省科委张副主任陪同我们，坐汽车经安庆，摆渡过长江，到九华山。这次会议，盛况空前，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的170名代表出席，我国著名学者和科技部门领导人童大林、于光远、吴明瑜、龚育之等出席会议并讲了话。会议收到论文168篇。至今思九华，作为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不亦油然而生一种与有荣焉，幸甚至哉的骄傲。

第七，带我学习做科学的组织者，尊敬、竭诚而又谦卑的为科学学师长、同行、友人服务。

我们写“大科学时代更需要科学帅才”那篇文章，乃是与红州对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著名苏联物理学家卡皮查这一个学术观点非常欣赏、认同和思考有关。

卡皮查在1966年写道：“任何新的科研课题的解决，都必须找到它自己适当的组织形式。作为一个大科学的领导者，即使他本人不直接参加科研工作，他也必须是一位具有巨大创造性天才的人。我不知道，像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这样辉煌成就的领导者，为什么不能获得诺贝尔奖金？”他还继续写道：“大科学家也就是集团科学劳动的大组织家。比如，罗瑟福和费米，就是这样的多才多艺的科学家。”^[15]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初，国家面对的是百废待兴的国情，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16]；在科教界，特别是年轻学者和新生学科，比如像科学学、人才学、未来学等，不要说申请研究课题、出版著作，就是想开个哪怕是小型座谈会、研讨会的报批都是困难重重的。当此之时，红州便带着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学习并担负起科学学、科学计量学活动的组织者。红州拿大主意，是设计者，我则是助理、帮衬，是施工者。

我们组织的第一件大事是红州称之为的“无形学院”。1978年党的全国科学大会迎来的科学春天里，整个科技界春潮涌动、思想活跃，一派“逢草逢花报发生”的生机勃勃景象^[17]。“无形学院”名称借自英国皇家学会1662年7月15日正式成立前的史话和爱因斯坦的“奥林匹亚科学院”，恰似著名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定义的“地理上分散的科学家集簇”，和科学计量学之父普赖斯称之为的“非正式的学术交流群体”^[18]。开始只有三五人，后来发展到七八个，有时多至十余人。这个“无形学院”最成功的就是孵化出了科学计量学、政治科学现象/政治科学学、领导科学。

第二件大事是白手起家，自力更生，为科学学、科技政策、科学哲学等新生学科的研究同仁，组织出版了两套交叉科学文库/丛书^[19]和一套《毛泽东与科学丛书》^[20]。要知道，这件事起始于80年代中期啊！

我记得，红州平日里经常对我提起古人“三不朽”即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价值追求，另一个就是他非常赞赏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王云五文库》，即王云五主持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史称“万千新知，兼收并蓄”的《万有文库》。在他成名作《科学能力学引论》付梓出版之后（参见图3）^[21]，其时，几乎绝大多数年轻的新生交叉科学研究者都没有机会出版自己的“立名作”（红州偏爱这个名称），于是，我俩商议不知多少回，试图用出版《文库》即团队的力量，去感动出版社。谈来谈去，还是一个“钱”字。为此，我俩便奔赴天津，求助时任天津市纺织研究所张国玉所长。正是张所长赞助的10万元，并在上海科学学研究所冯之浚所长，特派张念椿教授的精心运作下，第一套《交叉科学文库》13本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先后成功出版。

图3恩师红州赠送的《科学能力学引论》

为了成功出版，我俩事先与诸位作者取得共识：一没有稿费的，只是每位作者给20本书；二当然也没有主编/编辑费什么的。连光明出版社说纸张紧张，我还跑到541厂（国家印钞厂）去找厂领导帮忙过。当时说没有纸，红州与我急得没有办法，即所谓急来抱佛脚吧！

第二套《交叉科学新视野丛书》，8本，是95/96年我俩和河北教育出版社谈妥的，遗憾的是红州没有亲眼看到它的正式出版。

《毛泽东与科学丛书》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赞助出版，主编是孔令华，副主编李敏，我们则是执行主编，计7本。

此外，我们还组织编著了《交叉科学词典》^[22]、《政治科学现象》^[23]等。比如，在特邀哈尔滨工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姜振环教授主编的《交叉科学词典》，在其“内容简介”中就写道：“本辞典是在1985年“全国首届交叉科学学术讨论会”后,由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院长田夫,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薛德震以及金春峰、吴学金,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科学学研究所赵红州、蒋国华倡导发起,在人民出版社领导的支持下,编委会及撰稿人历经两年多的努力编写成的。”

第八，带我学会“放眼世界”，和世界权威科学学家/科学计量学家联系、交流、学习。

红州把目光放眼世界，渴望和世界权威科学学家/科学计量学家联系、交流，始于世界公认的科学计量学之父普赖斯。那是在1979年，普赖斯把他的《小科学，大科学》赠寄钱学森，钱老则马上全本复印，并转赠给了其时在挂靠中国科学院学部办公室的“全国科学学联络组”工作的赵红州教授；正是有此机缘并在钱老的支持下，“开始了我们和普赖斯——默顿和加菲尔德在普赖斯身后联名敬称他为“科学计量学之父” ——之间差不多四年的交往和友谊，直到1983年9月3日他不幸因心脏病突发辞世。众所周知,钱老转赠普赖斯著作,正值科学春天刚刚重回华夏大地;科学学、科学计量学在中国亦只是在萌芽时期。由于钱老的引领, 不仅使红州和我占得先机,而且影响和帮助我们下定决心此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科学学特别是科学计量学的开拓和研究上。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经普赖斯亲手修改的“科学劳动的智力常数”在匈牙利《科学计量学》（1983）发表之后^[24]，“赵红州万万没有想到，要求该文抽印本的索取卡，竟像雪片一样从世界各地飞来。一篇国际上无名之辈的小作，引起了全世界包括苏联、匈牙利、美国、英国等27个国家、49个大学或研究所的科学家的关注，也许在国际科学史上也不一定是常见现象”^[25]。初战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我俩的斗志，一方面，邀请贝尔纳的博士学生、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伦敦大学著名结晶学物理学家马凯教授，《科学计量学》杂志主编、匈牙利罗兰大学放射化学家布劳温教授等国际著名科学家来华讲学，另一方面和各国著名学者保持密切的联系，诸如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创始人加菲尔德、俄勒冈大学莫拉夫西克教授、日本汤浅光朝、日本东洋大学八木江里、苏联莫斯科大学纳利莫夫、苏联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海通研究员、乌克兰科学院多勃罗夫研究员、印度拉赫曼教授、瑞典隆德大学厄尔英加教授、德国万英加特教授等等。

正是红州带我一起在开拓和持续地与世界权威科学学家/科学计量学家的学术交流过程中，使我增长了学问，也练就了我的外语能力。当时，我家里有两架打字机——一架是英文和另一架是俄文，因为红州所有外文交流都是由我完成的。

第九，带我不仅学习而且创新，始终努力把这两者辩证融合，所以才学得更好些。

红州经常给我讲一些科学史上的故事和趣闻，比如，诺贝尔获奖史上的“科坛无双父与子”，即英国物理学家19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亨利·布拉格、劳伦斯·布拉格。

劳伦斯•布拉格作为诺奖得主又是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主任完全可以用其自己创立的布拉格方程，继续扩展和推进，即研究各种各样无机晶体和金属结构，这在当时依然不失是科学前沿范畴，但他不，非要劝说英国医学研究委员会支持他认为的一个“勇敢尝试”——开展对蛋白质结构的全新研究和探索，并创设了后来大名鼎鼎的剑桥大学生物学实验室。

红州把老布拉格的这种创新实践和创新精神，看得非常重，悟得非常深。他常跟我说，咱们要像布拉格父子那样，尽力开垦新领域，拣麦穗的工作，就别人去干吧。

红州也正是这样，用他短暂的一生扎扎实实践行了他自己立下科学诺言。他不仅是中国科学学、科学计量学的主要奠基人，而且他身后给学术界留下了一众已经和值得后人继续开垦或“拣麦穗”的新学科、新领域，诸如潜科学及潜科学政策研究、社会物理学、领导科学、知识结晶学、政治科学学、知识波普结构学、知识单元研究、物理学定律静智荷假设及规律研究、科学发现采掘模型研究、大科学时代科学帅才研究，等等。正因为此，在他去世之后，我和郑文艺，作为他的学生和弟子，写了悼念文章，题目就取为——“赵红州是一位有理论勇气的科学家”^[26]。

中国科学学的历程

科学学界的同仁友人都夸赞红州和我整整20年的合作与成果，这是因为我俩的合作的成果和过程，不仅与科学学在中国的诞生与发展同寿，而且红州带着我恰好处在我国科学学萌芽、成长与发展的中心。

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第三任理事长冯之浚教授指出：“中国的科学学是在改革开放后科学的春天里诞生，在改革开放的奔涌大潮中成长起来的。”^[27]研究会第五届理事会常务副理事长张碧晖教授创意、主持、组织编写的《科学学在中国》^[28]，已经非常翔实而又“全景式地展示了科学学这一学科在中国产生和发展的历程，主要内容包括：科学学在中国前史、科学学的学科建设、科学学期刊发展、科学学在大学、科学计量学在中国、科学学领域的国际交流、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发展史以及大事记等”。老朽本已无复赘言的，只是李杰主编叮嘱的“再版序言”行文至此，作为科学学进入中国初创岁月的参与者和过来人，还是觉得应该说几句，以资后人参考和批判。

中国科学学发展的起点是钱学森1977年12月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题为《现代科学技术》的著名论文，其中指出：“当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高度综合而又有基础到应用的严密结构的体系，就应该有一门代替消亡了的自然哲学的学问，它专门研究科学技术体系的组织结构，研究体系的逻辑性和严谨性，研究科学技术与哲学的联系等。这也可以称为‘科学的科学’。这门学问在以前不会有，因为自然科学没有形成体系，当然也不会有研究体系的学问”^[29]。

1982年是个转折的年份，这一年的6月9-12日，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在安徽九华山正式成立。此前，属前科学阶段，或用赵红州、柳树滋、申先甲三位教授发明的话说，叫潜科学阶段。此后，则进入显科学，即常规科学阶段。诸如，科学学研究所/研究中心在各地建立、科学学专业期刊获批出刊、科学学课程进高校、科学学/科学计量学硕士点博士获批设立、国际科学计量学与信息计量学学会（ISSI）授权两届ISSI大会在中国召开（2003年第9届北京和2017年第16届武汉）等等，就是最好的证明。

展望未来，愿借用最近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一句话——“增长故事中容易的部分已经结束”^[30]，送给科学学研究同行。这是因为，窃以为，科学学半个多世纪在中国的“增长故事”，大抵亦然如此。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其《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的论述非常经典，他说：“如今我们正在经历第四次工业革命，它不再局限于某一特定领域。……它是整个系统的创新，极具颠覆性。……这场科技革命不只是改变我们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而且也改变我们自身、生活以及我们看世界的方式。……第四次全球科技革命正是让所有人看到了希望”^[31]。毫无疑问，“这场科技革命”，“必须有一种全然不同的新学问来指导。那就是建立在科学学基础之上的科研战略学”^[32]。

中国和世界正面临一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一个需要科学学的时代，因而也必定是一个科学学家足以大显身手的伟大时代！

怀念红州，感恩红州

今年恰好是我入学清华大学60周年。我们上学的年代，清华大学是一所纯理工大学，1964年 8月30日到学校新生报到时，在清华礼堂大草坪南端的迎新大红横幅就是：“美丽的清华园——工程师的摇篮”。1970年毕业离校，在北京二期机车车辆厂整整10年，从事的就是技术工作。是红州的引导和培养把我从工程师变成了一个科学学/科学计量学研究者。

刘则渊教授做过一个研究，把我国30年科学学发表文章数在9篇以上的有17位作者，做过一个计量分析，他发现，作者中大多是我国科学学的开创者^[33]。非常荣幸的是我居然位列榜首（参见图4）。

图4我国30年科学学、科学计量学主题文献的作者分布

在2022年9月24日第十三届全国科学计量学与科教评价研讨会上，由《邱均平计量学奖》评审委员会和全国科学计量学信息计量学专业委员会授予我科学计量学《终身成就奖》和《杰出计量学家》称号；2022年12月25日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学术年会上，研究会薛澜副理事长宣读研究会决定：授予我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终身成就学者》奖。在郑州金桥商务酒店举办的第十三届全国科学计量学与科教评价研讨会上，我发表的获奖感言的题目就是：“钱学森赵红州引领我科学学/科学计量学研究”；我感言的第一句话是：“今天这个奖项应该是我替代我的恩施赵红州教授领的！”

在我这本小册子再版之际，首先要怀念和感谢恩师赵红州教授。同时，亦向本丛书主编李杰博士表示由衷的谢忱，没有他的鼓励和编辑上的巨大帮助，本书很难与读者见面。

2024年4月30日星期二

附：

京东网上《科学学的历程》购书页面链接是 https://item.jd.com/14637704.html

内容简介

《科学学的历程》从科学学的最早起源事件和发展谈起，详细记录了整个科学学初期的发展历史。在此基础上对科学学的发展进行了反思，并对笔者在科学学和科学计量学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和回顾。全书以科学学为主线，既回顾了历史，也讨论了实践。既是对科学学的历程的回顾，也是对个人所经历的科学学的历程的反思。本书可作为科学学、科学计量学以及科技政策等相关研究者和高年级学生的辅助读物。

全书共6篇33章。第一篇，科学学的起源；第二篇，科学学的思考与探索；第三篇，政治课学学与科学基金；第四篇，科学计量学的起源；第五篇，普赖斯与科学计量学；第六篇，赵红洲与中国科学学。

作者简介

蒋国华，江苏无锡人，教授，博士生导师，资深教育研究专家、中国科学计量学创始人。 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1964-1970）。 现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民办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兼科普翻译委员会副主任。 2021年7月19日 中国行为法学会聘为“国家与地方治理委员会”高级顾问。 主要涉足专业领域：科学学、科学计量学、教育信息化、教育改革与发展、教育创新、民办教育、职业教育、大学科研评价与大学排行榜研究、教育产业的理论与政策，以及城市科学。 获奖及荣誉 ：2022年4月24日，荣获科学计量学《终身成就奖》和《杰出计量学家》称号，在第十三届全国科学计量学与科教评价研讨会上，由《邱均平计量学奖》评审委员会和全国科学计量学信息计量学专业委员会授予。 2022年12月25日，研究会学术年会上，荣获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授予《终身成就学者》奖。

[①]本书是《科学学的起源》（2001）的再版，其中对原书的结构和内容做了很大的调整，并在李杰博士的建议下，命名为《科学学的历程》。

[②]刘二中，老文件引发的回忆——自然辩证法教学部意气风发的十年，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院庆纪念册（1978-2023）。

[③]蒋国华. 红州创新精神是最可宝贵的精神遗产——纪念恩师红州逝世20周年 [J]. 科学学研究, 2017, 35 (12): 1767-1772.

[④]怪talk，华罗庚的数学之路，百家号 2021年10月20日。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4134677642731521&wfr=spider&for=pc.

[⑤]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 1936. 174.

[⑥]Graham L R. The socio-political roots of Boris Hessen: Soviet Marxism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985, 15(4): 705-722.

[⑦]赵红州、蒋国华. 在科学的交叉处探索科学——从科学学到科学计量学[M]. 红旗出版社，2002, 671.

[⑧]钱三强，可算找到老家了[M]. 自然辩证法通讯，1982, 1.

[⑨]中国科学技术培训中心编，迎接交叉科学新时代[M]. 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

[⑩]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 1936. 174.

[11]蒋国华、赵红州. 论科学基金会，红旗杂志社《内部文稿》, 1983, 15.

[12]马克思，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艺术摘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第24页。

[13]上海中考语文指南，你气质里藏着你读过的书，新东方（上海），2017年7月31日。http://sh.xdf.cn/zhongxue/cz/bkzhinan/201707/8353700.html

[14]张碧晖等，科学学在中国[M].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43.

[15]戈德史密斯、马凯主编. 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科学[M]. 科学出版社, 1985:110-111.

[16]刘霞. 高瞻远瞩筑通途——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N]. 光明日报, 2011年06月16日。

[17]钱起，春郊. 全唐诗，卷二百三十九，钱起四[M]. 中华书局，1960: 2688.

[18]转引自：百度文库，https://wenku.baidu.com/view/103d5655a02d7375a417866fb84ae45c3b35c2d1.html?_

[19]交叉科学文库，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10月，第1版。计13本。《科学哲学社会》（龚育之）、《科学教育与科技进步》（张碧晖）、《科学学与我的工作》（张国玉）、《论智力开发》（夏禹龙、刘吉、冯之浚、张念椿）、《科学学与系统科学》（王兴成）、《现代综合进化论》（卢继传）、《物理学的哲学思考》（柳树滋）、《管理管理管理》（何钟秀）、《论战略研究》（夏禹龙、刘吉、冯之浚、张念椿）、《信息的科学》（钟义信）、《科技经济学探索》（胡乐真）、《论科技政策》（夏禹龙、刘吉、冯之浚、张念椿）、《论领导科学》（夏禹龙、刘吉、冯之浚、张念椿）。

《交叉科学新视野丛书》，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计8本。《科学的力量》（龚育之、王志强）、《科学的历史沉思》（董光璧）、《对历史的宏观思考》（丁伟志）、《科学史数理分析》（赵红州）、《科学学的起源》（蒋国华）、《科学的精神与价值》（李醒民）、《“三文”文化论》（朱进选）、《生态文化论》（余谋昌）。

[20]《毛泽东与科学丛书》[M].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共计7本。《万物皆有道——毛泽东与自然科学》、《自然最和平——毛泽东与科学家》（孔令华、蒋国华）、《管理的哲学——毛泽东与管理科学》、《帅才的理论——毛泽东与领导科学》（超英、瑞英）、《无私玉万家》。《科学和革命》（赵红州）、《学习的社会》（蒋国华、蔡棋瑞）。

[21]赵红州，科学能力学引论[M]. 科学出版社，1984.

[22]姜振环主编，交叉科学词典[M]. 人民出版社, 1990.

[23]赵红州, 蒋国华, 李瑞英. 政治科学现象[M].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24]Hong-Zhou Z. An intelligence constant of scientific work[J]. Scientometrics, 1984, 6: 9-17.

[25]蒋国华，赵红州与中国科学学[M]. 中国建设, 1986, 4.（多语种外文期刊，1952年宋庆龄创办）

[26]蒋国华, 郑文艺. 中国需要有理论勇气的科学家纪念著名科学学专家赵红州教授逝世一周年[J]. 中国软科学, 1998, 5.

[27]张碧晖. 科学学在中国[M]. 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 4.

[28]张碧晖.科学学在中国[M].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参见该书扉页封里“内容简介”）

[29]钱学森. 现代科学技术[N]，人民日报，1977-12-9.

[30]辜朝明，中国经济增长故事中容易的部分已经结束，百家号2923年12月16日 09:27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85424821576066357&wfr=spider&for=pc.

[31]克劳斯·施瓦布. 第四次工业革命：转型的力量[M].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16:5.

[32]戈德史密斯、马凯主编，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M]. 科学出版社，1985: 255。

[33]刘则渊，在第八届中国科技政策与管理学术研讨会上的报告. 2012-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