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8 日，我在科学网上传了《中山大学学报回复我的“外审意见”的分析之一》，获得网友们的关注。那篇博文因为篇幅的关系，仅简要分析了《中山大学学报》编辑部在转达“外审意见”时进行说明的部分。从本篇起，对该“外审意见”六条逐一介绍，以使该“外审意见”的学术内涵得以呈现。并希望能藉此对当代期刊学术论文“双向匿名评审”制度的完善起到积极的作用。

       外审意见择要的第一条，内容如下：

一、核心论证逻辑存在“双重标准”嫌疑。作者在批判《景瑳的家世、思想与作品》一文时，反复强调其“不符合历史学、文献学与文字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并以此为由全盘否定对方的结论。然而，作者在为自己立场辩护时，却采用了相对宽松的标准。例如：文章在第四部分承认，“景差”一名在历史上确有“景瑳”“庆”“琐”等多种异文，并引用《史记索隐》和《汉书·颜师古注》说明“瑳”与“差”互通，甚至直言“今作‘差’是字省耳”（即“差”是“瑳”的简化写法）。这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景瑳”之名存在的文献基础。【按，其中有衍字，本文照原文录下】

【简析】

        如上所引，该条外审意见称，我撰写的《先秦楚辞作家人名研究的理念、方法与材料问题》一文，“核心论证逻辑存在‘双重标准’嫌疑”。外审意见对所称“双重标准’嫌疑”的举证为：

作者在批判《景瑳的家世、思想和作品》一文时，反复强调其“不符合历史学、文献学与文字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并以此为由全盘否定对方的结论。然而，作者在为自己立场辩护时，却采用了相对宽松的标准。

      按：《先秦楚辞作家人名研究的理念、方法与材料问题》一文用大量的事实说明，赵逵夫发表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六期（中山大学百年纪念号）上《景瑳的家世、思想和作品》的写作，“不符合历史学、文献学与文字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伪造文献，即伪造著名史学经典《汉书·艺文志》所无的内容。

       ②曲说《北京大学藏汉简《反淫》篇的文字，说该篇竹简中非常清晰的“瑣”字，就是“瑳”字。“由于笔画模糊被误识”。事实是，该简文十分清晰！（见附图）该文作者还说：“瑳”之所以被误识为“琐”，是“从笔画上看因上面都有点，且都是横笔多，易被误识。”这真是闻所未闻的文字学理论！难以想象还有人能用如此神奇的方法来进行文字辨析。《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肆）》的整理者如果看到有人指自己所整理的文献，因为这个原因而误识了汉代隶书，不知作何感想！

      ③赵逵夫的前述文章说：“作‘差’则无论读哪个音，作何义，当时贵族之家都不会用来作人名”。《先秦楚辞作家人名研究的理念、方法与材料问题》一文，用《左传》等大量的文献材料证明了，先秦时期贵族之家用“差”作人名不少。至于历史名人夫差之名就不用说了。

        仅由以上三个方面来看，赵文的论点、论据和论证难道不是“不符合历史学、文献学与文字学的基本方法和原则”吗？这样极为荒唐的、严重不符合学术规范的论证及其结论不应该被否定吗？

       该“外审意见”还说，我撰写的《先秦楚辞作家人名研究的理念、方法与材料问题》“在为自己立场辩护时，却采用了相对宽松的标准。”以此作为否定我的文章价值的根据。该“外审意见”就此提出的论证是：“文章在第四部分承认，‘景差’一名在历史上确有‘景瑳’【按：此处“景”字应该是衍字，照原谅录下】‘庆’‘琐’等多种异文，并引用《史记索隐》和《汉书·颜师古注》说明‘瑳’与‘差’互通，甚至直言“今作‘差’是字省耳”（即“差”是“瑳”的简化写法）。这实际上已经承认了’景瑳‘之名存在的文献基础。”

          按：我的文章说：“由传世古籍及出土文献所载，可知在唐代及其以前，史书中，有关‘景差’之名的用字，至少有‘差’‘瑳’‘庆’‘琐’等四种。尽管当时的史家对此尚有各种不同的认识，但从上引《汉书》的《颜师古注》‘即景差也’这一断语来看，早在初唐时，对《史记》所载‘景差’一名的用字，人们已有相当普遍的认可。这是因为，最早的文献记载，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不宜轻易否定。”文献中“景差”一名有写为“景瑳”者，本是史学界人们所知的常识，这与赵逵夫伪造经典文献，曲说出土文献，毫无根据地否定“差”字在先秦时期可作人名的荒唐学术错误之间，有何关联？何以能据此否定我文章中对赵氏的批驳？

    如上所述，我的文章在勾稽文献所载景差之名的异说后，指出：“早在初唐时，对《史记》所载‘景差’一名的用字，人们已有相当普遍的认可。这是因为，最早的文献记载，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不宜轻易否定。”试问，这里有什么“相对宽松的标准”吗？“外审意见”提出的荒唐结论与其证据之间有什么联系？

    还应该指出的是，该“外审意见”将我文章所引《汉书·颜师古注》语中，“即景差也”这样结论性的关键部分去掉，然后扣上“采用了相对宽松的标准”的帽子，在学风上是极为恶劣的。该“外审意见”六条皆此类荒唐的论述，我们将在以后逐一撰文分析。

    《中山大学学报》主编对这样完全不靠谱的“外审意见”竟然完全采信！这一现象提示我们，不仅对《中山大学学报》的编辑工作应该进行审核，对现行所谓“双盲”审稿制度应该加以反思。

【附图】这是赵逵夫文章所称出土文献《反淫》篇中，被北大学者误识的的“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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