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 世纪，植物标本馆、植物园不只是纯粹开展植物分类研究的科学场所，更是殖民权力生产知识的重要载体。贝亚特丽斯・法尔库奇（Beatrice Falcucci）的论文，梳理了意大利殖民植物科学的发展脉络，揭示了一条容易被忽略的历史线索：意大利的热带植物采集、标本保藏、农艺试验，从自由派殖民、法西斯帝国时期一直延续至战后发展合作阶段，知识体系、技术人员、机构载体存在显著的历史连续性，而这一连续性长期被学界所忽视。

19 世纪，沃德箱的发明改写了活植物跨洋运输的困境，让非洲热带的种子、幼苗得以跨越地中海抵达欧洲各大植物园，植物标本、木材样本、经济作物原料源源不断从殖民地流向意大利本土的科研机构。植物不再只是生物学研究对象，它变成了理解土地、评估资源、规划殖民农业的媒介。欧洲列强纷纷建立起服务海外扩张的植物园网络：英国邱园、法国 殖民试验植物园（Jardin d’Essai Colonial）先后落成，意大利也紧随这股潮流，在本土多地构建起一套完整的殖民植物知识体系。

1 本土的科学竞赛：巴勒莫与罗马的殖民植物学之争

意大利统一之后，伴随东非、北非殖民扩张，国内不同城市的科研机构竞相开展热带植物搜集。安东尼奥・博尔齐（Antonio Borzì）主持的巴勒莫殖民植物园（Giardino Coloniale di Palermo），于 1913 年正式设立。博尔齐希望该机构可以对标英国邱园、柏林植物园，致力于厄立特里亚、索马里殖民地烟草、棉花等经济作物的驯化与引种试验。他持续向意大利外交部索要殖民地植物种质，试图将巴勒莫打造为意大利殖民植物研究的南方中心，希望把佛罗伦萨展览会上展出的厄立特里亚标本留存巴勒莫，但这一诉求并未得到殖民当局完全支持。该园持续运作，直至 1975 年才撤销独立建制，并入巴勒莫皇家植物园本体。

与此同时，彼得罗・罗莫阿尔多・皮罗塔（Pietro Romualdo Pirotta）在罗马开展另一套宏大规划。1892 年，皮罗塔提出 “对领土完整且有序的勘察计划”，计划系统性勘探厄立特里亚殖民地，收集植物材料，编撰《厄立特里亚植物志》。他在罗马大学构建起意大利半岛第一座殖民标本馆，配套设立小型博物馆，除压制植物标本之外，还收藏植物纤维制成的器物、手工业制品，把植物资源和殖民地社会物质文化结合起来开展展示研究。受制于经费与阿杜阿战败之后的政策收缩，《厄立特里亚植物志》仅完成少量分册出版，但标本馆藏规模持续扩大，汇集来自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哈拉尔等地大量植物标本。1904 年皇家法令正式确立罗马殖民标本馆建制；1915 年，这批重要馆藏整体迁移到佛罗伦萨，归入新成立的意大利殖民标本馆，罗马的早期事业就此完成向托斯卡纳的转移。

2 佛罗伦萨：意大利殖民科学的枢纽

佛罗伦萨凭借深厚植物学积淀，逐步成长为意大利殖民农艺与植物研究的核心。这里很早就积累大量非洲标本：奥拉齐奥・安蒂诺里（Orazio Antinori）、奥多阿尔多・贝卡里（Odoardo Beccari）在 1870‑1872 年采集第一批埃塞俄比亚植物标本；之后，阿基莱・泰拉奇亚诺（Achille Terracciano）、阿戈斯蒂诺・帕皮（Agostino Pappi）、伊萨亚・巴尔德拉蒂（Isaia Baldrati）、埃米利奥・基奥文达（Emilio Chiovenda）等一大批学者源源不断把东非、利比亚标本运回佛罗伦萨，最终汇聚为今天的 佛罗伦萨热带标本馆的核心历史馆藏。

1904 年，吉诺・巴托洛梅伊・乔利（Gino Bartolommei Gioli）创立意大利殖民农业研究所，这是意大利殖民时代最重要的应用农艺机构，后来更名为海外农艺研究所（Istituto Agronomico per l’Oltremare, IAO）。研究所设立热带博物馆、温室、热带花园、昆虫与商品标本库；出版《殖民农业》（L’Agricoltura coloniale）期刊与《热带农业文库》（Biblioteca Agraria Tropicale）丛书。它一方面培训面向殖民地工作的农艺人才，另一方面大量收集全球热带经济作物样本，开展引种驯化。在法西斯时代，研究所深度服务自给自足经济政策：当时意大利受封锁，迫切尝试在殖民地引种 金鸡纳树（cinchona）获取治疗疟疾的奎宁，以此摆脱荷兰对印尼金鸡纳资源的垄断。尽管在厄立特里亚、索马里开展多次田间试验，但金鸡纳种植并未取得理想成效。这类项目集中体现：农艺科学被赋予明确政治使命，科学试验服务帝国资源自主与殖民治理目标。

除巴勒莫、罗马、佛罗伦萨之外，帕多瓦植物园、热那亚植物园（Orto Botanico di Genova）、波尔蒂奇科梅斯博物馆（Museo Comes di Portici）也保存大量利比亚、索马里殖民时期植物标本，形成遍布意大利半岛的殖民植物藏品网络。这些标本不只是植物学材料，更是一整套殖民时代土地勘察、资源评估的物质档案。

3 断裂还是延续：从殖民帝国到战后发展合作

文章最具启发性的观点，在于揭示一段常被历史叙事遮蔽的连续性：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意大利殖民帝国瓦解，但当年为殖民扩张建立的机构、技术人员、知识框架并没有随之消失，而是平滑转接到战后 托管行政与对外发展合作体系之中。

海外农艺研究所（IAO）就是典型代表。所长 阿尔曼多・毛吉尼（Armando Maugini）从法西斯时代一直任职到 1964 年。战后研究所继续参与索马里托管时期农业建设，接收索马里青年来到佛罗伦萨接受农艺培训；20 世纪 50‑60 年代，百余名索马里奖学金生来到意大利进修，留下完整的课程档案、实习报告、教学影像。朱塞佩・韦多瓦托（Giuseppe Vedovato），既是毛吉尼的学生，也是法西斯时期殖民问题研究者，战后转型成为欧洲议会政治人物、非洲研究学者，见证并参与了这套知识体系从 “殖民治理” 向 “发展援助” 话语的改写。很多曾经服务殖民统治的农艺专家继续参与对外援助项目；殖民时期积累的标本、调查报告、农业试验记录，直接被拿来用于后殖民时代的技术咨询。帝国的外壳崩塌，但科学技术人员、机构建制、调查范式实现了延续。作者提醒我们：这一段历史中，并没有发生彻底批判性的清算，殖民时代的知识遗产直接平移进入发展合作领域，这值得当代科学史与援助史研究者审慎反思。

4 历史留给今天的启示

回顾意大利的这段历史，可以和学界讨论较多的英、法殖民植物学相互对照。不同于英国大规模橡胶、经济作物的跨洲移植，意大利殖民存续时间相对短暂，也没有经历非洲橡胶热潮，但同样构建起完整的 “勘察‑采集‑驯化‑展示‑人才培训” 链条。标本馆、植物园表面是中立的科学空间，实则承载帝国对异域土地的认知、分类与管控。正如文中引用学者观点所言：殖民科学的一项核心工作，就是把充满偶然性的荒野自然，通过分类学、勘察报告、引种试验，改造成为可预测、可开发的资源对象。

时至今日，佛罗伦萨热带标本馆、原海外农艺研究所未刊档案，依然保存巨量一手材料。这些档案不只是植物分类学材料，也是一部被标本包裹的殖民‑后殖民知识史。当我们今天重新审视植物园、历史标本馆藏，不能只看到物种鉴定的科学价值，更应当追问标本背后的采集语境、权力关系，理解科学知识生产复杂的历史底色。

当殖民时代结束，曾经服务帝国扩张的科学机构与知识体系，如何完成话语的改头换面？这种知识上的 “延续性”，对于理解当代南‑北技术合作，提供了何种历史镜鉴？

巴勒莫殖民花园，1908年

1903年佛罗伦萨园艺家禽展厄立特里亚展馆

1961年索马里奖学金生教学参观活动

1960年索马里奖学金生结业证书颁发仪式

延伸阅读

FALCUCCI B. “Il progetto di una completa e ordinata esplorazione del territorio”: collezioni e saperi coloniali negli istituti, erbari e giardini botanici italiani da Romualdo Pirotta a Giuseppe Vedovato[C]//MARTORANO A, NAPOLI M. Archivi e patrimonio agrario: Conferenza Internazionale Firenze 6‑7 settembre 2021. Lucca: Civita Editoriale, 2022:5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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