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本文发表于《学术界》杂志2026年第6期，引用时请注意杂志页码、

先秦楚辞作家人名研究的理念、方法与材料问题

——兼评《景瑳的家世、思想与作品》

姚小鸥

The Conceptual, Methodological, and Material Issues in Studying the Personal Names of Chu Ci Writers in the Pre-Qin Period—With a Review of Jing Cuo's Family, Thoughts, and Works

摘要：先秦时期的命名原则，是礼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战国楚辞作家的命名同样受其制约。《史记》所载屈原之后的楚辞作家景差之名的“差”字，先秦时期的基本意义是“贰”，即经典中常见的“副贰”“陪贰”，具有深刻的礼乐文化内涵。《景瑳的家世、思想与作品》一文关于景差之名当作“景瑳”的论证及结论，不符合历史学、文献学与文字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也不符合先秦时期的历史事实。该文所征引的文献往往与相关文献实际完全相反，甚至还存在子虚乌有者，故不可据信。

关键词： 礼乐文化  景差   《史记》传播  《反淫》 差字取义

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左传·桓公二年》记晋国大夫师服之言曰：“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听，易则生乱。”师服论“名”之要义被孔子所承继，而为春秋时期贤者共识。人名是“名”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的人名用字，为世所重。关于命名之法，《左传·桓公六年》载申繻答鲁桓公问曰：

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命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

上述命名原则，作为礼乐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不仅贯穿于整个先秦时期，并且在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战国楚辞作家之名也不例外。

作家之名及取名之义，历来是文学史研究的组成部分。因年代久远，记载多歧，相关问题往往难以遽下定论，故须在研究的理念、方法与材料等多个方面守正创新，以求寸进。

一 《史记》所记楚辞作家之名

楚辞代表作家屈原的“名”“字”，及《离骚》叙事主人公的“名”“字”（“正则”“灵均”）之命义，广为学者讨论。仅后者一项，《离骚纂义》一书所胪列即达十六家。

《史记》载有屈原之外的其他三位战国楚辞作家之名。《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宋玉、唐勒、景差等三位楚辞作家之名，从用字考查，其命名之义，亦合乎古人成例。

宋玉之名为“玉”。《说文·玉部》：

玉，石之美有五德者。润泽以温，仁之方也。䚡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絜之方也。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礼记·聘义》《管子·水地》及《荀子·法行》等言玉之辞，与《说文》互有异同，而基本精神一致。“玉”字既意义显豁，其用为人名，无多歧义。

唐勒之名，宜稍加讨论。《说文·革部》：“勒，马头落衔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将“落”“衔”二字分拆作解。关于“落”字，段氏说：“落、络古今字”。并引《释名》，“勒，络也，络其头而引之。”关于“衔”字，段氏解释说：“《金部》：‘衔，马勒口中’。”段氏合并两字之意总结“勒”字的内涵说：“此云落衔者，谓落其头而衔其口，可控制也。引伸之为抑勒之意。”依《说文》及段注，“勒”字的本义为控制马匹，引申为一般意义上的控制。其用为人名，有深意焉。《周礼· 保氏》：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

由上引《周礼》可知，周代贵族教育的“六艺”中之“五驭”，以及“六仪”中的“车马之容”，皆与驾驭、控制马匹有关。马匹及其驾驭，在古代的军事、政治，以及日常生活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由“五驭”之入六艺及其名目构成，可以推知驭马是一项古代贵族必须掌握的、具有复杂内容的基本技能。

《左传》的战争描写中，每每记述战前卜选主帅乘车的御者之事。《左传·僖公十五年》记，秦晋韩之战中，晋惠公“愎谏违卜”，不以战前所卜庆郑为御，终导致战争失败，惠公自身被俘。车御之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勒”字所包含着的先秦礼乐文化的其他内涵，这里不再展开，以免枝蔓。

出土文献的发现，给“勒”字蕴涵的内容作了生动的注脚。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一篇题名为《唐勒》的赋作，写“唐勒与宋玉言御襄王前”。经罗福颐、饶宗颐、吴九龙、谭家健，以及李学勤等学者的讨论，可知它是战国时期楚地的一篇散文赋，其内容与《淮南子·览冥训》相关文字高度相似，可以对读。该赋的要旨是阐发“精神踰于六马”“以弗御御之”的道家思想，开篇唐勒所言“造父登车揽辔，马协敛整齐，调均不挚”等情节，与唐勒之名形成有趣的关联。这篇文献的发现当然是偶然的，但从文艺反映生活的规律来说，该赋篇名与赋作内容的名、实之间又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关于景差之名，《中山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刊出的《景瑳的家世、思想与作品》一文，曾重点讨论。作为一个学术话题，这是有一定意义的。然而，该文秉持的观念，使用的材料，采用的学术方法，以及所得出的结论，都不可据信。由于《中山大学学报》是一份影响力较大的学术刊物，故此文的错误亟应加以厘清。

该文认为，《史记》所载战国时期楚国辞赋作家景差之名普遍为人们采信，然而用字其实有误，“应从《汉书》作‘景瑳’为是。”这一说法貌似新奇，然查该文论证，无一处合乎历史学、文献学与文字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完全不能支持其说。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该文所征引的文献竟有无可稽考者。其《摘要》说：“景瑳，今本《史记》中作‘景差’，应据《汉书·艺文志》作‘景瑳’。”按，《汉书·艺文志》是《史记· 屈原贾生列传》以外，明确记载有楚辞作家信息的早期重要文献。若其中确实有景差一名写为“景瑳”的记载，可以算是楚辞学研究史上的一个发现。然而该文所言，实子虚乌有。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记载屈原等楚辞作家姓名、作品等信息者共有两处。第一处位于《艺文志·诗赋略》的开篇，内容为：

屈原赋二十五篇。（自注：楚怀王大夫，有列传。）

唐勒赋四篇。（自注：楚人。）

宋玉赋十六篇。（自注：楚人，与唐勒并时，在屈原后也。）

第二处位于《艺文志· 诗赋略》之后叙中，内容为：

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喻之义。

由上引文可见，《汉书·艺文志》并没有记载与景差有关的任何信息，更不要说有什么不同于《史记》所载的“景瑳”之名了。

《景瑳的家世、思想与作品》的主体分为三个部分。有关景差之名的叙述主要集中在第一部分《景瑳之名与其家世》中。作者在这里说：

景瑳，《史记 ·屈原列传》作“景差”，至今很多学者也都据此作“景差”。而《汉书·古今人表》作“景瑳”。“差”“瑳”古同音假借。《史记》成书后长期在民间流传，传抄中时有脱误与用假借字者，学界人皆知之。《汉书》成书不久即藏之东观，汉和帝令班昭完善之，后来注之者约数十家，颜师古之注出而诸家方废。故原书极少误书与轻改。应从《汉书》作“景瑳”为是。

作者说，他的这一论断，“还有出土文献可以佐证”。并言之凿凿地说，“作‘差’则无论读哪个音，作何义，当时贵族之家都不会用来作人名。”然而，事情真是这样的吗？下面依据古代文献所载，对此分而述之。

二 《史记》传播与景差之名的文献学讨论

《景瑳的家世、思想与作品》一文所言之《史记》传播的历史，与《史记》《汉书》等早期可靠文献的记载完全不相符合。《史记·太史公自序》说：

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什么叫“藏之名山，副在京师”呢？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说：

    言正本藏之书府，副本留京师也。《穆天子传》云“天子北征，至于群玉之山，河平无险，四徹中绳，先王所谓策府”。郭璞云“古帝王藏策之府”。则此谓藏之名山是也。

由司马贞的上述注解，我们可以知道，这里的“名山”乃是“策府”（国家文献储藏之处，又称“册府”）的古雅之称。这一称谓传统后世成为惯例，如《册府元龟》之命名。汉代的“策府”，即国家文献储藏之所，有石渠阁和天禄阁等。不能认为《史记》成书后存于荒山野岭。

“太史公百三十篇”一目，既见之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著录。可见直到西汉之末，作为保存于汉廷皇家的“中秘书”，《史记》一直系国家藏书之府的藏品，这一情况到东汉亦然。

那么，《史记》在汉廷的国家藏书以外，是否另有保存和流传呢？答案是：有的。但史料显示，在《史记》的早期传播中，对其保存和阅读者，都是具有相当高的文化修养的人士，而非沦落于引车卖浆者流。在《汉书·司马迁传》所征引的《报任安书》中，太史公谈到《史记》的保存与所欲传播的目标人群时，用语是：“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都大邑”。师古注：“其人谓能行其书者。”前引《太史公自序》称这些“能行其书者”为“后世圣人君子”，两者含义相类，都是太史公寄予厚望的《史记》传播的目标人群。

历史上，汉廷国家藏书以外，保有和阅读《史记》的具体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史书最早明确记载的，是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汉书·司马迁传》说：“迁既死之后，其书稍出。宣帝时，迁外孙平通侯杨恽祖述其书，遂宣布焉。”这就是说，《史记》在太史公去世后，慢慢开始流传，然而直到杨恽读后，才有比较普遍的传播。《汉书·杨敞传》附有杨恽的传记，传中说：“恽母，司马迁女也。恽始读外祖《太史公记》，颇为《春秋》。以材能称。好交英俊诸儒，名显朝廷”。《汉书》所载杨恽《报孙会宗书》，颇得其外祖文笔之传，可称两汉散文中的一篇杰作。

另一位在《史记》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汉代人士为班固的伯祖班斿。《汉书·叙传》载班斿，“博学有俊材”，“上器其能，赐以秘书之副。时书不布，自东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诸子书，大将军白不许。语在《东平王传》。”班斿既得赐书，即藏之于家，其后人得以承继家藏。由是，班固之父班彪并班固本人，也都成为《史记》的早期读者。班彪、班固父子二人还都对《史记》有过专门研究。

前辈学者陈直先生所著《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一文，通过梳理文献，对《史记》的汉代读者，包括续写者及引用者有过比较全面的统计。兹择其要者节略如下：

《史记》的汉代续写者，有褚少孙、冯商等十数人。引用者有桓宽《盐铁论》（引用《史记》，节括原文之始），刘向书录各序（引用《史记》原文之始），延笃（注解《史记》之始），高诱撰注《吕氏春秋》及《战国策》（引用《史记》注释古籍之始）等。

以上所列《史记》的早期读者，皆为饱学之士。这些人士的身份与太史公期望之《史记》传播的目标人群——“能行其书者”，庶几无差。要之，《史记》在汉代的传播条件与《汉书》相比，并无逊色，甚或过之。

《景瑳的家世、思想与作品》一文关于《史记》和《汉书》的议论，涉及到两者的优劣问题。关于这一问题，前人多有讨论，这里不拟作更多伸延，但《史记》与《汉书》在记录先秦人物事迹时，孰者更为恰当与权威，关涉本文话题，须稍加述及。从道理上来说，该文既然引用了《汉书·古今人表》的材料，就不能不说到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对该表的论断。《廿二史劄记》的《各史例目异同》条，述及《史记》《汉书》诸表时说：

《史记》作十表……作史体裁，莫大于是。故《汉书》因之，亦作七表。以《史记》中《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皆无与于汉也，其余诸侯，皆本《史记》旧表，而增武帝以后沿革以续之。惟《外戚恩泽侯表》，《史记》所无。又增《百官公卿表》，最为明析。另有《古今人表》，既非汉人，何烦胪列？且所分高下，亦非定评。殊属赘设也。

上引文中，赵翼对《汉书·古今人表》的评论是“所分高下，亦非定评。殊属赘设”。那么，《史记》对人名的记述又如何呢？是否有不够严谨之处？这是本文需要重点关注者。《史记》人名，前人也有过关注与讨论。《后汉书·班彪传》所载班氏“论略”，曾认为《史记》所记人名体例不周。班氏说：

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著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

从表面来看，班氏所言，似乎是说出了《史记》的一个弱点，然而陈直在《汉晋人对史记的传播及其评价》一文中，经过对《史记》称谓的统计和分析，结合司马迁的学术传承与史学思想，发现《史记》人名如上引班彪所言之参差，不仅不是什么缺陷，反而正是其特点和优点。陈直先生说：

太史公本仿春秋而作史记，以为公羊长于例，左氏长于事，故各纪传中，寓褒贬的地方，则用公羊之例，记事实的地方，则用左传之事……公羊庄公十年传，解释春秋称国称人的身份：“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史记标题皆是用这种体例……分析来看，以称子为最尊，称字次之，正符合公羊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的意义……汉书标题，一律称名，在表面上整齐划一，是用他的父亲方法，与史记的史才，距离很远。

按照陈直先生所示，核查《史记》目录，可以发现，《史记》的书写中，确实特别注意人名等称谓。比如，孔子名丘，而《孔子世家》标题尊称其为“孔子”。《仲尼弟子列传》标题则称孔子的“字”“仲尼”，亦从弟子对老师之尊称。屈原名平，《屈原贾生列传》标题称其“字”曰“屈原”；称贾谊为“贾生”，与“郦生”“伏生”一样，是对大德硕学之尊称。这些，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屈原贾生列传》所载楚辞作家人名的可信性。

综上所述，从文献学的角度来看，《景瑳的家世、思想与作品》一文对《史记》人名书写的负面评价似乎可以搁置不论了。然而该文所提出的第二点理由，即“差”字的意义，涉及先秦礼乐文化中的重要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三  “差”字取义与古人命名

前引《景瑳的家世、思想与作品》作者之言说，“作‘差’则无论读哪个音，作何义，当时贵族之家都不会用来作人名”。这一说法与中国历史上人物命名的事实严重不符。考诸文献，先秦时期的人们，包括“贵族之家”，多有取“差”为名者。兹举数例如下。

《左传·成十三年》：

五月丁亥，晋侯以诸侯之师，及秦师战于麻隧，秦师败绩，获秦成差及不更女父。

按，此役秦军的成差及不更女父两人因战败被俘。据《左传》的注疏，不更为官爵之号，女父为人名。如此，则成差也必为人名。且其重要性排在第四等爵的“不更女父”之上，而为《左传》叙述重要战争时所首先纪录。

《左传·襄十四年》：

初，尹公佗学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学射于公孙丁。二子追公，公孙丁御公。（《杜注》：二子佗与差逐公）

上引文中，“佗”与“差”为私名，“尹公”和“庾公”为官爵之称，这是古人称谓的惯例。由此称谓构成，可知“庾公差”的身份是贵族。至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之名，人尽皆知，不必再列出处。

传世文献的情况如此，那么出土文献如何呢？先秦人物以“差”命名，在出土文献中也屡见其例。比如，《包山楚简》中就记有“乔差”等多位楚国官员的人名。出土古代兵器中，多见“攻敔王夫差”剑。其所载夫差之名，可与传世文献互证。出土青铜器所载先秦人名还有 “宋公差”（宋公差戈）“官差父”（官差父簋）等多种。这些名“差”者，都是具有很高社会地位的人。

总之，考校文献所载历史事实，可知《景瑳的家世、思想与作品》一文所言先秦贵族不会以“差”命名，完全是无根之谈。下面，结合古代字书所载，勾稽相关文献，对“差”字之义稍加疏解，从理论上来证明该说之讹。《说文》：

差，贰也。差不相值也。从左从垂。

据《说文》，“差”字在古代的基本意义是“贰”。此即经典中常见的“副贰”之义。据《左传》等各种可靠的先秦文献，春秋时期，此义又称“陪贰”。《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史墨对赵简子问曰：

物生有两，有三，有五，有陪贰。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体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诸侯有卿，皆有贰也。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

上引文中，以“体有左右”言“贰”之义，生动地说明了“差”的意义构成之理。“体”即人的四肢。四肢分为左右手臂，左右腿足，从而形成身体的匀称，并保证人体运动的平衡。社会组织的构成之理也是如此。

“差”字从“左”得声兼得义，“左右”是古人的常用语词，乃辅助之意。《商颂·长发》：“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毛传》：“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左右”在这个意义上，抑或单用，称“左”或“右”。这一意义上的“右”字，后多写作“佑”； “左”字，后多作“佐”。汉语常用词“保佑”“辅佐”，即由此派生。由本文论证之故，谨举先秦文献若干“佐”字用例如下。《左传·宣公十二年》：

夏六月，晋师救郑。荀林父将中军，先縠佐之。士会将上军，郤克佐之。赵朔将下军，栾书佐之。

上引《左传》中的“佐之”，乃辅助之意。是役，晋军以荀林父、士会、赵朔分别为中军、上军与下军的主帅，而以先縠、郤克、栾书三人分别任中军、上军与下军之副帅。用古人的话语，即任主帅之“贰”。

“贰”既为“副”，即往往有 “代”的可能。《左传·僖公十五年》记秦晋韩之战后，晋君惠公被俘，无法履行国君之职，遂即传言命太子圉，即后来的晋怀公为代：

子金教之言曰：朝国人而以君命赏。且告之曰，孤虽归，辱社稷矣。其卜贰圉也。（《杜注》：贰，代也。）`

前引《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季氏代鲁侯而行政，为事实上的“贰”。这里的“卜贰”就是以神权支持的法定的“贰”了。

那么，怎么理解《说文》“差”字的解说中，“差不相值”一语的内涵呢？这就涉及语言学上的一个常见而重要的问题，即词义的孳乳与变迁。《国语·晋语一》记晋献公与士蒍的一段对话，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副贰”一语的认识，还有助于我们对“差”字多重意义形成的理解：

十六年，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以伐霍。士蒍言于诸大夫曰：“夫大子，君之贰也。（韦注：贰，副也。）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左之也。吾将谏以观之。”乃言于公曰：“夫大子，君之贰也，而帅下军，无乃不可乎？”公曰：“下军，上军之贰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蒍对曰：“下不可以贰上”。公曰：“何故？”对曰：“贰若体焉，（韦注：体，四支也。）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韦注：倦，劳也。有贰，故不劳也。四体役身，故身之利。）上贰代举，（韦注：上，手也。代，更也。）下贰代履，周旋变动，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

上引文中，士蒍有关“贰”的一系列论述，这里不再多作讨论，然与引文中“左之”一语相比较，可见“贰”字的“副”“代”之义背后，有“等差”之义在其中。这也就是现代汉语中“差”字所含“差别”之意的由来。既明此理，益不可将今人的某些观念用来倒推古文之意。

四  学术研究的材料、方法与学风

《景瑳的家世、思想与作品》一文作者为了表示自己也注意使用出土文献，提出，景差之名当为“景瑳”，“还有出土文献可以佐证”。其列出的出土文献为北京大学藏汉简《反淫》中的一段文字，内容如下：

若张义（仪）、藓（苏）秦，孟柯（轲）、敦（淳）于髡，阳（杨）朱、墨翟，子赣（贡）、孔穿，屈原、唐革（勒），宋玉、景琐（差）之偷〈伦〉，观五帝之遗道，明三王之法，籍以下巧（考）诸衰世之成败，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是非，别同异，离坚白，孔老监（览）听，弟子伦属而争。

该文说：“笔者在2009年刊出的《再论<惜往日><悲回风>的作者问题》中即认为‘景差’应为‘景瑳’，但似乎很多人不以为然。现在有出土文献作证，应该不再怀疑。”

读者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以上所引北京大学藏汉简《反淫》中，并没有“景瑳”字样。相关简文被整理者释为：“屈原、唐革（勒），宋玉、景琐（差）之偷（伦）”。《景瑳的家世、思想与作品》一文的作者说，“景琐”就是“景瑳”。提出的理由是：“‘琐’显然也是‘瑳’之误书或由于笔画模糊被误识。”然而，对照《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肆）》所载汉简图片，可以发现相关简文异常清晰，不存在什么笔画模糊的问题（见附图）。那么，该文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唯一可能的原因是，该文作者没有读过这部出土文献，至少是没有读过这部文献的图版部分，而对相关内容加以相像的结果。

该文作者还说：“瑳”之所以被误识为“琐”，是“从笔画上看因上面都有点，且都是横笔多，易被误识。”按“点”和“横笔”都是汉字的基本笔画，怎么能用这样的思路和方法来进行文字辨析呢？《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肆）》的整理者如果看到有人指自己所整理的文献，因为这个原因而误识了汉代隶书，不知作何感想！

其实，如果具有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依据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材料，对“景差”之名用字作进一步的讨论是可行的。

据文献记载，在历史上，“景差”一名曾出现过多种写法。古人注释《史记》《汉书》时，对此也有所留意和说明。刘宋时期裴骃所作《史记集解》关于“景差”之名，引徐广曰：“或作‘庆’”。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说：“按：《杨子法言》及《汉书·古今人表》皆作‘景瑳’，今作‘差’是字省耳。又按：徐、裴、邹三家皆无音，是读如字也。”《汉书》的《颜师古注》在对《汉书·古今人表》“景瑳”所作的注中说：“瑳音子何反，即景差也。” 

由传世古籍及出土文献所载，可知在唐代及其以前，史书中，有关“景差”之名的用字，至少有“差”“瑳”“庆”“琐”等四种。尽管当时的史家对此尚有各种不同的认识，但从上引《汉书》的《颜师古注》“即景差也”这一断语来看，早在初唐时，对《史记》所载“景差”一名的用字，人们已有相当普遍的认可。这是因为，最早的文献记载，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不宜轻易否定。

《景瑳的家世、思想与作品》一文的论述要点，无不存在严重的错误。究其原因，除了不熟悉先秦文献、缺乏文字学和历史学的基本知识以外，还在于该作者不能秉持严肃的治学态度。其所引文献中，子虚乌有者不止《汉书·艺文志》一处。比如，该作者说：“景氏是楚平王之后”，“‘景平王’即楚平王”。其在《中山大学学报》2024年第6期31页的注2中，所言其出处是黄锡全、刘森淼所撰《“救秦戎”钟铭文新解》一文。事实上，在《“救秦戎”钟铭文新解》这篇文章中，并没有出现过“景平王”的字样，该文作者也没有论述过这个问题。

先秦楚辞作家的人名，是楚辞学的重要论题。相关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应进行深入的总结和思考。传世和出土文献资料的使用，都需要进行广泛地开拓和慎重地甄选。每项研究，都应该力争对学术有所贡献，而不是用来作为猎取个人名利的工具。遵守学术规范，端正学风，不仅是年轻一代学人的必修课，长期活跃在学术界的资深人士，对此更负有重大的责任。这些，都是我们撰写本文的出发点。因文章主题的关系，谈到《景瑳的家世、思想与作品》一文时，本文仅涉及其中第一部分的错误。该文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也同样存在着大量的知识、逻辑与学风问题。对此，我们将另撰文讨论。

（附图）

作者简介：姚小鸥，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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