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学实施“非升即走”的管理机制，如果校长们的目标是要提高学校的知名度从而为自己继续升官打下基础，那么就是要通过老师们的所谓各类可评价的科研结果达到，比如提高论文发表期刊的档次和数量，比如提升各类项目的级别、数量与金额。

　　但是，就整个科学史而言，几乎所有有意义对世界确实产生了本质性推动的科研，多是出自学者内心出于兴趣的驱动，“胁迫”的做法往往增加的只是垃圾论文并靡费大量的国家科研经费。当然，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校长们肯定在想与其让其他大学浪费国家的经费，还不如让自己的大学浪费呢。即便确有这样的实际情况，也并不会改变靡费这一本质。

　　那么，处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独特的不成熟阶段和环境，是否这类权变的管理思想会恰恰适合当今的现状呢？

　　目标设计之外，这就涉及到管理机制理论的时间规制设计了。机制设计的环境变量我们将其分为时间、空间、动力与约束这三大类。

　　本文主要是从时间规制的设计谈起。

　　在当下的这个时间点上，就“非升即走“这个问题上去考虑接世界的轨是个合适的时候吗？

　　先回顾一下。欧洲的帝国主义当然是先于美帝国主义的，他们通过先期的掠夺取得了一些财富，但是，财富的持续性不是靠掠夺就能长期延续下去的，而是要靠好的管理机制保障，要使国民中的优秀分子有足够的动力去保持创新的精神和动力。

　　就如小偷很少有巨富的一样，强盗如果不转型，也是左手来右手去，富裕的状态犹如闪电，除非他能可持续地抢劫下去。

　　欧洲的很多国家还是依靠帝国主义之后的制度创新才有的全民保障机制促动下的兴趣和爱好，才引来了对于世界认知的更加深入。管子所说“仓廪是而知礼节”，所述情景大差不差，不过，我们总是要惟上是从，却了批判精神，创新云云也就是带着镣铐跳舞，虽尽力使舞步曼妙，终还是受制于强约束而无法达到真正的目标了，好在皇帝老儿们对于奇技淫巧也无所谓，关起门来看看眼前地毯上的美女舞蹈也一样过瘾了。

　　欧洲佬们的日子就这样缓缓地流动着，即便那些依靠兴趣与智力推动世界本质性进步的大科学家和大学者们，也都还是喜欢懒散的人嘛，这样，当教授这个银饭碗得到或者不得到都没有多少关系，而稍次一点的铁饭碗（几乎国民人人有份）则总是可以期待的，这就是一个成熟国家几乎全民都能拥有的状态，不惟科学家如是。

　　美国佬的日子和欧洲人相比，其实某种程度上还是有些“胡萝卜与大棒并举”的意思，推动着世界加速前进着，这也是近百年来的创新主体从欧洲慢慢转移到了美国的原因。但是，美国佬的主体成分毕竟是从欧洲过去的，所以，欧洲的作风还是基本影响了美国大学管理机制的设计与实施，他们也就为了所谓的“学术自由”而制造着银饭碗，但是铁饭碗相比起欧洲佬们的显得并不那么牢靠了。这样，那些没有端起银饭碗的大学所谓“终身职位”候选者就头上悬起了一把剑，非迫得大家努力带上盔甲不行。

　　再回来看中国，我们如果自己不努力，则是连泥饭碗都保不住的，所以，大家干活的动力或者压力就要被任何一个国家的人都要强得多，这也正是各类农民工在各地条件不等的工厂之间呼啸而来呼啸而去的原因。不在这里总在那里，不在富士康就去江苏昆山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也所以，“非升即走”机制就成为“生存还是不生存”的一个门槛，几乎就是过之则生，不过则死。因为后面附带着孩子是否还有资格在大学的附中上学，自己暂时居住的只有使用权的房子是否就要被大学收回，甚至面临一个大学的“弃人”是否还有机会被别的大学捡起这样的困扰。如此，方艳华老师接收恩赐般的“非升即转”就是几乎没有任何悬念的一个结果了，甚至方老师要表态对人事处的大恩大德要感谢不已，也许从她的内心里都会五体投地地感激也是可能的。

　　在这样一个社会福利制度不说付之阙如也是望之杳然的环境下，学习美国佬的“非升即走”就并非一个恰当的时机。相反，从维护知识的尊严（并非只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尊严）角度出发，目前这个时间点都不是实施这一机制的好时候。

　　中国的大学管理者其实多数并非是管理研究者，尤其是理工类的大学，大学的校长往往是科学家，他们依靠自己的悟性和见识在弥补自己的管理学知识，实际上，我知道很多大学校长连系统性的管理学书籍都没有看过。

　　也所以，在处理大学制度设计时，他们出思路出原则，让智囊们去具体设计，最后出来的往往就是一些非驴非马的东西，你说不先进吧，他说这是美帝国主义的东西啊；你说它不是中国现在需要的吧，他说“我还没你了解中国国情”？反正他在管理的岗位上，就一定是管理专家。

　　现在，一些国立科研机构有了很怪的现象，院长在给所长打工，同时，研究所的员工也在为所长打工。奇哉怪也！院长每年给研究所足够足够多的各类费用养活这些研究所，但是钱到了所里，并没有分到研究人员头上，而是让研究人员自行养活自己，那么，院里拨下来的钱去了哪里呢？当然是所长完全支配去了，或者列各类自己喜欢的项目，经费通过这样的渠道先分给自己，再分给自己喜欢的人，大约如此。这样下去，院长难道不是在给所长打工嘛？！而员工们，自己和自己学生的办公室要交房租，会议室要每次租用，自己和自己的部下的工资要从自己从另外渠道申请到的项目里面支出，同时还要交给所里管理费。所以，员工也是在给所长打工。

　　大学里也有校长给院长打工的现象，反正大家要官官相护，校长要依赖院长们完成既定的论文多少篇项目多少个的目标，院长们当然要把大手伸向了教授讲师们，用“非升即走”的做法逼迫老师们完成院长任期里的任务就成了当然的选择。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在“非升即走”制度下老师做着几乎拼死的努力，当了教授之后，或者在还没有进入“轨道”的时候就已经兴趣尽失而动力全无，科研只是为了凑数，再没有一点点为了解决领域内的问题而发挥智力的淋漓尽致。

　　尽管欧洲式的懒惰不一定符合中国目前发展中的状况，我们还是需要一定的压力和动力，但是，美国的“非升即走”做法（哪怕我们脱离下机制设计是为了“学术自由”的初衷）也不适合这个不以认真做事做研究为出发点的国民的特点，尤其是在这个大家为了生存和发展可以廉耻都忽略玩命儿奔波的时代，此时，静下来才是一个可行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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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难道中国的大学不能实施“非升即走”吗？

陈安答：非也！还是可以实施的，请参看本系列第六篇《对策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