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在郑州国棉六厂当工人，业余时间自学，常向前辈讨教。请教比较多的是河南医学院（现在并入郑州大学）的朱秋林教授和石炯教授。

    文革开始后，大学不招生了，后来招一部分“工农兵学员”，也是有一定背景才能上，我为此而苦恼。有一天，我到河医康复二路小平房的朱家去聊，朱伯伯的一席话让我终生不忘。他说：上了大学其实还不会什么，我上大学的时候，磺胺是新药，盘尼西林（青霉素）还没有发明，工作所需知识大都是毕业以后学习所得。这些话，给我很大的启发，对我的一生都有重要影响。

      这里，说一下我和朱教授一家的关系，以及我所知道的朱教授的一些历史。朱秋林教授的小儿子沪成（朱宪人）是我在开封市北门大街小学附属幼稚园上学时的同班同学，后来我们先后转学到郑州市建新街小学，也是同班，在郑州四中上初中的时候，是同校、同级，不在一个小班。我曾有博客《一碗稀稀的面条》讲到我们之间的友情。https://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31888&do=blog&quickforward=1&id=618434

    朱教授的二儿子畿成（朱宪民）是我幼稚园和小学的高班同学，和我姐姐一个班。畿成兄是一个厚道人，他后来当了牙科医生，为家母解决牙科问题帮助很大，我感激他，这个情分永远不忘。朱教授的大儿子朱宪华大哥比我们大许多。我们上幼稚园的时候，他已经上中学了，但也有来往，并对我多所帮助。我曾有博文《朱宪华大哥和我的第一次大连之行》记述之。https://wap.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531888&do=blog&id=507170

     朱教授的两个女儿朱婉华和朱英华我也都熟识，特别是婉华（我跟着泸成叫她婉姐）对我很照顾。媛姐（朱英华）因为大学毕业后长期在外地工作，来往不很多，但待我也很亲切。这里说一下前面提到的“康复二路小平房”的朱家住所。朱教授是名教授，原来住的是楼房，文革中被赶下乡，因生病而不能下乡的婉姐被安置在康复二路的小平房里。朱家从下放的地方回来，全家也被安排在这个小区（权且这样称呼）。据官方悼词，朱教授系山东高唐人，1912年4月出生，1987年11月30日逝世。他于齐鲁大学物理系肄业（1935年5月），南京军医学校大学部医科毕业（1939年9月），中华大学化学系毕业（1944年7月），曾先后任军医、主任医师、教官、科长、队长、医院院长等。我前几年在朱家看到朱伯伯解放初期手写的一份履历表，上面写着：他在抗战期间，曾任国军第九十二军的军医处长，抗战胜利后复员，任北平医院院长。朱教授在解放后历任上海徐汇区卫生事务所所长、河南大学医学院教授、河南医学院教授，河南医学院卫生系创系的系主任，兼任《河南医学院学报》主编等。

    文革中，我到河南医学院看大字报，上面提到朱伯伯和石伯伯这样抗战期间曾在国军中服务的医生，都给予“历史反革命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定性。因为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所以在牛棚里和下放后还给他们发一点生活费，复课以后，逐步允许他们重新教书，工资也慢慢恢复到文革以前的水平。   

    听朱伯伯讲，抗战期间，朱伯母带着孩子们到军中寻亲，他去迎接，在贵州、四川之间遇敌机轰炸，翻车受伤，断了两根肋骨。文革中大串联的时候，我曾在四川坐卡车从重庆到永川，挂在山崖边边上的公路让我提心吊胆。想到朱伯伯当年的遇险，不禁感慨万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