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家书博物馆结了个缘

近日，我与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结了个缘，我珍藏的40多封数十年前爷爷和父母亲写的家书被其收藏了。

其实我并没有收藏家书的雅好。我从小生长在广东揭阳榕城，直至1977年考上湖南长沙的大学，之后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读书、毕业、留校工作。远离了家乡才让我有写信的必要和收信的机会。

在那通讯与交通都极不便利的年代，打电话是奢侈的，唯一联络方式便是那一封封贴上八分钱邮票的家书。我与父母的联络，全靠着一两个月一次的往返书信维系。那时父母亲为了谋生，也没有多少时间写信给我，偶尔来信谈及的大都是家里各种日常琐事和对我的问寒问暖。

起初我并未想到要保留这些书信。来信看过后，随手就搁置了，甚至有些当作废纸处理掉。直到后来工作渐渐忙碌，出差的次数也多起来，常常是信收到和读了，却来不及马上回复。待到有了空闲想要回信时，摊开信纸，却记不清上次父母问了些什么、嘱咐了些什么。于是便想了个笨办法，把收到的信读完暂时收起来，等有空回信时再一并取出来看一遍。就这样，逐渐积攒下了一些家书。

父亲给我的信极少，但有一封我记得格外清楚。那是我刚入职不久，父亲专门写了一封长信来，满满三页纸。信里详细地介绍了我爷爷和他的经历，说是家庭成分已经更正，要我安心工作，不必因此有什么顾虑。对于讲述家族故事的家书，我自然格外看重和给与保留。

给我写信最多的还是我母亲。母亲读书不多，写信比较费劲，字迹歪歪扭扭的，但写的内容我很喜欢看，每次读完她的信仿佛让我回到了她的身边。有时我反复看了好几遍，似能听见她用潮汕话念叨的声音。然而这样的信在1994年底戛然而止，我母亲因高血压突发脑溢血，没来得及留下一句话就离开了人世。之后，我忽然意识到留下的这些书信的珍贵，那些字迹里藏着的，是母亲的气息，是她坐在灯下等信时的盼望。

从那以后，我才真正有意识地把这些家书珍藏起来，用塑料袋封好，放进收藏箱里。因为那是我父母留给我的唯一财富。

后来，我又得到了一些更老的家书，那是我爷爷写给我父亲的。我爷爷1947年去了台湾的学校教书。1949年解放后，两岸音讯隔绝，爷爷与家人的联系只能通过香港的远亲辗转寄信回来。在那些年岁里，这样的家书是唯一的联络，父亲自然视若珍宝，每一封都小心地收藏着。父亲晚年与我大姐同住，他去世后，爷爷留下的那些家书便由大姐收藏着。大姐是个细心人，那些书信保存得很好。直到十多年前我回老家时大姐对我说，我是家里念书最多的人，懂得这些信的珍贵，也知道该怎么保存，因而就把爷爷和香港等远亲的信转给我收藏。我爷爷的那些信都是竖排和繁体字写的，我看起来很吃力，不过信里的字迹依然清晰，只是纸张已经脆黄，边角有些磨损。

这些书信又这样在我的书房里的收藏箱静静地躺了十多年。直到前段时间，一部叫《阿嬷的情书》的电影热播。我本是极少看电影的，但听说许多拍摄景点就在我小时候玩耍的榕城老街上，便专门去看了。银幕上那些骑楼、石板路、老井，都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景致。故事里的阿嬷守着那些“番批”等了一辈子，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我的父母亲的信和爷爷那些跨越海峡的信，其中的信息量远比“番批”多得多。这些家书还有一些特别的意义，至少它们记载着那个年代的社会风貌、经济状况、人情世故，还有海峡两岸特殊的交流方式等真实历史。

而另一个念头也浮了上来，现在自己也快70岁了，终究也有不在人世的那一天。现在年轻人也不在意收藏这些家书。到那时，这些信或许会被当作垃圾丢弃。若真是那样，便是辜负了父母、爷爷和姐姐等的一片心意。其实，我也曾想过把它们写成书，但我自知写不出动人的故事，写出来也不会有多少人看。想来想去，便想到了捐赠。

在网上一搜，我查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说是专门收藏和展示各类家书的特色博物馆，我马上觉得这是个捐赠家书的好去处。之后，我通过网站上的联系方式发了邮件过去，没想到很快就收到了工作人员的回复，态度热情而专业，通过加微信几次往来，谈好了捐赠事宜，签了合同，博物馆就寄来了收藏证书。这些家书被家书博物馆收藏，可能也同样被放在房子的某一角落，也不会被展览给观众看，但作为家书博物馆的馆藏资料，确实是一个比较安妥的去处，对于我来说也是一种对先人的纪念方式。

其实，如果要细细地叙述这些家书里的每一个细节和每一段往事，真可以拍出一部电影来。那些信里有母亲的叮咛，有父亲的教诲，有爷爷隔着海峡的遥遥相望，也反映了几十年前中国普通家庭的欢喜与忧愁。它们是私人的，却又是那个时代无数家庭共有的记忆。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接纳这些书信，愿这些承载着亲情与岁月的纸页，能在博物馆里遇见读懂它们的人，并让这些家书有机会开口说出其中的故事。

最后，祝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越办越好！也给博物馆的老师们道一声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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