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泛黄的腊叶标本，纸页上留存着 18 世纪探险者手写墨迹，辗转多国、历经战火劫难，最终安稳收纳于标本馆柜盒之中。很多人对植物园的印象局限于繁花绿植，但很少意识到，植物园真正的根基，埋藏在库房里不计其数的腊叶标本之中。这些标本是跨越时代的科学档案，见证了植物学从殖民时代王室探险，走向现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完整演变。巴塞罗那植物研究所（Institut Botànic de Barcelona，BC）保存的西班牙皇家拉丁美洲考察队标本收藏，为我们理解植物园古老根源与使命转型，提供了一份极具人文与科学双重价值的案例。

1 大航海余晖：西班牙王室的三次美洲植物远征

18 世纪后期，启蒙思想推动欧洲各国开启大规模海外博物考察，西班牙王室皇家美洲植物考察（Royal Spanish Expeditions to Latin America）先后组织三次重大植物探险，奔赴美洲殖民地开展植物调查，大量标本就此诞生。

第一次是鲁伊斯 - 帕翁考察队（Ruiz & Pavón Expedition，1777 - 1788），目标为秘鲁 - 智利总督辖区。核心成员包括首席植物学家伊波利托・鲁伊斯（Hipólito Ruiz，1754 - 1816）、何塞・帕翁（José Pavón，1754 - 1840），还有 胡安・塔法拉（Juan Tafalla，1755 - 1811）以及绘图师；法国医师约瑟夫・东贝（Joseph Dombey，1742 - 1796）受本国政府指派参与本次考察，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三世（Carlos III）要求他必须把全部观测副本留存西班牙，保障西班牙占有科考成果。考察结束后鲁伊斯与帕翁返回马德里，塔法拉继续留守南美，在厄瓜多尔、秘鲁开展后续植物采集。

第二次为塞塞 - 莫西尼奥考察队（Sessé & Mociño Expedition，1787 - 1803），即新西班牙皇家植物考察。植物学家马丁・塞塞（Martín Sessé，1751 - 1808）、何塞・马里亚诺・莫西尼奥（José Mariano Mociño，1757 - 1820）带队，踏遍如今墨西哥、危地马拉、古巴、波多黎各、加利福尼亚、努特卡湾广大区域，大量采集新热带区植物标本。

第三次是马拉斯皮纳考察队（Malaspina Expedition，1789 - 1794），由亚历山德罗・马拉斯皮纳（Alessandro Malaspina，1754 - 1810）指挥，兼顾美洲与远东自然资源调查，博物学者安东尼奥・皮内达（Antonio Pineda，1753 - 1792）、路易斯・内埃（Luis Née，1734 - 1803?）、塔德乌斯・汉克（Thaddäus Haenke，1761 - 1816）随行，足迹覆盖乌拉圭、阿根廷、智利、秘鲁、厄瓜多尔、巴拿马、阿拉斯加、关岛、菲律宾、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广阔地域。

这批远征带回数以千计腊叶标本，原本存放于马德里的皇家植物办公处（Oficina Botánica），计划编纂《秘鲁 - 智利植物志（Flora Peruviana et Chilensis）》，按照林奈分类系统发表大量新物种。但时代动荡打碎了这份宏大科研愿景：拿破仑战争重创西班牙国力，官方经费断供，志书出版陷入停滞。为换取收入，帕翁将大量标本出售给英国收藏家，大量西班牙美洲考察标本就此流散海外。

2 颠沛流离：一份标本收藏的坎坷迁徙史

并非所有标本都流向英国。1836 年，马德里自然科学博物馆学者马里亚诺・德・拉・帕斯・格拉埃尔斯（Mariano de la Paz Graells）促成一批美洲考察标本转售给巴塞罗那皇家文理科学院（Real Academia de Ciencias y Artes de Barcelona），这批标本源自马德里皇家植物办公处，经学者整理编目，归入科学院馆藏。

1925 年，植物学家 皮乌斯・丰特・克尔（Pius Font Quer）推动，科学院全部植物标本迁移至巴塞罗那自然科学博物馆，也就是今天巴塞罗那植物研究所（Institut Botànic de Barcelona，BC）的前身。帕翁的标本连同原始封装信封一并迁入，与其他小型历史标本馆合并保存至今。

故事并未到此结束。1930 年，巴塞罗那青年植物学者 何塞・夸特雷卡萨斯（Josep Cuatrecasas）赴柏林从事博士后研究。当时柏林 - 达勒姆植物博物馆（Botanischer Museum Berlin - Dahlem，B）是全球新热带植物研究中心。经夸特雷卡萨斯牵线，BC 馆藏这批珍贵美洲标本被借调至柏林，供德国分类学家开展研究。

厄运在 1943 年降临：盟军轰炸柏林，柏林 - 达勒姆标本馆遭到炸弹摧毁，超过九成馆藏损毁。万幸，这批来自巴塞罗那的标本得以幸存。原有的往来书信档案全部焚毁，学者 维尔纳・格罗伊特（Werner Greuter）依靠标本上一行铅笔手写小字 “Mus. Barcelona. Arten von R. et Pav.”，才还原出这批标本的完整流转经历。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初，历经战火的标本才终于归还巴塞罗那植物研究所，结束这场跨越大半个欧洲的漂泊之旅。

3 馆藏数据：695 份标本，读懂植物园标本库的科学价值

根据 Ibáñez 等人的系统整理，巴塞罗那植物研究所（BC）现存西班牙皇家拉丁美洲考察标本合计695 份腊叶标本（herbarium sheets），收纳于 23 个档案盒，采集时间跨度约 1778 - 1809 年，仅有 100 份标本带有原始采集日期。

标本采集人分布：帕翁 545 份、鲁伊斯 29 份、塞塞 26 份、东贝 7 份，内埃、塔法拉各 3 份；135 份标本标签为后世学者米格尔・科尔梅罗（Miguel Colmeiro，1816 - 1901）誊抄复制。除原始采集人手记，大量标签来自柏林时期德国分类学家修订记录，包含弗里德里希・马克格拉夫（Friedrich Markgraf）、库尔特・克劳斯（Kurt Krause）等多位学者的鉴定笔记，是不同时代植物学家对话的实物证据。

按考察来源统计，馆藏结构如下：鲁伊斯 - 帕翁考察队（Ruiz & Pavón Expedition）：419 份，主体来自秘鲁 296 份，智利 34 份，厄瓜多尔瓜亚基尔 2 份，87 份无采集地点；塞塞 - 莫西尼奥考察队（Sessé & Mociño Expedition）：170 份，占总馆藏 24%，主要来自新西班牙（今墨西哥一带）95 份，墨西哥 41 份，波多黎各、古巴哈瓦那等地亦有分布；塔法拉（Juan Tafalla）独立采集：38 份，秘鲁、厄瓜多尔为主；马拉斯皮纳考察队（Malaspina Expedition）：13 份，包含澳大利亚、厄瓜多尔、阿拉斯加、巴拿马标本；来源无法确定标本：55 份，大部分缺失采集地点信息。

研究者把全部标本标签信息录入数据库，更新古今地名，对照《秘鲁 - 智利植物志（Flora Peruviana et Chilensis）》《墨西哥植物志（Flora Mexicana）》等原始出版物，并且借助 国际植物名称索引（International Plant Names Index，IPNI）补全植物学名作者信息；全部标本清单作为论文电子补充材料公开发布，全球科研人员均可获取基础信息。

4 植物园从王室猎奇走向面向未来的守护使命

回望这批标本跌宕起伏的命运，我们可以清晰看见植物园的使命发生两次关键转向。

最初，植物园与标本馆是王室的科学工具。18 世纪西班牙皇家考察，由王室出资，目的是调查海外殖民地自然资源，服务帝国认知与开发。植物采集伴随殖民扩张，标本代表帝国对远方自然世界的记录。科学探索与时代背景深度绑定，标本的命运完全依附政权兴衰，战争、财政危机、人事变动就可以让珍贵收藏流散、变卖、四处漂泊。标本的保存高度依赖偶然运气，柏林轰炸的经历警示我们：人类积累的生物知识遗产极其脆弱。

而现代植物园的核心使命已经发生根本转变：标本不再只为王室服务，转变为面向全人类开放的生物多样性档案库。

第一，标本是分类学的实体凭证。新物种发表、类群修订、物种名称考证，都需要腊叶标本作为实物依据；第二，标本库是时间胶囊。从古老标本可以回溯历史上物种分布、物候，甚至可以通过标本分子测序，解析历史种群遗传信息，为当下生物多样性评估、保护提供基线参照；第三，开放共享成为新时代准则。巴塞罗那研究所将历史标本元数据数字化公开，打破物理馆藏壁垒，让全球研究者可以利用这份历史遗产，这与过去标本被私人买卖、封闭收藏形成鲜明对比。

当然历史标本也留下遗憾：大量标本缺失采集地点、采集日期，部分原始标签遗失，后世学者需要耗费大量精力考证溯源。这也提醒今天的植物野外工作者，规范记录采集信息，就是在为未来保存科学证据。

植物园的价值，从来不只在于观赏花卉。那些安静存放于库房的腊叶标本，承载着几代博物学家的跋涉，经历战争与迁徙，跨越数百年，持续为当代植物学、生物多样性保护输出科学证据。守护标本馆藏，本质上就是守护地球植物的集体记忆。

延伸阅读

IBÁÑEZ N, MONTSERRAT J M, SORIANO I. Collections from the Royal Spanish Expeditions to Latin America in the Institut Botànic de Barcelona (BC), Spain[J]. Willdenowia, 2006, 36(Special Issue):595 - 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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