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食家15——后知后觉的美味

曾泳春

陈楚生，《有没有人告诉你》。

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件
忽然感到无比的思念

    我在公司的几年间，有两个同事辞职去开了饭铺。他俩不约而同地把饭铺开在了公司旁边，即珠海香洲紫荆花路，这真是我们的福气，因为他们的饭铺解决了我的早餐和午餐。

    九叔的饭馆是专做早餐的。九叔并不老，想来当年也就40岁左右，但不知为何大家都叫他九叔。九叔长得人高马大，人却很温和。他人很温很好，却有些没出息，40岁了还是公司运货的，并且不是司机，只不过是辅助司机看管运送的货物，说白了就是个押车员。他每次押车回来，总喜欢坐在我们的板房里，有些呆呆的样子。

    我是到了广东以后才发现人们把工作叫做“搵食”，并表现出搵食的艰辛。那时全国其他地方还是国企当道，人们还不知道工作其实就是找吃的，还充满了主人翁的感觉呢！而后不久国企改革，大批人下岗，人们才开始懂得主人翁感根本就是一种幻影，这个世界不是共有的，有些人拥有太多，有些人却一无所有。总之，生计是艰辛的，这点似乎是广东人和闽南人最早体会到的，从这两个地方的人分别把工作叫做“搵食”和“找头路”就可见一斑。当年我妈要我读纺织，也说是比较容易找头路，毕竟是一门技术，可以吃到老。而到了今天，我丢了最基本的技术去写论文，已经不知能否把纺织这条“头路”吃到老，即使能，想来也是艰辛的——人生从来不轻松。

    说回九叔。九叔不太能干，他的老婆却非常能干。严格地说，那个饭铺根本就是九叔的老婆开的。那年九叔居然跌断了腿，连押车都困难了，老板就有些面露难色了。毕竟我们那时还属于中外合资企业，国有还占了一部分，不好随便开除员工，但计件制的工作让九叔几乎没有了收入。于是他老婆帮九叔办了辞职手续，在公司楼下开了个饭铺。九叔的女人主厨兼服务，进进出出地忙碌，而九叔就每天坐在饭铺里收钱，与我们这些来吃饭的前同事聊天。

    九叔两公婆的饭铺专门卖早餐，品种不少，但因为我天天盯着几样吃，事到如今也就记住了这几样：瘦肉汤粉，小肠汤粉，牛腩汤粉，潮州粉粿。想来九叔应该是潮汕人，因为潮州粉粿也只有潮汕人做，而小肠是闽南人和潮汕人都爱吃的。我的最爱是小肠汤粉，小肠即猪小肠，微带苦味，是我从小爱吃的。漳州人喜药膳，当归牛肉、杜仲猪腰、黄芪小肠、天麻猪脑，是我们的家常菜。而九叔的饭铺里出现了小肠汤粉和潮州粉粿，应该就是潮汕人开的了。广东人也是有趣，午饭和晚饭倒不见得大鱼大肉，但早餐却是要见肉的，所以各式汤粉成了广东人心仪的早餐。我每天早晨都会去九叔的饭铺吃一碗小肠汤粉，满满一大碗清清的汤粉下肚，一天的“搵食”开始了。

    而我其实最爱的是肠粉，而且是那种斋肠粉，不是现在饭店里那些加了各种馅儿的肠粉。光肠粉，浇一勺上好的酱油，米的香味和粉的柔韧，在嘴里化作一份感动，这份感动就叫做搵食艰辛的回报。

    另一个辞职去开饭铺的是公司的报关员阿敏。说道报关员，当年我研究生即将毕业找工作，去应聘广东的公司时，他们都要问我两个问题：会说白话吗？会报关吗？我很惭愧，读了18年的书，从6岁读到24岁，依然满足不了他们的两个要求：讲白话、报关。后来我去了珠海，也曾想过考报关员，也曾想过考会计，却都没有实现，最终考了博士——想来博士也并不比报关员和会计难考。职业本无高低，只有适合。

    就如爱情。爱情没有高低，只有适合。《A River Runs Through It》中，在兄弟俩长大后的人生岁月里，哥哥成了一名教授，而弟弟成为一个债务缠身的赌徒。从同一个“自我”出发的兄弟俩，有了迥然不同的社会认同的身份。他们各自爱着与他们的身份匹配的女人，爱情这种“自我”的东西，不会因为社会认同身份的不同而分出高低贵贱，爱情是平等的。（自引自《人生在此刻——圣加伦的清晨》）。

    阿敏嫁给了一个广东人称为“烂仔”的男人（所谓烂仔，应该就是混混的意思），于是辞了职，在紫荆花路开了家饭铺，专营午饭。阿敏的饭铺很有特点，所有的菜都是蒸出来的，每份午饭就是一小碗例汤、一碟蒸品、一小堆青菜、还有白米饭。阿敏把那些蒸品做得绝无仅有地鲜美，记忆最深的是三种蒸肉饼：咸鱼肉饼、咸蛋肉饼、香菇肉饼。我后来在上海也吃过不少广东饭店的蒸肉饼，都无法和阿敏的蒸肉饼相比，连根小指头都比不上。阿敏说，猪肉不同，她用的猪肉不是市场上买的。怪不得她的豆豉蒸排骨也那么好吃！

    自从阿敏开了这个饭铺，公司同事的午饭都在她这里吃了。我每天到那里吃午饭都要挣扎一番，想着吃哪一款，因为每一款都那么好吃，吃着咸鱼肉饼还想着豆豉排骨，还想着......真是难啊！阿敏的那个“烂仔”老公从此每天在饭铺里忙碌，收钱找钱。他有种坏坏的帅，也许正是凭此征服了能干的阿敏，而阿敏也收服了他。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一物降一物，降住的都是幸福。

    2010年我趁上海世博会放假回了趟珠海，怀着激动的心情跑到原来的公司。尽管公司已一片萧条，但还是有老同事镇守。令我惊奇的是，阿敏的饭铺依然开在紫荆花路，由她妹妹照管，已不见了阿敏和她那个“烂仔”老公。我没机会再次品尝阿敏的蒸肉饼，因为老同事争着请我吃饭，害得我那天的晚饭吃了三顿，一如2000年我辞职去读博士时，同事轮流请我吃饭，一直请到我出发去上海的前一天。

    我不敢说，我其实牵肠挂肚的是那一份肠粉——当年小贩推着自行车在染厂门口卖的光肠粉。每天早晨从集体宿舍走到车间去上班时，我都会买上一份，5毛钱的肠粉，放入一个塑料袋里，卖主麻利地给这份肠粉淋上生抽、辣椒酱和芝麻，我就捧着一路走一路用筷子挑着吃，走到车间门口，正好吃完。

    那样的一袋肠粉，伴随着我在宿舍与车间之间来来回回的青春，是一种后知后觉的美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