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四下午，当我进入教室给同学们上《系统工程理论与应用》最后一次课之前，我的学生告诉我“陈老师，你下学期开的《科学与智库》选修课瞬间就报满员了！”

啊！我自己都大吃一惊，怎么回事？这可是门新课啊，尤其是课程名字显示这门课还有点不同寻常呢？怎么这么有人气？！

一般地，学生们选课的第一原则是这门课必修，选好了不得不上的课之后，再看的就是这门课“好不好过”，是不是容易读下来，老师在整个上课其间是不是有太多的作业。第三大概才是这门课是否对自己更有价值。

也所以，我秋季学期开的还包括《智库双螺旋法导论》的两门课就有点不好网络学生，最后勉强每门课有了十个听课的同学，系统工程那一门还曾经有两位旁听的同学，算是给了我一点安慰。再去问学生们选课的原则，才知道了上面所述的三点。春季学期的课秋季的最后一周开始选，所以此时我的课是否“好过”还没有一个答案呢，加之选课的48人来自36个机构，从中国科学院的昆明植物所、山西煤炭化工所到西北生态环境所、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当然，也包括我本人所在的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也有两位同学选修，几乎遍及所有学科了。

难道是大家对于题目中暗示的科学家还要成为智库人物这个事情有着强烈的动力和好奇心？我猜也许是吧。毕竟秋季学期两门课的成绩我还没给呢，是名捕还是面慈心善还未可知。

在之前的课程预讲过程中，有教授建议我先讲科学家与智库角色，也许学生们还能有兴趣一些，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的确，科学家不仅首先要在自己的学科门类里做到一流，还要做好本领域的“战略科学家”，也就是给后辈低人（相比于前辈高人）指出未来更有希望的发展方向；第三个角色就是面对资源的管理者，要说服他们为自己的学科加油拨款。当然，这个所谓的智库角色不能限于自身所在学科的存在和地位，更多还是要看到本学科中事关国计民生的那一部分的重要性，要让领导们知道这个重要性。

比如，爱因斯坦给罗斯福总统写的那封关于要尽快发展原子核技术的信，对于后续的曼哈顿计划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如果爱因斯坦没有写这封信，胖子和小男孩就不会加速日本的投降进程。事实上，对于二战历史比较熟悉的人知道，即便广岛上空已经落下了第一颗原子弹，日本还是没有想到无条件投降这一选项，还准备封锁广岛被炸的消息而继续和正义对抗到底呢；然后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上空轰然而至，才彻底打消了日本坚持不投降的计划。

爱因斯坦这个智库角色做得好啊！

每一个学科都有不少的大人物，但是灵魂人物往往只有一个或者几个，比如华罗庚之于中国的数学。事实上，华罗庚先生在年近50岁之际（1960年左右），也特别想从数学应用的角度做一些有大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数年不断思索之下才最终选择了用于优化的0.618（黄金分割）法和用于统筹的网络图法，然后开始在工厂开展实践，而此后，那个不堪回首的时期就到来了。他还想做下去，就写信给当时的领袖，并得到了赞同。这才使优选法统筹法能够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设想如果没有这两封信，或者换句话说，华罗庚先生不去承担数学家的智库角色，中国的现代管理科学就不可能在1960年代诞生。如果说那个时代还有一点点好的地方，那就是在工业农业国防建设中科学的方法有机会被贯彻和推广。

甚至，钱学森先生在他后来发表于《上海理工大学学报》上的那篇关于系统工程的论文，也把华罗庚推广优选法统筹法作为系统工程的一个胜利。要知道，钱先生在系统工程方面总想在中国创立一个全新的学科体系，但是一直没有找到一个可计算的模型作为支撑，而仅仅有一堆的系统思维，他认为是远远不够的。

大家可能也知道中国近期关于是否要一个更大的加速器的争论，最后的结果当然是不建或暂时不建，算是已经尘埃落定。但是其间各位大科学家在这一问题的争论有利于我们理解大科学装置的价值和作用，以及科学技术领域的决策机制。

前几日我还去声学所听了一位老师关于申请基金的报告，看到了各种成功的数据，每个学部都不同——研究经费的分配自然也不可能完全平均。那么，在结构上应该哪个学科多些，哪个少些？其实是很不容易区分的——谁会觉得自己所在的学科不重要呢？

而在会议上，甚或在饭桌上，不同学科都会不同程度上竞争在国计民生中的重要性；即便是同一个学科，不同方向谁更重要也是一个论题。那些大科学家正是在这些论争中不断发现国家最需要的那一个/群，从而在发展产业方面提出更准确的建议。一个国家的创新，不正是要从科学技术这里出发进而形成优势产业并最终在国际上取得领先地位吗？

这门课，我将就主流学科（也许是选课学生们所在的学科）已经充任过智库角色的大科学家们的故事开展讲授，让年轻的学子知道为了学科发展，老一辈做了多少有意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