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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谁是独立的岛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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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艾滋病的防治，有两句话耳熟能详———“最好的疫苗是宣传”。“最大的问题是歧视”。反歧视是艾滋病防治领域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这已经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共识。那么什么叫歧视？为什么会歧视？什么人在歧视？这些看似简单的问题，恰恰也是最本质的问题，往往被忽略了。
提起反歧视，人们大多会说，“无知造成恐惧，恐惧带来歧视”。“卖淫嫖娼吸毒会感染艾滋病”、“为了防治艾滋病，对艾滋病感染者要关爱”。这些看似有道理其实经不起推敲的论断被很多人接受，一定程度上误导了反歧视的方向。
防治艾滋病的反歧视工作应该站在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用悲天悯人的大慈悲情怀和普世的同情心、爱心来对待。
本文作者从１９９８年起介入艾滋病报道领域，曾深入到河南艾滋病防治重点村，与感染者面对面的交流；在中华预防医学会的支持下，到海南的戒毒所和贵州的社区进行考察，并且多次参加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组织的防治艾滋病宣传报道培训，还以授课老师的身份参与了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媒体反歧视培训。与艾滋病防治领域的医学、新闻学、社会学、法学专家及感染者组织进行了长时期的交流、沟通、探讨。在刚刚参加完全球公共卫生记者培训和第１６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后，形成此文，以飨读者。
1、三个问题凸显出歧视内涵的复杂性
第一个问题：你如果知道了自己的办公室同事是艾滋病毒感染者，还会不会与他们一起工作？
240名学员里面，230人的回答是：“愿意。”
第二个问题：你如果知道了家门口那个饭馆的老板是艾滋病毒感染者，还会不会在他那里吃饭？
240名学员里面有30人表示：“还会吃。”
第三个问题：你如果知道孩子幼儿园的老师是艾滋病毒感染者，还会不会让孩子继续在这个老师的班上读书？
240名学员里面，只有9个人表示还愿意继续让自己的孩子在这个老师的班里上学。
这三个问题是笔者在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媒体反歧视培训班上讲课时的开场白。
其实，与一个艾滋病毒感染者在一起工作、吃他开的饭馆的饭或者让孩子在一个感染者老师的班里上课，都不会感染艾滋病的。
说起艾滋病的防治，大家都说最大的障碍是歧视，但是从上面3个问题的回答上可以看出，歧视的内涵是很复杂的，人们会根据自己的利益相关性，对同一个性质的问题做出不同的选择。
什么叫歧视呢？
众人的回答多是：看不起别人、孤立他们、疏远他们。
《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歧视，不平等地看待。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法律政策工作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李楯对歧视的定义是：没有正确理由的区别对待和手段与目的的不一致性。
不吃感染者老板饭馆的饭，不让孩子在感染者老师的班里上课，目的是为了防止艾滋病毒的感染，但是这些做法与艾滋病的防治没有关系，这种区别对待就是歧视。
笔者曾经问一位学员为什么不愿意到艾滋病毒感染者老板开的饭店里吃饭？该学员回答：担心对方把血撒到饭里，或者切菜不小心把手指切破，流血到菜里。那这样的几率有多大呢？对方回答其实不大。主要是心里不舒服，怕对方报复社会。笔者又问他：大家按普通人那样对待他，他报复社会的几率大？还是都不去他那里吃饭，不理睬他，让他走投无路，去报复社会的几率大呢？回答是后者。
2、如果说无知造成恐惧，恐惧引来歧视，那么对艾滋病知晓率很高的医护人员，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歧视又是什么原因呢？媒体对艾滋病的妖魔化报道，只会加重歧视不会吓跑艾滋病的。
在艾滋病的问题上，为什么会出现歧视呢？一直以来，比较“权威”的一种说法是：无知导致恐惧，恐惧造成歧视。乍一听，这话有道理。可不是吗，由于对艾滋病的不了解或者了解得很片面，导致了对艾滋病的恐惧，人的自保心理被放大后，就要远离，自己无法远离，就要想办法让感染者远离，最后造成歧视。但是，协和医科大教授、艾滋病防治专家、被称为“中国安全套先生”的张孔来教授对大医院的医护人员所作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医护人员不愿意治疗护理艾滋病毒感染者。就在去年的11月下旬，笔者以一名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名义到北京的6家医院（三级甲等、二级和社区医院都有）输液治疗感冒，均被这些医院的医护人员以“您的情况特殊，我们治不了。”“您的医疗垃圾我们无法处理”等事实上不能成立的理由婉言拒绝。
要说对艾滋病的熟悉和知晓，恐怕没有比医生更多的了，但是，医生为什么要歧视呢？
中国全球基金艾滋病项目办公室项目官员陈仲丹说：“在反歧视的问题上，医生、记者、教师是重点教育人群。因为他们的歧视行为，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
一位女大学生告诉笔者，她感染艾滋病毒后，当地ＣＤＣ的医生很严肃地告诉她：你绝对不能让别人知道，不然你就完了，千万要保密。休学一段时间，准备重返校园的时候，她说她担心自己会遇到三道关卡，第一道是学校的大门，有可能被师生堵住不让进；第二道是宿舍的门，会被室友堵住；第三道是教室的门，会被同学们堵住。但结果是三道关卡根本不存在，很多认识的人还主动与她打招呼，晚上还有好朋友拎着水果到宿舍里看她，一切正常。她苦笑着说，如果那三道关卡存在的话，媒体肯定会闻风而动的，但由于我的返校波澜不惊，所以媒体也没有认为这是新闻。
记得在２００２年的时候，笔者在一个艾滋病防治的研讨会上，与北京佑安医院艾滋病“爱心家园”当时的护士长隋雪英坐到了一起。隋雪英知道笔者是记者后，马上说：“你们这些记者呀，就喜欢耸人听闻。想当然地编一些故事吓唬人。靠吓唬是不能预防艾滋病的。”
原来，一些媒体在炒作一个“大新闻”：大连一个叫傅红（化名）的女青年感染艾滋病毒后，她的父亲嫌弃她，感到丢人，就用家里的手工绞肉机把女儿砸死了。
多么恐怖、多么残忍！大家可千万别得艾滋病，不然在家里都会有生命危险的！
莫非中国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的生存状况真的已经到了如此“危险”的境地？
听了隋雪英的介绍才知道，这是媒体想当然的炒作！
傅红在“爱心家园”住院３个月，就是她的父亲在照顾她。由于艾滋病毒导致免疫力低下，她患了罕见的腹部肿瘤，伤口流脓，病房内臭不可闻。她的父亲毫无怨言陪着她。每次输完液，父亲都要用傅红的衣袖袖口盖住她手背上扎针的位置，仿佛怕着凉似的。
这个四口之家，老伴是胃癌，大女儿是重度精神抑郁，小女儿是艾滋病，全家就靠老傅的退休金生活。在傅红弥留之际，已经３天３夜没有睡觉的父亲，精神崩溃，喊了一声：“算了吧，都别活了。”用绞肉机砸死傅红，然后自杀，但未遂。
本来是一起由于贫困、疾病引发的家庭悲剧，却被不负责任的媒体拿来，进行了一次对艾滋病的妖魔化宣传。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指出：对艾滋病的妖魔化宣传本身就是一种歧视，而这样的宣传又会加重现实中的歧视。
3、艾滋病从一出现就被打上了意识形态和道德烙印。人们知道某人感染艾滋病毒后，最想知道他是怎么感染的，然后决定是给予同情还是蔑视
笔者曾经问过学员们这样的问题：我由于贫困，到外地卖血，结果感染了艾滋病毒，同情我的请举手。９５％的人举手。
我因为跟人共用针具吸毒，感染了艾滋病毒，同情我的不到１０％。
我因为找小姐没戴安全套，感染了艾滋病毒，同情我的不到３％。
笔者问大家：吸毒、卖淫、嫖娼会不会感染艾滋病毒呢？９０％的人回答会。
笔者再问大家：如果一个人用针具注射吸毒的时候，从来不与别人混用针具，他会不会因吸毒感染艾滋病毒？如果一个人在性行为的时候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使用安全套，他会不会中招呢？大家都回答说不会的。
所以说只有不安全的吸毒、性行为和不规范的采供血行为才有可能造成艾滋病毒的感染。艾滋病与吸毒、性行为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笔者还问过学员一个问题：如果你知道了我是一个感染者，你最想知道的问题是什么？９０％的人说最想知道是怎么感染的。
西安一个感染者组织的负责人国亮说：“有很多人第一次见面就问我是怎么感染的，我很清楚对方将根据我的回答决定是给我同情还是蔑视。所以我的回答是：我是晒太阳感染的。”
艾滋病从刚被发现的时候起，就被打上了深深的道德烙印。
1981年6月4日，洛杉矶卫生部门发布的公告称，5个男同性恋患有非常罕见的肺炎。这是世界上首次对艾滋病的披露。
那时，美国的同性恋者刚刚走向公开，公众对同性恋的了解极为有限，教会强烈谴责同性恋，认为艾滋病是上帝对同性恋的惩罚。
里根总统本人就曾经说：“也许是上帝降下了这场瘟疫……不正当的性交违背了十诫。”直到卸任前一年即１９８７年，里根才在公开讲话中提及“艾滋病”一词，但艾滋病已经出现６年了。
艾滋病这个名词刚到中国的时候，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国家道德败坏的结果，是坏人才得的病。
所以当我们发现自己身边出现艾滋病的时候，出现一时的失语也就不足为怪了。湖北感染者小吴说，他们村有人因卖血感染了艾滋病毒，大家都歧视他，孤立他。小吴当初对这个感染者也是很歧视的，“别人怎么歧视他，我也怎么歧视他。”直到有一天，小吴也被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毒。
他说起先那段时间感到很不好意思，担心自己面临双重歧视———没有感染的要歧视他，已经感染的也不会接纳他。那时村里的感染者已经不少了，最初的恐惧已经过去，他担心的结果没有出现，自己还成了感染者生产自救小组的负责人。
4、反歧视要防止“伪关爱”，要杜绝“阶级斗争思维”。应认可这样的理念：最宝贵的是生命，哪怕是边缘人、你不喜欢的人，他们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一样宝贵。
提到反歧视，必然要说到关爱。很多对艾滋病毒感染者和患者的治疗、救助机构被冠以“爱心家园”、“关爱之家”等温馨的名称。
对感染者不能歧视，要关爱他们。那么关爱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防治艾滋病采取的一个具体策略，还是基于对人、对生命的尊重？
２００２年，笔者在预防医学会的组织下到贵阳考察社区预防艾滋病的情况。在一个社区里与感染者座谈的时候，发现一对男女青年表现得很积极。当地ＣＤ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女青年小琴（我给她起的化名）是感染者，小伙子是她的恋人，不是感染者。他得知小琴是感染者后，仍旧与她在一起，鼓起了小琴生活的勇气，后在ＣＤＣ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他们双双成为志愿者。
笔者以《有尊严地活着多美好》为题采写了小琴的自述，展示了一名感染者在爱人、社会的帮助下重新鼓起生活勇气的心路历程。但是，这件事被一些媒体紧紧抓住小琴结婚这一点，给小琴起了一个极具侮辱性的名字“艾滋女”，然后津津有味地进行狂轰滥炸。编造出小琴二人要到北京结婚，全国预防艾滋病宣传员濮存昕将主持婚礼等假新闻。
本来是应邀到北京开座谈会的小琴二人，坐火车进北京站后，车刚停稳，数十名记者对着车厢狂奔而去，吓得小琴二人与陪同的贵阳ＣＤＣ工作人员赶紧转移车厢，最后直到火车进了车库，才悄悄溜出来。在非常保密的情况下，小琴二人到北京的故宫、颐和园等景点游玩，第二天，就有报纸登出了小琴二人游玩的照片。还有的媒体说小琴夫妇幸福地偎依在一起，憧憬着美好的明天云云。一名出租车司机对笔者说：“得艾滋病也能成明星呀，挺好的！”
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说，有些媒体不但对艾滋病人妖魔化，而且也把艾滋病人娱乐化、工具化。表面上看是在关爱，其实是在娱乐他们，靠他们吸引眼球。这种关爱是一种“伪关爱”。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法律政策工作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李楯说：“在艾滋病的反歧视方面，关键不在于是不是知晓，而在于你最基本的态度：对生命，对他人的态度，对疾病的态度。是不是认可这样的理念：最宝贵的是生命，哪怕是边缘人、你不喜欢的人，他们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一样宝贵。涉及到他人时，能不能做到不伤害对方？”
说到这里，笔者不由得想起了我们影视剧中对“污点人物”可悲的命运安排：一个警察，没能经受住美人计的诱惑，被迫给黑社会当了卧底。后来，经过痛苦的反思，向组织上交待了自己的问题，并且戴罪立功，为打掉这个黑社会立下大功。这个人最后的命运该是什么样的呢？
很多学员说，他最后的命运应该死去。
的确是这样，类似“污点人物”的命运在最后要么是替男主角挡子弹，要么是与坏人搏斗被杀。
为什么要让他们死呢？因为他们有污点，让他们活到剧终，继续当公安是不可能了，说不定还要坐监，有些可惜，怎么办呢？让他很悲壮地牺牲，这样的安排最简单麻烦也最少。而其骨子里流露出的是对“污点人物”的不原谅和对他们生命价值的不认可。
一直以来，我们的价值判断呈现出极端化的特点，一个人或者好，或者坏，没有中间地带。而且好人不能犯错误，只有坏人才干坏事，干了坏事就是坏人，对坏人是不能原谅更是不能同情的。
这种极端片面化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不但在影视作品而且存在于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已经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惯性思维———艾滋病是“不正当性行为或吸毒的人”才会得的病。你得了艾滋病，那你就有“不正当性行为或吸毒”，你有这些行为，你就不是好人，你不是好人你就不值得同情，你就活该。
这种思维就是“文革思维”、“阶级斗争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如果不改变，反歧视会流于表面，关爱也只能成为一种形式。这种思维方式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观念屏障。
想起了英国诗人约翰·堂恩那著名的诗句：“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
(本文已刊登于保健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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