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其名著《文史通义》中，有关于战国文献性质的精要论述。该书《诗教上》说：“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官师守其典章，史臣录其职载。”是以，文字皆施于管理国家之实用，而不为 “一人之著述”。“著述至战国而始专之明验也。”

       有关战国以降所传与“古”时有关之著述的性质，即其是否属于后人之伪托。章氏说：“兵家之有《太公阴符》，医家之有《黄帝素问》，农家之《神农》《野老》，先儒以为后人伪撰，而依托乎古人； 其言似是，而推究其旨，则亦有所未尽也。盖末数小技，造端皆始于圣人，苟无微言要旨之授受，则不能以利用于千古也。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焉。中或不能无失，要其所自，不容遽昧也。以战国之人，而述黄、农之说，是以先儒辨之文辞，而断其伪托也；不知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实非有所伪托也。然则著述始专于战国，盖亦出于势之不得不然矣。著述不能不衍为文辞，而文辞不能不生其好尚。后人无前人之不得已，而惟以好尚逐于文辞焉，然犹自命为著述，是以战国为文章之盛，而衰端亦兆于战国也。”

      章氏之论，可以概括为：战国以前因为社会发展阶段及由此而决定的社会制度原因，没有私人著述，但并非没有各类知识的传递。各种知识的掌握及传递，亦由文字承载，而由官守师传之道传播。至战国而由各学派著为文章。流传下来的即各家所述，或以古人之名，或以传人之名义。章氏有关战国文献性质的论断，在判断出土战国文献的性质方面，颇具启发性。以清华简为例，即是整理者，也对其所示年代有所怀疑。比如《周公之琴舞》一篇，其小序明确作者为周公与成王，且成王之作有传世本《诗经》的铁证。但参与整理的学者，仍然怀疑其为战国时人伪托。此种情形当援以章学诚氏之上述论断辨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