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发表于2022年5月份的《科技导报》第九期】

【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在经历了大爆发后，现在已经进入了局部散发持续存在的新时期。而这一疫情持续散发状态则将在一定时期甚至是较长时期内全面影响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同时对国家、社会、社区等多个层面的治理、应急管理、医疗卫生体系的疫情应对能力提出了极为严峻的挑战。本文通过对在中国知网（CNKI）以“后疫情时代”为关键词进行检索而得的4569篇期刊论文进行全面的文献分析，梳理了进入“后疫情时代”后我国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在教育教学领域、企业管理领域、交通出行领域、科技创新领域、物流供应链管理领域等多个领域造成的深刻影响，着重分析了我国在医学研究及医疗卫生机构管理、突发公共卫生治理，社区治理以及国家治理层面的多个研究主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对策和方案。最后，本文对目前文献中“后疫情时代”概念界定不清楚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对未来研究主题进行了展望。】

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命名为COVID-19的新冠肺炎疫情迄今仍在全球多个国家肆虐。中国尽管已经较早从疫情中复苏，整个国家和社会生产、生活基本恢复正常节奏，但局部性疫情散发现象却一直不间断地在不同省份出现。虽然已经经过了疫情大爆发的考验，但疫情散发阶段对国家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以及治理韧性的挑战仍然且将长期存在。在全球治理短板凸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体系及应对机制面临共同困难的时候，中国政府在抗击疫情的探索之路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疫情爆发后两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的学者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尤其是疫情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所出现的各种问题展开了积极的科学研究。这些研究将有助于中国和全人类寻找作为命运共同体来共同面对人类生存模式及生产模式变革要求的有效路径。

“后疫情时代”成为一个可以涵盖疫情过后长期存在的一种态势或者阶段，这一阶段中情况复杂，挑战与机遇并存，因此对以这一角度进行的文献进行梳理，对我国的抗击疫情实践及相关理论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1.后疫情时代主要领域的变化

学校教育是新冠肺炎疫情后受影响表现最为显性的一个领域。2020-2021有关“后疫情时代”的研究中，以教育教学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占据了接近三分之一的比例。从与“后疫情时代”相关论文的下载量排名中也可以明显看出这一趋势。在教育教学领域的研究中，主要主体一次为由此可以看出，教育教学领后疫情时代、线上教学、混合式教学、在线教学、在线教育、教学模式、思想政治教育、线上线下等。由此可以看出，教育教学领域中研究主题主要聚焦于教学模式的变化。此外还有一些研究开始关注高校在线思想政治教育的变化以及高职类院校所面临的教育教学挑战。

从整体看[1]，新冠疫情爆发后，教育遭遇了三大认知门槛，即教学管理层面的门槛、教学实施层面的门槛，以及教学评价层面的门槛。因此，后疫情时代的学校教育应从多方面转型。具体来看，即从教学生读书为主变成教学生读“网”为主；从传授“硬知识”为主变为师生共同构建“软知识”为主；教学评价应从学习输入评价为主变为学习输出为主；教学管理从刚性管理和层级化管理变为弹性管理和扁平化管理。当然，在此基础上，很多研究都就在“后疫情时代”如何探索更符合需求的教育教学体系提出了对策和建议[2-3] 。

郑宏等[4]利用厦门大学教师发展中心于2020年疫情期间（3月13日~3月31日）开展的《全国高等学校质量保障机构联盟——线上教学情况调查》（教师卷）的调查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卡方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重比较等统计学方法对教师进行在线教学的态度进行了调查，以检验不同背景组别教师对于线上教学的态度及改进意见是否具有显著性的差异。他们通过统计分析发现，进入 “后疫情时代”以后：超过 3/4 的高校教师乐于接受“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这种经历也是影响教师在线教学态度的重要因素。此外，不同类型、不同性质、不同地区的高校教师以及不同教龄、学科的高校教师对在线教学改进意愿也表现出显著差异。令人欣喜的是，对线上线下教学持不同态度的教师均把“学生”改进意见看作最需要加强的因素。

但这次调查时间是2020年3月份，当时疫情在全国的形势还不太乐观，进行了一年多线上教学及线上线下融合教学后，教师对于新的教学模式的态度如何，2021年缺乏类似的大样本调查。但在2021年，针对教师及学生对于在线教学满意度等的研究开始出现。这些后续研究与使用在线教学初期的结果之间表现出了不同。虽然教师整体上对于在线教学是满意的，但是却明显低于对于线下教学的满意度，并且教师对于持续使用在线教学的意愿性得分较低[5]。另一方面，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在满意度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这对“后疫情时代”线上与线下教学的结合成为一种新的常态化手段提出了非常大的挑战，而师生的满意度则成为持续使用在线教学的中介变量[6]。与此同时，不同学科及外部环境等条件也影响着线上教学的效果及师生持续使用线上教学方式的意愿[7]。 

2.2 医学及医院管理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无论是医疗救治、病毒溯源，还是疫苗开发，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都可以说是赢得了阶段性胜利，但是进入“后疫情时代”后，这场疫情也必然引起全社会，尤其是医学界对医学教育、医学研究、医学实践的深入思考[8]。中国工程院院士詹启敏教授重点强调了医学对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和医学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带给我们两条重要启示：一是人畜共患疾病传播问题；二是疫情可能阻滞人类发展总体进程[9]。

在这种情况下，医院或者医疗机构本身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能力及管理水平也成为在现实中引起广大公民关注的一个热点。因此，在反思“后疫情时代”的研究中，如何提升不同等级的医疗机构应急能力的文章大量出现。针对等级较高的三甲综合类大医院，学者们关注的是如何增强医院在应对疫情时的韧性。在面对疫情时，医院的诊疗方式和运营管理模式都必须要根据情况做出转变，医院的风险管理体系也必须要相应升级。无论是在治疗模式、治疗流程方面还是管理模式方面，医院的应对策略始终要强调医院应急管理的韧性的提升[10]。当然，还有不少研究将关注点放在基层医疗机构的应急管理体系构建及能力提升上。

2.3 对企业管理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给企业带来了重大冲击。进入后疫情时代，复工、复产的不充分给企业运营带来了很多实质性的影响。在关于“后疫情时代”的文献中，与企业相关的达1199篇，占论文总数的26%，足见其重要性。在企业类型方面，研究覆盖到了金融银行企业、生产制造类企业、流通类企业、贸易类企业、餐饮旅游类企业等。在企业规模上，规模相对较小的中小企业和小微企业受到了更多的关注。

在关于后疫情时代对企业的影响研究中，主要涉及到的主题包括高质量发展、中小企业、小微企业、发展路径、数字化转型等，这也说明小规模企业在应对突发事件时表现得更为脆弱。龙滔等[11]针对疫情中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存在的不足和负面影响进行了梳理，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王爱萍[12]则聚焦于企业物流，分析了进入“后疫情时代”后企业面临的形势，提出了企业管理的指导原则和企业物流管理的主要思路和建议。此外，关注不同类型企业，关注企业领导力、企业应急管理能力等的选题也比较多。

2.4 物流供应链管理的变化

疫情爆发后，物流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凸显，而过去适应常态社会的物流如何应对应急状态下的需求成为人们在进入“后疫情时代”颇为关注的一个点。对物流供应链进入“后疫情时代”后的思考和反思文献主要集中在冷链物流、跨境电商、航天物流等领域。吴云旋[13]对应急物流（emergency logistics）的概念进行了清晰界定，指出应急物流“是指以提供突发性自然灾害、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性事件所需应急物资为目的，以追求时间效益最大化和灾害损失最小化为目标的特种物流活动”。同时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物流术语》（GB/T18354-2006）中应急物流的定义进行了比照。在应对突发事件风险时，提升供应链整体的鲁棒性非常重要[14]。基于鲁棒性的考虑，对应急物流设施的需求、现状进行整体考量，并努力构建新兴城市应急物流设施体系也是很多学者在进行的研究工作。

在众多类型的物流中，冷链物流因其风险暴露度高，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多次成为关注焦点。万玉龙[15]从冷链物流的信息监管角度探讨了提升监管冷链物流水平的路径。他对冷链物流系统的信息流向和信息节点进行了分析，探讨了其核心决定因素，提出提升冷链物流时要努力做到可追溯全程信息流，从而强化监管的观点。

谢泗薪等[16]高度关注后疫情时代航空物流的发展。他们基于系统力、平衡力、复原力基准构建了疫情冲击下航空物流评价指标体系，从战略维度和内部维度对航空物流的脆弱性进行了诊断，在此基础上，从宏观层面、地方政府层面、行业中观层面以及企业微观层面提出了提升我国航空物流韧性的对策建议。昝军等[17]则基于航空应急救援在抗击疫情中存在的信息沟通不畅、组织工作无序、救援资源配置不当、救援设备设施不足等问题，探讨了后疫情时代湖北省航空应急救援所面临的机遇，并讨论了湖北省应急救援航空体系建设的目标及原则、内容等。

2.5 其它领域的变化

新冠肺炎疫情对交通出行方式、科技创新、城市发展、国际合作、资源安全、社会保障、社会工作等多个领域都在产生着深重的影响。疫情大流行过后，散发状态预计将在较长时间内存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将随之实现转型，以适应新的“后疫情时代”的要求。

在交通出行方面，汪光焘等[18]分析了后疫情时代城市交通发展的趋势，强调了预约出行，提高城市交通效率的观点，并提出“定制公交”将成为预约出行的一种新形式。

在科技创新方面，李光等[19]分析了我国应对新冠肺炎的科技支撑背景，重点分析了新冠肺炎对武汉科技创新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了加快武汉科技创新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严金明等[20]关注了疫情对自然资源安全的影响。自然资源安全包括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居住安全，以及产业安全。从战略层面看，自然资源安全治理要围绕生态、粮食、民生、产业几个方面进行。加强韧性城市建设、预留应急管理弹性空间、推进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加速大数据智能化建设将成为疫情时代自然资源安全治理的战略保障。当然，讨论其中某一项安全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尤其是粮食安全，更是引起了不少学者的重视。

疫情的爆发对全国，尤其是城市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变革要求。李倞等[21]关注到了城市中风景园林与公共健康改善，以及它们疫情防控之间的关系，从固化设计、管理，以及保障机制三个角度讨论了将公园绿地改造成可以在疫情时用于防疫和应急的预留空间的可行性，强调了构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公园精细管理体系的思路。

此外，疫情也对多方面多领域的国际合作[22-23]、国际传播中的话语权[24]等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国内民生保障制度方面，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医疗保障制度如何应对突发重大疫情，保证医保基金的财政可持续性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25]。在疫情救助捐赠管理中，慈善组织的信息披露及对信息披露的监管，慈善组织本身的应急处置能力都是在“后疫情时代”需要加以反思、提升的领域[26]。

2.后疫情时代对治理体系及风险治理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快速上升的医疗资源需求、医疗救治需求、应急响应及处置需求在短时间之内对我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能力构成了一次大考，同时如同2003年SARS对我国应急管理的逆向推动一样，这次疫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倒逼着我国各级各类政府及应急管理部门反思我国在抗疫过程中所表现出的不足，并努力探索“后疫情时代”将长期存在的情况下提升我国公共卫生应急能力及各级政府的治理能力的路径及方法。回顾这两年来的相关文献研究，新冠肺炎疫情后，从宏观到微观层面的治理都受到了显著影响，面临着很多新的治理挑战。

2.1 对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治理的影响

陈振明[27]分析了新冠肺炎疫情对国家治理层面上形成的影响。他提出，这场犹如一场大考的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到了风险、危机、应急管理，使公共管理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主要表现为：变局中的全球治理；制度基础与治理效能；地方、城市、基层以及社会治理；数字技术带来的治理转型；国家、社会、市场的关系发挥在理念、生活方式与公共服务的变化。对陈振明在最宏观层面进行的深入思考做出补充的是朱正威[28]等在次宏观层面上进行的研究。他们选取黄石和北京在应对新冠疫情时韧性城市所表现出来的异同进行了分析，对比了各自在韧性城市建设中的战略定位和主要做法，最后提出以韧性治理推动“后疫情时代”的韧性城市建设。

可以看出，在后疫情时代，全球化下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程度被更多人所理解和深刻体会，国家层面的治理最重要的变革来自于治理理念的变革和科技创新的全方位嵌入。而作为“管理”的升级换代概念，或者说是范式转变的新阶段的“治理”，在经历了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后，则将进一步关注“韧性”建设。这种韧性既包括城市硬件基础设施的韧性，也包括治理制度和方式等软项目的韧性。可恢复，有弹性成为新的“后疫情时代”国家治理的基本要求。

2.2 对应急管理体制及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管理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应急管理体系、体制、机制等多个方面。刘冰等[29]指出，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存在的问题包括：疾控管理体制不健全；传染病应急响应机制不通畅；生物安全法制建设空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不完善；医疗防护物资储备严重不足；卫生财政投入不足；重医疗、轻预防的观念亟待改变。基于这些问题，他们在论文中提出以下建议：建立健全疾控管理体制；畅通传染病应急响应机制；加快生物安全法立法进程；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建立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防护物资应急储备制度；加大财政投入；加强宣传。孙烽等[30]探讨了应急管理体制、智慧技术赋能应急管理、应急管理高等教育、心理管理、社区治理等问题。刘晔[31]则按照全生命周期四个阶段分析了大连市疫情的情况，并提出了相应对策。

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在短时间之内会对医疗救治体系形成极大的压力，而在进入后疫情时代后，因为疫情的散发会成为动态的常态化状态，常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的弹性就成为实现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在应急状态和常规转台间灵活切换，相互衔接的必然保证。胡平平[32]聚焦于技术应用，探讨了相似匹配技术、聚类分级描述统计、大数据数字关联规则、区块链技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爆发时的应用，认为目前我国存在数据使用碎片化、数字异象化、协同治理体系未建立三个较大的问题。

邓玮等[33]着眼于疫情爆发期间引起广大民众强烈关注的医疗挤兑现象，考察了能够解释医疗挤兑效应的6个传统观点，即均衡破坏论、信息不对称论、恐慌传递轮、羊群盲从轮、自我实现论、医疗脆弱性效应，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三个新的解释机理：组织应急知识分布不均效应、诊疗分级制度失灵效应、医疗应急资源分配不足效应。在“后疫情时代”，散发的疫情仍然会出现类似问题，因此他们提出了在协同视角下的医疗应急模式：战时状态解决组织问题；信息公开发布解决恐慌问题；外部调入医疗资源解决短缺问题。最后他们给出了后疫情时代合作治理的路径：分级系统、统筹协同、社会协同、信息趋同。

赵睿等[34]认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社区预防的主力军，但目前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不足。因此建议要构建基层多元化的危机应对格局，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

无论是地方个案经验，还是全国性普适性经验，在应急管理体系方面，都表现出一些共同的问题。应急管理部与卫健委、疾控体系之间的协作关系、不同层级地方政府、应急、疾控、医院等相关业务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以及大一统的全国一盘棋制度下，地方政府的应急管理体制如何建立起与中央等级的合理分工关系等，都在疫情中表现出了不足。因此，针对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尤其是主要管辖归口并不在应急管理部门，且事件本身专业性极强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理顺应急管理体制和体系，将是未来需要长期关注和着力解决的问题。

2.3 对风险治理的影响

“后疫情时代”也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进程及与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的治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疫情对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以及基层治理都有着较大影响。在宏观层面上，张成岗[35]在现代化带来的全球进入风险社会的前提下，探讨了进入“后疫情时代”我国所面临的风险治理的几个大的挑战，主要表现为：社会治理需求和供求不匹配之间的挑战；风险不确定性与社会治理稳态特征之间的矛盾带来的挑战；社会治理要实现系统性、协同性及可持续性带来的挑战；常态转换为应急态的社会治理机制的挑战。因此，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将成为我国的重大任务，坚持以责任为中心的合作治理道路是实现我国风险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选项。

在微观社区治理层面上，杨思晓[36]运用施耐德和英格拉姆，以及麦克唐纳和埃莫尔提出的标准，将政策工具划分为命令性工具、宣传性工具、监管性工具以及能力建设性工具四类。这四类工具可以被看作横轴，日常防控与应急管理分别是纵轴的两端。他对朝阳区人民政府网新闻中心进行检索（关键词为“疫情”和“疫情防控”），得到99篇报道，并使用NVIVO 11对这些报道文字进行编码处理，基于编码处理结果，讨论了日常防控和应急管理两种状态下四种工具的使用情况。然后提出了朝阳区在突发公共卫生风险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相应对策。

3. 反思：超越变化的讨论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散发新常态后，中国学者针对不同领域的特点，从或宏观或中观或微观的层面，就实践中的困难或理论创新等不同方面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结果在我国面对突如其来的社会变迁与突发公共卫生应急方面起到了一点的引领和指导作用，但也同样存在着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

3.1 “后疫情时代”的界定问题

在以“后疫情时代”为关键词搜索得到的 篇文献中，绝大部分都没有对这个关键词进行清晰界定，因此有的论文中的研究内容就出现了偏差，比如有的论文其实是对疫情大爆发期间的相关问题进行的研究，尽管标题上使用了“后疫情时代”，但实际上讨论的仍然是“疫情时代”的问题，从而出现了文不对题的现象。还有的文章中混淆了疫情爆发时期和疫情从大爆发到常态化散发两种状态之间的差别，对何为“后”，“后疫情时代”与“疫情时代”的差异性没有进行区分和思考。

经过研究发现，仅有少量论文对“后疫情时代”进行了界定。这些界定，有的较为系统，有的则非常简单，只是提到了后疫情时代某一个特定特点，还有的属于引用。最早对“后疫情时代”进行清晰界定的是2020年4月1日的王竹立^[1]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他认为“所谓后‘疫情时代’，并不是我们原来想象中的疫情完全消失，一切恢复如前的状况，而是疫情时起时伏，随时都可能小规模爆发，从外国外地回流以及季节性发作，而且迁延较长时间，对各方面都产生深远影响的时代。” 同时，这篇论文从学校教育角度给“后疫情时代”做了一个标志性界定，“对学校教育而言，后疫情时代可从各级各类学校正式恢复学生大规模返校，开展面授时算起。”

郑宏等的论文这样界定“后疫情时代”。“对于中国来说，随着4月8日‘武汉解禁’，大规模疫情得到基本控制，全国大中小学陆续复学，我们就进入了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推进教学秩序全面恢复的阶段。在这个恢复阶段之中和之后，‘线上教学’都将成为高校师生教与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将这个阶段称之为教育领域的‘后疫情时代’。”此外，对后疫情时代进行整体性简单界定的还有李光等[19]，他们写道，“抗击新冠肺炎取得胜利后一段时期”就是“后疫情时代”。同一天发表论文的苏健[23]则提出了“后疫情时代”的主要特点是“逆全球化思潮”。

欧燕玲等[37]在发表于2021年1月28日的论文中引用了王竹立于2020年4月1日界定的“后疫情时代”概念，认为“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逐渐稳定，复工、复产、复学逐渐展开，我国开始进入‘后疫情时代’，即疫情不会完全消失，随时都可能小规模爆发，且这种状态持续时间较长，会继续对各个方面产生一定影响。”杨思晓2021年5月5日的论文中对社区层面的“后疫情时代”这样解释：“在2020年4月新冠疫情趋稳后，北京市社区疫情防控由‘封闭式管理’调整为‘常态化管理’，社区公共卫生治理也进入到后疫情时代。”[33]2021年6月22日，邓蓉等[38]也引用了王竹立的观点，认为 “从时间维度上来看，已形成疫情不确定性长链”就意味着该社会已经进入“后疫情时代”。

从以上对于“后疫情时代”的界定中可以看出，有的学者明确给出了我国进入“后疫情时代”的清晰时间点，如2020年4月8日的武汉解封可以作为标志。也有认为北京社区进入“后疫情时代”是在2020年4月。而其它学者基本上没有给出准确的时间点，只是分别从复工、复产、复学的角度来描述了“后疫情时代”的显著特点。

2020年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的召开，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役的胜利，同时在学术上，也意味着这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急状态结束，全国都完全进入了一种新常态疫情抗击时期，也可以说是“后疫情时代”。 这是从行政角度上较为通用的一种认为“疫情时代”阶段性结束的标志。

3.2 研究方法及研究设计的不足

从所使用的研究方法看，在截至目前检索到的4569篇论文中，定性、定量研究方法均有使用。问卷调查及相应的统计学分析法大多使用在教育领域对在线教学或线上线下融合型教学等新的教学模式满意度及使用意愿等态度调查类研究中。此外，简单的实地调研法也在一些研究特定领域，如在关于农民工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的研究[38]中使用。此外，理论分析类的方法，如SWOT法[10]也在一些文章中被使用。而定性的研究方法中，目前使用到的涉及文本分析法[33]、访谈法[36]、案例分析法[28]、比较研究法[28]等。总体看，在目前的“后疫情时代”相关文献中，将某一种或几种研究方法用于解决某个特定研究问题的研究设计上还略显粗糙，有些文章的研究方法的使用不够完整的问题表现比较突出。还有不少文章基本属于思辨型文章，缺乏在必要的研究方法支撑下的证据来证明观点。

这种情况的出现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释。首先是疫情发生是突如其来的，对突然出现的问题进行的研究，除了一直关注此领域的学者，大部分论文作者实际上并不具备充足的研究方法储备。鉴于这一领域大部分研究成果都是一些应急性的匆忙中完成的研究，与传统成熟领域的研究相比，研究方法使用的不完备也就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了。其次，这与我国人文社科领域中方法教育和方法训练不足的历史原因有着深刻的联系。从前文对文献的综合分析中可以看出，有关疫情的研究大部分为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而我国人文社科领域的规范方法论教育在大学普遍开展仍然处在不太成熟的时期。很多年龄较大的研究者在早年求学时期并未接受到规范的方法论教育，而且文科性质更强一些的学科，如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学科的方法论教育迄今也仍然是比较弱的，因此在研究论文的方法科学合理使用上，整体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随着我们长期处于“后疫情时代”，相关研究将会有更为充足的思考、调研时间，方法论教育将会越来越科学完善，这一现象将会得到改善。

3.3 论文学术价值与实践价值问题

基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突然性及其对生产、生活实践领域产生的重大影响，而这种影响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在目前检索得到的论文中，基于实际工作领域在面对疫情考验时所产生的思考和反思类论文占了很大比例。这部分文章中，大多理论依据不足，更多的是就实际工作中遇到的现实问题进行观点层面的思考，因此也缺乏较为细致的研究设计，更多地表现出了与单位工作总结类似的特点。

随着“后疫情时代”的持续存在，将现实问题提炼为学术问题，并进行更为严谨的研究设计的论文开始增多，且预计在2022年也将持续增加。在这种努力下，我们相信，论文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都将有一定程度的提升。

4. 结论与展望：以充足视角看后疫情时代

通过对“后疫情时代”的有关研究进行多维度多层次分析，可以看出，新冠肺炎疫情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和挑战普遍表现在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行业中。从首当其冲的教育教学模式的改变，远程工作及沟通方式中的扁平化特征的极大化，到物流配送的无接触方式，交通出行的共享定制模式的出现，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中国的学者们进行研究的主题。从微观生活、工作模式到宏观全球合作，人类未来文明发展的走向，这场新冠肺炎疫情正在改写着人类文明的走向。

我国及全球都将在不可预测的时间内处于“后疫情时代”。德国学者克劳斯·施瓦布和法国学者蒂埃里·马勒雷[39]于2020年6月开始着手撰写一本名为《后疫情时代“大重构”》的专著，旨在寻求克服因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全球危机的钥匙。但是也正如他们在书中所写到的，也许目前来分析这场疫情给世界带来的影响还为时尚早，因为有些影响还没有完全显现出来。但至少截至目前，我们可以发现，这场疫情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上都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国。在经济、社会、地缘政治、环境和科技领域，疫情早已经改变了很多。而在具体行业和企业，甚至是个人方面，疫情造成的影响更有待于我们去继续发现。

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中，政府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果断有力，广泛动员社会资源，开展强有力的社会合作，注重信息共享渠道及机制的建设，因此使国家能够较早且较为有力地走出疫情大爆发阴霾。但是在未来漫长的“后疫情时代”里，科学家们研究的主题都将是一种非常规科学（non-normal science）。正如托马斯·库恩[40]所言，当科学及面临反常或危机时，都要对现存范式采取一种不同的态度，而且他们所作研究的性质也将相应地发生变化。而这一改变，将带来的是科学的革命。

未来的“后疫情时代”，对中国整个国家和每一个基本社区单位来说，都将是一个长期的存在。从时间和空间维度，从疫情连续14天不再出现确诊者的医学维度，从生产、生活、学校教育的线下模式恢复维度，都可以对“后疫情时代”进行界定。而在这个未来的后疫情时代，对中国整个国家和每一个基本社区单位，都将是一个长期的存在。从事件和空间维度，从疫情连续14天不再出现确诊者的医学维度，从生产、生活、学校教育的线下模式恢复维度，都可以对后疫情时代进行界定。而在未来的后疫情时代，一切都将被重构，这将是中国人对未来的重构。

参考文献（略）

作者：陈樱花，单位：江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